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解读一：专家认为此后蜀官印“五代”为表，“北宋”为里。在其辩伪一文将印中涉及的“匡聖都指挥使”、“廣政”说成是“五代”的官职与年号，是不是让人感觉有点张冠李戴了呢?进而用五代官印文字尚未出现缠连之意，指出后蜀官印篆书与五代官印楷书不符，而是仿北宋官印篆书。从而得出“五代”为表“北宋”为里的结论。果真如此吗?据《五代史》、《资治通鉴》、《十国春秋》：“匡聖都指挥使”官职，与年号“廣政”为十国后蜀所独有，“五代”与“十国”是两个不能等同或兼容的特殊历史概念。“五代”是以北方中原为中心，梁王簒唐称帝五个不同朝代的更替；“十国”是中原北方五代之外诸侯王节度使，先后自立并存或消亡的十个朝廷。北宋960年终结“五代”，尚有数国存在，直到979年才完成十国最后统一。后蜀、北宋官印本是源与流的关系。据《宋史.志舆服六》记载：北宋铸印官祝温柔来自十国后蜀，其祖祝思言为唐礼部铸印官，随唐僖宗避乱入蜀，子孙遂为蜀人，祖孙三代分别为唐、前后蜀、北宋铸印官。 厘清的结论应是：北宋官印源于十国后蜀，后蜀官印源于唐。考证解读二：专家认为“唐以下至清代官印，凡有背款纪年者，只用当朝年号”。 其实，官印背年号纪年款是宋至清才具有连续性的，而非是“唐以下至清”。宋之前，隋官印有四方背年号纪年款（学界也有质疑是后刻），唐官印只有少数背印文内容释文款，五代未发现有官印背款。后蜀官印其背款“廣政丙辰年铸”的文字风格，与后蜀朝廷刊刻的有关《廣政石经》及相关“廣政通宝”钱币文字基本一致。北宋初期沿用五代官印，自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征服后蜀，铸印官祝温柔归宋始铸官印。截止目前，北宋发现最早背年号纪年款的官印为“太平兴国二年”。宋太宗976年11月继位，并于12月改元为太平兴国元年。学界将宋代官印制度分为三期：太祖时期为创建期 ，太宗到靖康为规范期，靖康之后南宋为泛散期。太平兴国二年官印背“年号纪年款”与规范期之初吻合。在此之前，官印背款尚无统一模式，时有时无，仍在创建流变过程之中，官印的真伪不是由单一的“年号纪年款”来决定的。更何况，专家用“以干支纪年入款在历代官印中是并无其例的”来否定后蜀官印，是否也未免太绝对了？据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方寸乾坤》一书，有宋官印“太师钱左相府之记”，背款“寳祐丙辰”即南宋寳祐四年款。考证解读三：专家认为“此印仿铸确是借用北宋官印为底本的”。并列举了江苏常熟博物馆、吉林长春农安县文管所两方官印。然而，转让我后蜀官印的陕西安康市汉阴县两位农民，连此印背款都认不全，二十年前都没出过安康市。陕西汉中、安康在十国时期同属前后蜀国，是出入西蜀四川的门户，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此印出自两地之间，汉江北岸凤凰山上的铁瓦殿，唐宋元时期为佛教离尘寺，明代改为道教。文革时期解散寺庙人员还俗，一道士将印带回家中，后来刘姓农民用60元收得此印，当地古玩圈不少人知道此事。专家强调是仿“骁猛第四指挥第五都朱记”一印(原印“五”字第一笔缺损)，若用后蜀与此北宋印文整体篆书风格相比较，北宋官印篆文的“缠连之意”明显多于后蜀官印，若从两印中的“指挥第五都朱记”相同文字的篆法比较，也显然有别。从形制观察，后蜀官印的钮顶呈弧形，与北宋官印平顶钮两边斜削不同。既如此，何来借用北宋官印为“底本”，置换“匡聖感”三字之说？此论似乎有点牵强附会，而又有本末倒置的感觉。再顺着专家的思维想：《资治通鉴》记载丙辰甲寅（廣政十九年三月），后蜀在禁军中置有卫聖、匡聖步骑左右十军，与此印背款“廣政丙辰”及印文内容“左匡聖”吻合。若是作伪，难道只仿北宋官印“篆书”的“里”？而不仿北宋官印“钮形”及背款格式“廣政十九年三月铸”的“表”？这位专家也是我心目中敬仰的专家，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可能于我二十多年前寄送的图片品质差有关。再者，十国官印尚属空白，有较多的未知因素影响所致。个人藏印真伪事小，涉及印史承唐启宋事大，拙文如有不妥之处，尚乞海涵赐正。
作者简介：徐江，网名溪山渔樵，堂号渔樵草堂，陕西安康市人氏，大学文化程度，从事金融业。曾发表经济金融学术论文十余篇，其中一文在《城市金融报》创刊五周年论文评选获三等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介入玺印收藏与研究，在“平湖玺印篆刻博物馆”、“金石印坊”、“印书房”、“玺印篆刻导航网”、“善本古籍”等发表玺印考证研究文章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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