宜兴紫砂器起源与明代名家茗壶

摘要：宜兴紫砂陶器的烧造是一个较漫长的历史过程，迄今为止，有关宜兴紫砂的起源问题依然没有统一的意见，明代紫砂名家及其作品也需要更深入的探讨。本文拟对这两个议题中的一些问题作简要论述。

一、关于紫砂器起源观点的辨析

由1976年江苏宜兴蠡墅村羊角山窑址的发现所引发的宜兴紫砂陶器烧造时间上限的争议，是20世纪中后期该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各方的争议围绕两种不同的观点——北宋说和明代中期说。

   1. 关于北宋说

由于我们现在无法对北宋说进行科学而客观的甄别和确认，加上北宋的文学作品中除了提及“紫泥”以外，并没有明确的地域概念，因此目前很难确定他们指的就是宜兴的紫砂器。

北宋诗人梅尧臣《依韵和杜相公谢蔡君谟寄茶》诗中“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一句提到的“紫泥新品”经专家研究确实不是指宜兴紫砂，而是指建窑天目瓷（北宋时，朝廷在建安即今福建建瓯建有御茶园，梅诗中的“紫泥”即指此）；再如蔡襄《北苑十咏·试茶》中“兔毫紫瓯新，蟹眼青泉煑”也有“紫瓯”之词,“紫瓯”即建窑的兔毫盏。因此，羊角山窑址的出土物很难确定为北宋烧造。鉴于上述情况，紫砂器为北宋创烧的观点有待商榷。

   2. 关于明代中期说

至于明代中期说，历史文献和近人研究基本上一致，大家都无法否认供春制壶的传说，这一点，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依然是最权威的著作。之前没有一部关于紫砂的专著，因此，后人了解的紫砂历史仅仅局限于金沙寺僧和供春是最早的紫砂实践者。

“金沙寺僧……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炼，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是指他制作的紫砂陶缸、罐之类的大件物品，供春学艺应始于学习制作这类器物。但后人对他的评价似乎主要在紫砂壶方面，按照《阳羡茗壶系》所述，都认为明代正德时期当地人吴仕（字颐山）的家童供春在陪同其主人于金沙寺读书期间，跟随善制陶器的寺内僧人学艺，创制了紫砂壶，受到世人的欢迎。直到今天，供春壶还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虽然人们很难确定哪些是真正的供春壶。

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距离宜兴丁蜀镇十余里的金沙寺遗址西北二三里地的任墅石灰山附近发现了一处龙窑群，推测为明代窑场，在其附近还发现少量紫砂残片。根据记载，最初烧造紫砂器时没有专门的窑炉，系在缸窑内烧成，“自此以往，壶乃另作瓦缶，囊闭入陶穴，故前此名壶，不免沾缸坛油泪”。因此有专家认为，初期的紫砂器极有可能在任墅石灰山一带的龙窑中烧成。

1966年南京司礼太监吴经墓中出土紫砂提梁壶上也有“沾缸油泪”痕迹（图一：1），所以明代嘉靖年间宜兴紫砂器的制作技艺已日趋成熟，该壶的出土具有断代意义，它使我们了解到初创期紫砂壶的典范样式。与之同时期或前后的类似作品，如2002年江苏金坛市金沙广场明代水井中出土的提梁壶（图一：2），腹身较高，弯流，无装饰，极为朴素，呈现出与吴经墓壶基本相似的风格。但水井中共出多把提梁壶，时代或可能有早晚。

2005—2006年宜兴蜀山古窑址的考古发掘者根据出土情况，判断宜兴紫砂陶的烧造不早于明代中期。发掘者认为：“推测金沙古井发现的紫砂壶、罐当是明代晚期茶肆残留，其年代大致与青花小碟年代相当，在正德和崇祯之间。因此，羊角山、蜀山明代地层、金沙古井和吴经壶的年代均为明代晚期。”这一学术观点被媒体引申、解读为紫砂器始烧于明代晚期。

二、几位明代宜兴紫砂名家及砂壶作品考证

明代宜兴的名家紫砂壶是宜兴紫砂的精华。名家紫砂器与瓷器不同，均为单件制作，很难把传世的带名家名款的明代作品全部对号入座，因此出土紫砂器就成了最有说服力的断代依据。虽然出土紫砂数量十分有限，较难明确反映明代宜兴紫砂工艺的发展历史，但从目前海内外发现的明代紫砂壶分析，明代晚期宜兴紫砂陶器的制作确已蓬勃发展。

