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满洲八旗由原始部落逐步发展而来，奴隶一直存在于其整个社会和经济的运转过程之中，征战除了满足生存和壮大实力的需求外，掠夺人口也是主要的目的之一。八旗制度建立后，旗户需要提供壮丁披甲入伍，同时也要有足够力量进行农耕和后勤保障，这就需要大量的奴隶来维持满洲这个战争机器的有效运转。  满洲早期时奴隶的来源很多，天命三年，即公元1618年以前，奴隶主要是努尔哈赤在多次兼并战争中，以及多次对辽东和朝鲜、蒙古的掠夺行动中而来，大部分是其他女真部落和索伦诸部等通古斯小民族及蒙古人、汉人、朝鲜人。后来随着军事任务的需要，大量其他部落女真人和索伦诸部人都被解放，纷纷被编入旗披甲入伍，这其中也有这些所谓野人不习农耕地原因。随着辽东全面战争的爆发，大量被俘汉人开始成为满洲奴隶的主力。皇太极登基后，几次长城破口，大有数以十万计的中原汉人被掠去关外，当时的满洲拥有数量庞大的奴隶。1618年后，不再把所掠战俘全部分给官吏和旗兵，一部分战俘被允许建立家庭。当然满洲人也不全是自由人，也有很多因为犯罪或生活所迫自卖为奴者，也有部分不能向本旗提供披甲人，又不能足够缴纳粮食的，也会被罚充为奴隶。天命九年，即1624年，努尔哈赤又采取了更为严苛的制度，对于辽东自由的汉民重新分配土地，开始设立高比例人头税，有能力者可维持自由身份，不能按规定缴纳者，即被罚为奴隶。  满洲八旗的奴隶分为两种，一种叫阿哈，一种叫包衣尼亚玛。阿哈是耕种奴，是专门为旗人耕种的奴隶，社会地位最为地下，几乎没有赢取自由的机会。而包衣则不同，他们大都是主人的贴身仆从，主人披甲入伍，很多时候会将包衣一同带去，如果包衣在作战之中立有战功，很有肯能就会因功成为自由民。努尔哈赤时期对奴隶的限定很多，且制度严苛，到了皇太极时期，其眼光更远，之后甚至允许部分奴隶参加科举考试。1620年前后，属于汗王和诸贝勒的奴隶被编入包衣八旗，他们专门为爱新觉罗家族服务。到了顺治年间，属于皇帝直管的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奴隶直接变为内务府的衙差。上三旗的奴隶属于皇帝个人，其中很多人非常富有，同时拥有很大的权利，成为实际上自由民。而下五旗的各亲王直属奴隶则成为旗人，但与一般旗人不同，属于不自由旗人，条条框框很多，而原属于旗兵的奴隶，则仍属于原主人。 满洲入主中原后，各旗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很多汉民由于害怕自己失去保障，纷纷将土地转让给内务府和一些勋贵官吏，很多人自愿为奴，这样最起码还有可能重新租种土地，保持原有状态，否则被剥去土地，驱赶到别处，不但还要缴税，前途更是未卜，这些人被称为带地投充人。此时，旗人与奴隶间的关系更像传统的主仆关系，而非奴隶制社会的原始关系，带地的奴隶独立性更强，但仍会被主人随意倒卖，但形成的契约关系，最起码不会倒退回努尔哈赤时期的随意打杀的原始状态。满洲占领辽东全境后，开始控制主人随意杀害奴隶，因为奴隶是征战的重要保障，主人杀死一个奴隶，要领受鞭笞一百，同时缴纳响应罚金，如果是官员，则会被就地免职。很多汉人不愿被充作奴隶，逃亡事件层出不穷，为了防止奴隶大量逃脱，顺治年间颁布极为严苛的刑法来制裁隐藏逃奴者。到了康熙年间，政策开始松动，1682年清廷宣布，年老体弱者和顺治元年之前变为努力者，经主人认可后，可以释放，成为自由民，但是并包括年幼者。如果主人愿意释放顺治元年之后的奴隶，只要他们能够赎买自身，那也可以成为自由民。  奴隶获取自由有很多方式，一是主动报告主人的叛国罪证；二是在征战中里有战功者，如果战功卓著，那么他的父母亲人均可以成为自由民。但是清廷比较限制奴隶成为旗兵或者官吏，许多旗内官职空缺，会明确规定必须由非奴隶出身者填补，甚至到了雍正年间，仍有相关规定旗内下层军官不得出自奴隶。当时的奴隶已经可以赎买自身，且有法律保障，但是很多主人并不愿意，他们大都在旗地山耕种，过着名义上的自由生活，即使到了乾隆年间，法律明确了他们的合法身份，但事实上改变不大。事实上，很多人更愿意所谓的奴隶生活，因为国家比较安定，普通旗户人口增长，而土地比较有限，这样致使大量依附旗地的民户被驱赶出旗，过上了朝不保夕的生活。  清朝前期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平稳，政府有较大的能力维持整个八旗旗户的生活，旗民也可以尽最大力量的拥有奴隶奴仆。但到了鸦片战争之后，政府财政失衡，无力再为旗人提供优厚保障时，所谓奴隶也开始逐渐消失。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