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通论》的“靶子”
《哲学通论》是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应运而生”的。它有三个直接的针对性:一是如何理解哲学,二是怎样进行哲学研究,三是如何变革哲学教育。
首先是对“哲学”的理解。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哲学界在“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阐释中外哲学史”和“反思世界性的现代化”的聚焦点上,引发出一个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究竟如何理解我们所研究的“哲学”?对“哲学”本身的追问,并不是抽象地追问“什么是哲学”或“哲学是什么”,而是包含着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从“历时态”上看,关系到全部哲学史上对哲学的各异其是的理解;从“同时态”上看,关系到现代哲学对哲学的各执一词的理解;从“理论性质”上看,关系到对哲学与常识、宗教、艺术、科学等相互关系的理解;从“派别冲突”上看,关系到对人们所熟知的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等相互关系的理解;从“理论形态”上看,关系到对哲学的人类性与历史性、绝对性与相对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理解;从“社会功能”上看,关系到对哲学的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的理解。整部《哲学通论》的出发点,就是以上述问题为“靶子”,集中地论述了我对“哲学”的理解。
《哲学通论》开门见山地提出:“哲学不是宗教,为什么它也给予人以信仰?哲学不是艺术,为什么它也赋予人以美感?哲学不是科学,为什么它也启迪人以真理?哲学不是道德,为什么它也劝导人以向善?难道哲学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吗?”这是每个接触“哲学”的人都渴望回答又难以回答的问题,也是每位“哲学家”都苦苦求索又莫衷一是的问题。由此切入,不仅回应和激发了人们追问“哲学”的渴求,而且直接地进入了“哲学之为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哲学与常识、宗教、艺术、科学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当代中国哲学语境中的“哲学与常识”和“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
正是在反思和辩证这两个关系的进程中,《哲学通论》提出和分析了人类把握世界的“三个层次的概念框架”,具体地探讨和辨析了常识、科学和哲学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从而形成了哲学不是常识和科学的“延伸”和“变形”,而是对常识和科学的“反思”和“超越”的总体性结论。对于人们最为困惑的“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这个结论的基本点就是:科学以“整个世界”为对象,从而形成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部思想”;哲学则以科学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部思想”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反思”包括科学在内的人类全部活动中所隐含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对构成思想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展开批判。因此,哲学就是“反思”,哲学的“反思”就是“对思想的前提批判”。这是《哲学通论》对“哲学”的根本性理解,也就是我所提出的关于哲学的“解释原则”。2016年出版的《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以这个“解释原则”为“灵魂”而敞开了哲学的可能的“理论空间”:对构成思想的基本信念、基本逻辑、基本方式、基本观念和哲学理念的前提批判。从这两部著作的关系上看,《哲学通论》和《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构成了我的哲学研究的“解释原则”与“理论空间”的相互规定、相互阐释的上篇、下篇,系统地展现了我所理解的“哲学”。
其次是怎样进行“哲学研究”。《哲学通论》的“导言”是“进入哲学思考”,《哲学通论》的最后一章是“哲学的修养与创造”,它的“头”和“尾”的针对性,都是怎样进行“哲学研究”。