1.时大彬

除了宜兴紫砂窑址的标本外，国内出土明代或明末清初紫砂器的遗址或墓葬主要有江苏南京吴经墓、金坛水井、泰州工地，福建漳浦卢维桢墓，江苏江都曹氏墓、无锡锡山华师伊墓，山西晋城市泽州张光奎墓，陕西延安市杨如桂墓，四川绵阳城区、三台窖藏，江苏泰州西郊、句容春城、丹徒县古井、镇江市水泥厂，河北正定梁维本墓，江苏无锡南禅寺，北京赵西漳墓，江苏徐州明代卫所遗址等。这十几件紫砂器均为考古发掘第一手资料，最早为明嘉靖前期，最晚为明末清初。其中有八把壶刻时大彬款，可知时大彬在晚明时期的名声之大，而且墓主人绝大多数是朝廷官员或有身份者，说明在当时能够拥有时大彬制作的紫砂壶的人都不是普通平民。

福建省漳浦县明墓出土的时大彬制紫砂壶

时大彬制紫砂壶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大彬”“天香阁”款提梁壶  南京博物院藏

据文献记载，明晚期制作紫砂壶的能工巧匠很多，在清代文献中明代的砂壶名家稍有增加。其中以时大彬最令人注目，被称为“大家”，李仲芳、徐友泉之名也不虚，其时有“壶家妙手称三大”之说。当然，时大彬的制壶水平最为突出，明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中记述“时彬壶不可胜”，“如名窑宝刀”，所言确实不虚。另据记载，徐友泉学时大彬后，“种种变异，妙出心裁。然晚年恒自叹曰：吾之精，终不及时之粗也”。徐友泉作为时大彬的徒弟，这一评价虽难免有溢美之词，但也确实道出了其与师尊的差距之大。

尽管晚明时人对时大彬的为人处世颇有微词，谓“其人朴野，黧面垢衣”，“渠但嗜酒，焉知其它”；“大彬，塼埴之工，治壶。家贫，性嗜酒，挑达迂疏，负气自亢”。但明清时期有的评价则反映了文人士大夫阶层对其作品的总体赞美和肯定，如“往时尚龚春茶壶，近日时彬所制，大为世人宝惜，葢皆以粗砂制之，正取砂无土气耳。随手造作，颇极精工”，“茶具宜雅洁，今时大彬之沙壶，士大夫皆珍之”。

2.陈用卿

出土的紫砂名家款识作品中，河北正定名门望族梁维本墓出土的“陈用卿制”款壶（图二），形制与工艺均属上乘，落款字体工整。由于我们过去不了解陈用卿其人及其陶艺作品与落款风格，因此无法对之作出正确判断。据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记述：“陈用卿，与时同工，而年会俱后。尝挂吏议，在缧绁中。俗名陈三呆子，式尚工，致如莲子、汤婆、钵盂、圆珠诸制，不规而圆，已极妍饬。款仿钟太傅帖意，落墨拙，落刀工。” 这里最应注意的是“款仿钟太傅帖意，落墨拙，落刀工”。从三国名家钟繇书法的作品上可看到，陈用卿款铭确模仿其笔意，具有相似风格，如钟繇“荐季直表”中的“用”字，“宣示表”中的“卿“字 （图三）。看来梁氏墓的这件作品应是陈用卿本人所制。

文献记载陈用卿属非正常死亡，这位宜兴紫砂的能工巧匠卷入了明末的政治斗争，为家国政治捐躯了。据清李驎《虬峰文集》记载：“陈用卿，善为壶。起义为兵所杀。”同书卷十九中“书乙酉殉难记后”记录乙酉年为清顺治二年（1645年）。所谓“为兵所杀”，实即为清兵南进时发生的事件。其时，追随南明的“丹阳诸生袁钟、宜兴陈用卿、金坛张景漌、景潮皆从王死义”。周高起谓陈用卿“负力尚气，尝挂吏议，在缧绁中”。“缧绁”是指捆绑犯人的绳索，引申为囚禁于监狱，指的是他可能 因非议朝政而成阶下之囚。

可以看出，陈用卿是忠于明朝、有着鲜明政治观点的人，他因明朝的政治而下狱，又为反清复明而死节。根据陈用卿死于顺治二年的史实推断，梁维本墓壶虽是在顺治七年（1650年）墓主人下葬时作为陪葬品埋入墓中，但明末时该地即已陷于战乱，因此其制作年代当在明代。

   3. 惠孟臣

惠孟臣款器物传世很多，出土紫砂壶中也有同名款制品，但由于文献记载语焉不详，学术界对惠孟臣的生活年代一直未能有明确的认识：有认为是雍乾时人，有认为是明末清初人。目前国外有研究资料可证明其活动时期早在明末，但国内依然有不少学者认为他是雍乾时人。

