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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将收藏二十多年的十国后蜀“左匡聖感義指挥第五都朱记”官印，撰文《首见承唐启宋的十国后蜀官印》在有关玺印篆刻公众号发表，得到凤凰资讯客户端“大风号”、“一点资讯”等多家媒体转发。 前不久将此文发到全国性的古玺印微信群，引起广泛关注与肯定，但也有提及学者多年前对此印辨伪的问题。为此，就有关问题作一些探讨。 探讨一： 学者认为此后蜀官印“五代”为表，“北宋”为里。在其辩伪一文把后蜀“左匡聖感義指挥第五都朱记”内容，及“廣政丙辰年铸”背款，涉及的“匡聖都指挥使”、“廣政”说成是“五代”的官职与年号，是不是让人感觉有点张冠李戴了呢? 进而用五代官印文字尚未出现缠连之意，指出十国后蜀官印的篆书与五代官印楷书文字不符，而是仿北宋官印书体及形制，从而得出“五代”为表“北宋”为里的结论。 果真如此吗?据《五代史》、《资治通鉴》、《十国春秋》：“匡聖都指挥使”官职与年号“廣政”为十国后蜀所独有，“五代”与“十国”是两个不能等同或兼容的特殊历史概念。 “五代”是以北方中原为中心，先后五个朝代的更替;“十国”是中原之外地域先后并存或消亡的十个朝廷。北宋960年终结“五代”之后，尚有数国存在，直到979年才完成十国的最后的统一。 探讨二： 学者认为，唐以下至清代官印都是用当朝年号款，官印无“干支”款纪年款。 其实，官印背年号纪年款是宋至清才具有连续性的，而非是“唐以下至清”。宋之前，隋官印有四方背年号纪年款(学界也有质疑是后刻)，唐官印只有少数背印文内容释文款，五代未发现有官印背款。 拙藏后蜀官印为填补十国官印空白之孤品，其背款“廣政丙辰年铸”的文字风格，与后蜀朝廷刊刻的有关《廣政石经》及相关“廣政通寶”钱币文字基本一致。 北宋初期沿用五代官印，自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征服后蜀，铸印官祝温柔归宋始铸官印。截止目前，北宋发现最早背年号纪年款的官印为“太平兴国二年”。 宋太宗976年11月继位并于12月改元为太平兴国元年，离太平兴国二年不到一个月。学界将宋代官印制度分为三期：太祖时期为创建期 ，太宗到靖康为规范期，靖康之后的南宋为泛散期。太平兴国二年官印背“年号纪年款”与规范期之初吻合。 在此之前，官印背款尚无统一模式，时有时无。仍在创建流变过程之中，官印的真伪不是由单一的“年号纪年款”来决定的。 更何况，用“以干支纪年入款在历代官印中是并无其例的”的观点来否定后蜀官印，是否也未免太绝对了?据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方寸乾坤》一书，有宋官印“太师钱左相府之记”，背款“寶祐丙辰”即南宋寶祐四年款。 探讨三： 学者认为“此印仿铸确是借用北宋官印为底本的”，并列举了江苏常熟博物馆、吉林长春市农安县文管所两方北宋官印。然而，转让我后蜀官印的陕西安康市汉阴县两位农民，连此印背款几个字都认不全，二十年前都没出过安康市。十国时期陕西汉中、安康同属前后蜀国，是出入四川西蜀的门户，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此印出自两地之间汉江北岸凤凰山上的寺庙铁瓦殿，文革时期遣散寺庙人员还俗，一道士将此印带回家中，后来刘姓农民用60元收得此印，当地古玩圈不少人都知道此事。 学者强调指出是仿长春农安县文管所藏“驍猛第四指挥第五都朱记”一印(原印“五”字第一笔缺损)，若用后蜀与北宋两印整体篆文风格相比较，北宋官印篆文的“缠连之意”明显多于后蜀官印，若从两印中的“指挥第五都朱记”相同印文字的篆法比较，也显然有别。从型制观察，此后蜀官印的钮顶呈弧形与北宋官印平顶钮两边斜削不同。既如此，何来借用此北宋官印为“底本”，置换“匡聖感”三字之说?此论似乎有点牵强附会，而又有本末倒置的感觉。 再顺着学者的思维想：《资治通鉴》记载丙辰甲寅(廣政十九年三月)，后蜀在禁军中置有卫聖、匡聖步骑左右十军。若是作伪，难道只仿北宋官印“篆书”的“里”?而不仿北宋官印的钮形及背款格式“廣政十九年三月铸”的“表”? 这位学者是我心目中敬仰的印学大家，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可能主要与我二十多年前寄送他的图片质量差有关。再者，十国官印尚属空白，有较多的未知因素影响所致。个人藏印真伪事小，涉及印史承唐启宋事大，拙文如有冒犯不妥之处，尚乞海涵赐正。 作者简介： 徐江，网名溪山渔樵，堂号渔樵草堂，陕西安康市人氏，大学文化程度，从事金融业。 曾发表经济金融学术论文十余篇，其中一文在《城市金融报》创刊五周年论文评选获三等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介入玺印收藏与研究，在“平湖玺印篆刻博物馆”、“金石印坊”、“玺印篆刻导航网”、“善本古籍”等发表玺印考证研究文章十余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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