关于“哲学”,人们最为“熟知”的说法就是“爱智”。然而,何谓“爱智”?“爱智”的哲学如何“爱智”?《哲学通论》的“导言”以辨析“智慧与爱智”、“熟知与真知”、“名称与概念”、“有知与无知”为内容,具体地回答了哲学何以“爱智”和如何“爱智”的问题。这就是:“哲学智慧是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变革的智慧。它启迪、激发和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永远敞开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空间,促进社会的观念变革、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工艺改进和艺术创新,从而实现人类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在《哲学通论》最后一章的开头,对于 “爱智”的哲学又做出更为深切的概括:“哲学,它不是抽象的名词、枯燥的条文和现成的结论,而是人类思想的批判性的反思的维度、理想性的创造的维度。它要激发而不是抑制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力,它要冲击而不是强化人类思想中的惰性、保守性和凝固性,它要推进而不是遏制人们的主体意识、反思态度和创造精神。”学习和研究哲学,需要不断地“激发自己的理论兴趣,拓宽自己的理论视野,撞击自己的理论思维和提升自己的理论境界”。在具体地论述哲学的“向上的兼容性”、“时代的容涵性”、“逻辑的展开性”和“思想的开放性”以及哲学的“求真态度”、“反思取向”、“批判精神”、“创新意识”、“分析方式”和“辩证智慧”的基础上,《哲学通论》把如何研究“哲学”概括为五句话:“高举远慕的心态,慎思明辨的理性,体会真切的情感,执着专注的意志和洒脱通达的境界”。
《哲学通论》对哲学如何“爱智”的分析和论证,也就是对如何进行“哲学研究”的分析和论证。这个分析和论证,有着明确的、现实的针对性,这就是“原理+实例”的思考方式、研究方式和写作方式。以这种思考方式、研究方式和写作方式为“靶子”的根据就在于, “反思”的哲学是对思想的前提批判,特别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观念”——存在、世界、文明、历史、真理、价值、正义、自由等等——的前提批判。思想的前提批判,必须以文明史的“范畴化”作为反思的“阶梯”和“支撑点”,以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作为反思的对象和内容,赋予构成思想的“基本观念”以新的时代性内涵,实现哲学的“术语的革命”,因此“反思”的哲学不是“以原理解说实例”或“以实例证明原理”。离开对“范畴化”的文明史的反省,离开对构成思想的“基本观念”的前提批判,所谓的“哲学研究”,就会成为“凑句子”、“找例子”、以“散漫的整体性”去堆砌词句的文字游戏。例如,把“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有“章”、有“节”、有“目”地并列为“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实践思维”、“人本思维”乃至“信息思维”、“生态思维”、“和谐思维”,就失去了黑格尔所说的“全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而且陷入了黑格尔所批评的没有“灵魂”的“散漫的整体性”。《哲学通论》所设定的关于“哲学研究”的“靶子”,正是这种“原理+实例”的“外在的反思”。《哲学通论》正是针对这个“靶子”,把哲学研究的工作方式概括为“时代精神主题化、现实存在间距化、流行观念陌生化和基本理念概念化”。
最后是如何变革“哲学教育”。“反思”的哲学,是对思想的前提批判,是以思想的前提批判推进人们的观念变革和人类的文明进步,因此,哲学不是“枯燥的条文、现成的结论和空洞的说教”。在哲学教育中,书上写条条,老师讲条条,学生背条条,考试答条条,阅卷找条条,这是违背哲学本性的根本问题,也是哲学教育所面对的最大问题。
《哲学通论》提出,人们之所以常常把哲学研究当作“原理加实例”的“凑句子”、“找例子”,用原理解说实例或用实例论证原理,之所以常常把哲学教育变成“枯燥的条文、现成的结论和空洞的说教”,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不理解“人是哲学的奥秘”,不理解哲学是关于“人之为人”的学问。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引导人们“尊敬他自己,并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按照冯友兰的看法,哲学以外的学科都是“使人成为某种人”,而哲学则是“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这些看法是意味深长的,它启发我们从“人之为人”的视野去理解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
哲学问题总是人生在世的大问题,因此,《哲学通论》把“哲学”归结为“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形式和个体性的风格去求索人类性问题”。求索天、地、人的人与自然之辨,探寻你、我、他的人与社会之辨,反省知、情、意的人与自我之辨,追寻真、善、美的人与生活之辨,凝结为理解“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哲学范畴,凝结为恩格斯所说的“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离开对西方哲学的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实然与应然、真理与价值的反思,离开对中国哲学的天与人、内与外、体与用、道与器、理与欲、人与己、义与利、仁与智、知与行的理解,特别是离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与物质、运动与规律、实践与认识、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必然与自由的把握,哲学和哲学教育怎么能不变成“枯燥的条文、现成的结论和空洞的说教”?正是从“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这一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的主旨出发,《哲学通论》把哲学的主要问题归结为“在”、“真”、“善”、“美”、“人”这五大问题,引导人们“尊敬他自己”,并致力于追求“最高尚的东西”——对真理、正义和更美好事物的追求。