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所藏“天启丁卯年友善堂孟臣制”紫砂壶（图四），被认为是目前发现最早、最确切的惠孟臣紫砂壶。天启丁卯年为明天启七年（1627年），研究者认为：“维博这件孟臣纪年壶可靠，是因为它配有17世纪末的欧洲鎏金银（原本应该还有链子，但已遗失），表示这茶壶在17世纪已到了欧洲，不会是后来的仿制品。”还有一件有纪年的惠孟臣款紫砂壶由罗伯逊（W. M.Robertson）个人收藏，底有“壬辰仲秋荆溪惠孟臣制”款，壬辰年应为清顺治九年（1652年）。

研究者认为，“根据这两把可靠的纪年壶，我们可以计算出，惠孟臣的活跃年代是天启丁卯到顺治壬辰（相当于1627—1652年）这25年之间”。国外发现的两件孟臣款壶是专供外销的贴花折枝梅花纹制品，证明惠孟臣参与了这种专供外销的贴花制品的制作，而且两件作品时隔25年，表明他在陶艺生涯中不时地制作外销壶。

清康熙时人刘源长的《茶史》记载：“今徐友泉、陈用卿、惠孟臣诸名手，大为时人宝惜。皆以粗砂细做作，颇极精工。”该文把徐友泉、陈用卿、惠孟臣列为同时代人应是可信的，因为刘源长在清初已入仕朝廷，知道惠孟臣其人。

惠孟臣款紫砂菊瓣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三、关于紫砂器的科学测试

近年来古陶瓷科学测试技术解决了很多疑难问题，并已广泛运用于紫砂研究。上海博物馆科学实验室曾对馆藏紫砂器进行分类测试，“根据测得的一些微量元素（Ni，Cu，Rb， Sr， Y， Zr，Cs， Nb，Ba，Ce等）的含量作元素分布图，将明代、清代、现代紫砂壶数据列入图中，可以看出：明代和清代紫砂壶存在数据交叉，明代紫砂壶与现代紫砂壶数据明显分开；但清代和现代紫砂壶存在数据交叉。可见，年代的早晚可明显区分，不同烧造时代的作品可判断年代，但是处于中间年代的最难区分。

已经测试的有时大彬、陈用卿、李仲芳、惠孟臣等署明代名家款的器物，以及清代名家款识的器物。对这些作品，过去已有不少研究结果，有的年代较早；有的年代很晚，属于近世仿制。可见，名家作品的断定要一锤定音依然很难。兹举上海博物馆馆藏中年代较早且已经测试的三件紫砂壶为例，作如下辨析。

    1.  “源远堂藏大彬制”款壶（1） 

通高6.2、口径9、底径8.7厘米，扁体，底部刻款识，以较粗的调砂泥制成，造型稳重而细巧。此壶历来被认为是时大彬本人制作，后因有人提出异议，转而谨慎看待。如：有专家主张此壶与南京博物院藏“大彬” 、 “天香阁”款提梁壶“泥质完全相同，颜色、火候、制技似出一人之手”，但后者被定为清代作品；也有专家认为天香阁款壶“应系明末高手仿制”，所以亟需借助科学手段测试。

源远堂款大彬壶，通过测试推测其时代或能早到明代或接近明代，但是否大彬本人制作难以肯定。另外，明代有源远堂，为嘉靖时名人沈錬堂名。沈錬为权奸严嵩所害，其子嗣亦在朝为官，但沈氏源远堂的后人是否订制过紫砂壶不得而知。

    2.  “惠孟臣制”款壶（2）、 “孟臣制”款壶（3）

前者连盖高9.5、口径6.4、底径6.2厘米。泥质细腻，制作稳重朴实，有浑然天成之趣。后者通高8.9厘米。两件壶特点相似，底部有双方栏“惠孟臣制”、“孟臣制”图章款，但是否出于孟臣之手尚难确定。在紫砂研究领域，有图章款的紫砂壶一直难以被定为年代久远的作品。

除惠孟臣壶外，上海博物馆科学实验室测试中明、清、现代紫砂壶数据自觉分开的情况，显示了两件惠逸公款的紫砂壶年代也较早。虽然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定惠逸公晚于惠孟臣，但两者的辈份实际上并不清楚，此次测试似乎把两人作品的时代连贯起来了，惠逸公器相对稍晚。由于惠逸公可能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后仍然在世，属清代名家，本文暂不作深入探讨。

上述在实验室测定中被列为较早年代制作的紫砂器物，是根据微量元素含量予以确定的，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其年代也具有大致的准确性。科学测试为我们的辨析厘清了大致的年代范围，相信未来的紫砂器研究可通过这种方式对鉴定进行辅助判断，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文章出处：陆明华《宜兴紫砂器起源与明代名家茗壶研究》，《东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