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经典，仔细研读，往往能发现其蕴含着十分深刻的治政策略和管理之道，比如，《大学》便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大学》是儒家“仁政”学说的重要理论基础，是“德治”管理策略的根本原则。《大学》把修身养性的德道原则与治国理政的管理策略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从教育到伦理，从伦理再到政治的系统性的“内圣外王”的管理之道，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古代管理内容，时至今日，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大学 第一，关于《大学》必须知道的几个重要问题，比如“大学”指什么？“大学”与《大学》是什么关系？等等。 首先，从含义上看，“大学”是相对于“小学”而言的。“小学”主要讲述“详训诂，明句读”，包括识字形，辨音韵，释字义，析经典，说的是文字、语词、文章方面的内容，许慎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许慎《说文解字叙》）就像清代《四库全书》所说的，小学教材主要包括训诂、字书、韵书三类。从周朝的教育制度来看，“小学”是为了教育贵族子弟而设立的初级学校，而从古代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小学”所教育、灌输的其实是知书达理的初级技能，即现在所说的做学问的基本功夫。 而“大学”相对于“小学”而言，“大学”讲的是治国安邦的大道理，讲的是“德治”之道，是管理国家和治理社会的基本道理。所以，“大学”乃“大人之学”，乃是关于身心修养和治政之道的大学问，是想作为治政人才的必修的内容。 简而言之，“小学”教的是学知识、做学问的基本功夫，而“大学”教的是进入政坛的基本知识和从政的基本功夫。 其次，从书名含义来看，《大学》是讲“大学”所教的主要学问和理论的，如果说“大学”是“大人之学”，那么，《大学》便是阐述“大人之学”的主要教育内容的。 《大学》原本并非一本独立的书，它是《礼记》第四十二篇，在南宋以前，《大学》从未单独刊印过，相传《大学》乃孔子的弟子曾参（公元前505年～前434年）所作。当然，这传说有争议，对于《大学》的作者和著述的历来一直存在着争议，但有一观点是大家比较认同的，即《大学》乃儒家的嫡传所作，代表着儒家的正统思想，体现儒家的基本精神。 宋明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程颢、程颐兄弟看中了《大学》所讲的内容，将其从《礼记》中特意抽取出来，编次章句，使其独立成书；而朱熹把《大学》又重新进行编排整理，明晰地分出了“经”一章，“传”十章，使之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 朱熹把《大学》和《中庸》《论语》《孟子》合在一起，并作了详细的注释，使之成为儒家的经典“四书”，而“四书”也成了中国古代后期封建社会儒家传道、授业的基本教材。朱熹所编著的《四书集注》后来被明清两代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 《大学》作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与早期儒家的其他典籍相比，是一篇结构比较严谨、体系较为系统的作品。《大学》的作者在借鉴和吸收了孔子、孟子、荀子等人的思想的基础上，系统地建构了一套以“三纲八目”为核心的修身之道与“德治”之策，它对于中国后期封建的政治、伦理和哲学理论影响很大。 在朱熹等“新儒学”代表人物看来，《大学》乃“初学入德治门也”，是学习儒家学说，了解道德修养内容，知晓“德治”基本常识的重要入门书。《大学》教导修己安人的基本道理，阐述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基本理论，是有志向的人培育伟大人格，造就丰功伟业的必修课。 大学之道 第二，“三纲领”是修身的基本原则，“明明德”主要强调修养的基本方式，“亲民”主要讲修养的扩展方式，而“止于至善”主要阐述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首先，儒家学说所坚持一个根本性的理论原则是政治伦理一体化，所以，修身养性不仅是伦理上完善人格的需要，而且也是政治学上培育基本政治素质的需要。儒家的“德治”理论和“仁政”学说把“修身”看成是人格修养的起点和培养政治素质的基本步骤。