《哲学通论》还提出,人们之所以把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当作用原理解说实例或用实例论证原理,是因为人们总是用“抽象”、“深奥”、“玄虚”甚至“神秘”的观念去看待“哲学”,而不理解哲学是“最具体”的、“最平实”的和“最切己”的。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对“自明性”的分析,就是对“不证自明”的、“不言而喻”的和“毋庸置疑”的东西的“反思”,也就是“追问”人们不再追问的东西。《哲学通论》以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切入点,以我们面前的一张“桌子”为对象,引发了无限丰富的“哲学问题”:为什么“我们”与“桌子”之间会构成认识的“主体”与“客体”关系?为什么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桌子的“现象”而我们的思想却能“把握”桌子的“本质”?我们为什么能够把各式各样的“桌子”都把握为“桌子”?我们根据什么说这张桌子是“好的”而另一张桌子是“不好的”?我们为什么不满足于眼前的这张桌子而设想乃至制造出“更好用”、“更漂亮”、“更高级”的桌子?这些问题,正是哲学所追究的“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个别与一般”、“真理与价值”、“理想与现实”、“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些“深奥”的哲学问题,就隐含在我们每个人的现实生活中,而不是远离生活的“神秘”问题。
《哲学通论》由此提出:“科学”是把复杂的东西变简单,从而以某种规律去解释千差万别的现象;“哲学”则是揭示看似简单的东西的复杂性,从而引发人们对构成思想的诸种前提进行批判性反思。由此,《哲学通论》还以调侃的语句提出:学“科学”,我不说,你糊涂,我一说,你明白;学“哲学”,我不说,你明白,我一说,你糊涂。为什么学哲学反而“糊涂”?就因为哲学是对“自明性”的分析,是对“不证自明”的问题的追问,是“对思想的前提批判”。思想的前提是“隐匿”于思想之中的,是“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是被人们视为“天经地义”和“不证自明”的,因此,把本来是“明明白白”的东西当成问题,追究“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的前提”,当然会使人感到“莫名其妙”和“无所适从”。然而,哲学的意义就在于使人由“明白”到“糊涂”再到“明白”,在对“自明性”的追问中由“熟知”而达成“真知”。这就是哲学的“思想的前提批判”所实现的“思想”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
思想的前提批判,是哲学的“专业”,但不是哲学的“专利”。哲学的“专业”就是把人类全部活动中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作为“反思”的对象,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的“基本问题”,不断地变革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各种“前提”。哲学以自己的“专业”把思想的前提批判渗透于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之中、渗透于人类的全部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之中,追究规范人类全部思想和行为的“思想前提”,就会以“专业”的而非“专利”的“对自明性”的反思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专业”的而非“专利”的哲学教育,是最具体的、最平实的、最切己的,因而也是最亲切的。
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哲学既是以个人的名义讲述人类的故事,又是以人类的名义讲述个人的故事;哲学问题既是关于“人之为人”的“大问题”,又是对“自明性”追问的最平实、最切己、最具体的“小问题”。因此,哲学和哲学教育既是凝重的又是亲切的,既是深沉的又是睿智的。《哲学通论》所针对的,就是以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和僵死枯燥的话语方式去看待哲学、研究哲学和讲授哲学;《哲学通论》所追求的,则是以平实、切己、具体的哲学反思,通情、达理、睿智的辩证智慧,深刻、厚重、优雅的内容和形式,深化对 “自明性”的追问,深化对“人之为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