《大学》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成了伦理行为和政治行为的共同的出发点，是想有所作为的人必须首先要做的事。 其次，《大学》提出了修身的三个基本原则，而且，这三个基本原则是互相联系的，是具有严密的逻辑性的。 《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第一章） 这就是所谓的“三大纲领”，其实，就是修身的三大原则，“在明明德”是第一原则；“亲民”是第二原则；“止于至善”是第三原则。下面详细分析。 三纲领 第一原则“明明德”说的是自我自觉修养，是德性的复归；第二原则“亲民”主要说的是有爱民之心和有革新意识；第三原则“止於至善”主要强调修身所努力的目标和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如果是“明明德”是打好道德基础，是修养一开始就要重视做的事，那么，“亲民”便是修养步骤的提高，是初级修养之后的“进阶”，是将“修身”转为“安人”，是“推己及人”以及“顶固革新”；而“止于至善”是一种愿景，是努力实现理想的修养目标，追求至善的境界，是对修养的未来前景的期望。“明明德”和“亲民”对是朝“止于至善”而努力和行进的，只有到达了“至善”境界，才是最合理的，也才是最美的，尽善尽美，这是最高境界。而到了这种境界，便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闻道达仁，进入圣境。 （一）“明明德”是第一原则，这一原则强调把人天生固有的善的本性发挥出来，使本性彰明。 “明明德”有两个重要的理论特点：一是认为人本来就有善的本性，也就是说，人秉受于天，具有灵善的本性，善是人自身拥有的。这一理论特点其实是来自于孔、孟的仁德理论，特别是孟子的“行善论”，人性本善，人自然是有“明德”的。二是认为要使“明德”明了，即使固有的善性得到彰明，是要靠人的自觉性的，没有自觉，就没有办法让善的本性得到彰明，因为善的本性，或“明德”往往会受到功名利禄等欲望的迷惑，致使善被恶所遮掩，“德”也就不明了，所以，个体必须通过学习、修养，让善的本性得到恢复，找回原本善良的本性。“明明德”具有“自明”的特性，就是是借助于教育，也是要通过个体的自觉才能得到善的本性的彰明的。 《大学章句》里有注释言：“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自明”是理解“明明德”的关键。在朱熹看来，人固有之善性被欲望所迷惑，所以必须靠人自觉来彰明，这是一个“自明”的过程，别人是无法代替的。悟善靠自觉。 朱熹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民，而虚灵不 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敬，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朱熹：《大学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下面只注书名和页码）这是对“明明德”的深入解释，阐述了上面所说的两个理论特点。 其实，周初已有“德”的思想观念，周人强调“明德慎罚”“敬德保民”，这都是对于“德”的观念重视，而这也是先秦儒家“仁德”思想的理论来源，这一观念其实已经把伦理与政治统一起来了，周人推崇“礼制”，“德”既指先王圣哲的政治行为，又指圣贤的高尚品德。而孔子、孟子等讲“德”，突出了“德”在圣贤德性方面的含义，即后来所讲的“道统”方面的含义，而把政治行为方面的含义相对弱化。于是，在后世，君王不同行为是有根本区别的，“王道”之政乃“仁政”，依“王道”而治国的乃是明君；“霸道”之政乃“暴政”，行“霸道”者乃是昏君。 显然，“明明德”的要旨，乃在于强调靠人的自觉，明悟善知本性，使德性彰明，使仁德彰显，而这即是修养最基本的方式，也是靠个体自觉去实现的。 （二）“亲民”为第二原则，这一原则有两种解释，一是指有“爱民”之心；二是指“新民”之意。 “亲民”之“亲”，解释为爱，有仁爱之心，所以，“亲民”乃有“爱民”之心，这是符合儒家的传统思想的。孔子讲“仁”，孟子主张“性本善”，认为人是有仁爱之心的，所以，把“爱民”作为修养扩展的内容，是顺理成章的的。 关于“亲民”乃“新民”的解释，可以看《大学》引的一段话：“汤之《盤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大学》第二章）《大学》在这里所表述的“新”代表的是一种“革 新”的政治作为，也就是朱熹所说的“新者，革其旧之谓也”。 （朱熹《大学章句》，第3页） 朱熹将对“作新民”作了解释，他认为：“鼓之舞之之谓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朱熹《大学章句》，第5页）这说的是：鼓舞民众的志气，振奋民众的精神，便是“作新民”。而对于“旧邦新命”的解释，朱熹的说法是：“言周国虽旧，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而始受天命也。”（朱熹《大学章句》，第5页）文王能通过“新其德”而让旧邦维新，所以他能奉天而治理周朝。 其实，文王“新其德”也亦是“爱民”的体现，对于“亲民”的解释，不如把两种含义合起来，“亲民”既有“爱民”之意，也有“新民”之意，把“亲民”理解为“爱民”是符合儒家的“仁政”学说和“德治”理论的。 儒家“道统说”要求圣贤“明君”以“爱民”作为治政的基本准则，以孟子理论为代表的“民本说”主张“民重君轻”，就是以“爱民”为“仁政”的根本的。而当“旧邦”体制如果失去了“爱民”的基本特质，就需要实行“新民”机制，“亲民”此时便是“新民”，所以，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也就不难理解了。 “明明德”与“亲民”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如果说“明明德”所强调的是个体对于善的本性的自觉，是德性的彰明，那么，“亲民”则是将个体完善的道德本性推展至外在的群体上，即由个体的善扩充至为民的善举上，由善的自觉到“爱民”和“新民”，即施仁爱于民，或“新其德”以惠民，这就是儒家“德治”的基本追求。 不难看出，这种由修心养性至“仁爱”“仁政”的“德治”理念包含着“民本”思想，这是与《孟子》中的 “民贵君轻”思想是相通的，《大学》对修身的“明明德”和“亲民”两个基本原则的阐述，既包含着个体对善的本性的自觉追求，也蕴含着“德治”的政治理念。“亲民”以“新民”之意解，其实是蕴含着的“治国”“平天下”的治政理念的。 （三）“止于至善”为第三原则，指的主要是一种愿景，是努力实现道德理想的修养目标，也是对至善境界的追求。 “止于至善”是“明明德”和“亲民”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其中的“止”是指达到某一状态才停止，而未达到便没有止境。其中的“至善”是指一种尽善尽美的境界，从修身方面看，人格如修养至完善状态，即到达了“至善”境界，是“尽善”的。从“新民”方面看，治政如果能达到“仁政”的理想效果，也就是“德治”到了完美状态，是“尽美”的。 朱熹在注释“止于至善”时说：“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朱熹：《大学章句》，第3页）这即是说，个体人格修养和“德治”的追求的目的都要达最高的境界和最完善的结果才能停止，如果没有达到就永远不要停止。“至于至善”是“明明德”和“亲民”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和发展的最终归宿。 在朱熹看来，“至善”就是“尽天理”“绝人欲”的道德境界，朱熹在解释“尽善”的含义时说：“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朱熹《大学章句》，第3页）显然，朱熹把孔子所说的“随心所欲不逾矩”的高境界变成了“绝私欲”“尽天理”的境界了，在这里，“至善”境界已经不是人的善的本性完满的发挥了，而是人性彻底地受道德理性原则（天理）的束缚，“人欲”被灭绝，情感欲望都被泯没了，人成了彻底的德道异化了的“人”。 宋明理学的“至善”观念，其实是服务于皇权专制体制的极端的“德治”策略，在修身的道德原则的遮掩下，为实现的是貌似“仁政”的彻底专制体制。《大学》“三纲领”或三个基本原则被朱熹等解释为维护皇权专制体制的不断递进的修养方式，“从明明德”出发，经过“亲民”的发展，最后努力达到“止于至善 ”的理想目标，这既是道德人格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德治”理念趋向于绝对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修养主体由“内”向“外”，从个体至群体，修养不断递进，所趋向的，都是在于“尽天理”的境界。 从这一方面看，不得不承认，朱熹对《大学》“三纲领”的解释，比先秦儒家思想的人格修养理论和“仁政”学说来说，表现得更具有极端性，朱熹所追求的是“人欲”尽灭、“天理”尽显的“尽善”境界，朱熹这样的理论，当然是很受古代统治者的欢迎的。从这方面看，朱熹对《大学》理论的解释，是有其理论上的保守性甚至反动性的。 “三纲领八条目”结构图 第三，“八条目”讲的是修养的具体方法和主要的治政之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讲的是心性修养方法，“修身”是过度环节，而“齐家、治国、平天下”说的是治理之道。 《大学》在提出了“大学之道”的“三纲领”之后，紧接着便提出了“八条目”修治理论，把修身之道与治政之策密切联系起来，“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常都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前四条目视为是道德的内在修为，而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后四条目视为外在的“德治”实践。 （一）内在修为的具体方法：致知格物与诚意正心。 首先，格物是修身的起点，而致知是格物的结果。在修为过程中，格物与致知是互相联系而难以分离的，无“格物”便难以“致知”，而无“致知”，“格物”就没有意义。“格物”指的是亲历其事，格知事物之理。“致知”指的是在格知事物时，能求得真知，尽事物之理。 《大学》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朱熹在解释“格物致知”时说：“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他还说：“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朱熹《大学章句》，第4页） 按照朱熹的看法，“格物”乃穷尽事物之理，“致知”是致使心智通天理。也就是说，努力探寻事物的道理，争取达到知无不尽状态，努力让心知能“尽天理”。 朱熹论“格物致知”主要强调的是在修身过程中，借助于格知“物理”而追求着“尽天理”的认知境界。这其实也是在为修养的下一步做准备。 在这里，朱熹把认识论的范畴顺理成章地引向了伦理范畴。《大学》“八条目”中的“格物”“致知”所侧重和追求的不是认知的效果，而是道德方面的成果。朱熹继承了先秦儒家的基本思想，执着于政治伦理一体化的理论追求。 很自然的，“格物”“致知”之后，修身的步骤便进入了“诚意”“正心”的环节。《大学》对于“诚意”的解释是：“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大学》第六章）这是由“致知”引出的一个修身的新步骤，“欲诚其意，先致其知。”只有努力去“尽天理”，才能在个体的内心树立真正的诚意。“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大学》第六章） 说白了，“诚意”即是不自欺欺人，是独善其身，是真真切切，表里如一，在精神上是敞亮的。 与此密切相关，《大学》对“正心”的解释是：“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大学》第七章）这里对“正心”的解释很仔细，心有愤怒，有恐惧，有忧患，则会影响心智，心思也就正不了了，而心思不正则“心不在焉”，在看着却没有看见，在听着却没有听见，在吃着食物却不知道是什么味道。所以，排除干扰，专心致志，使心思归正，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看似认识论分析的后面，其实是道德论的阐述，“正心”的理论本质乃在于以伦理道德基本原则来规范人的心理和行为。不难看出，“正心”之说与先秦儒家的“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理论是统一的，在逻辑上，是接续着“致知”（尽天理）“诚意”（诚心诚意）的心智方面的修养步骤，开始进入了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而修为正是以“正其心”为目标的。 而且，这“正其心”是一种自觉追求，不是因外在压力而选择的，修为是在日常行为中自觉以理想人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是个体自身的内在欲求。所以，在具体修为实践中，要通过所谓的“慎独”来实现的。 关于“慎独”，《大学》分析说：“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大学》第六章）简而言之，“慎独”是闲居独处、自觉反省。朱熹认为：“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 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 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朱熹：《大学章句》，第7页） 不难看出，这里所推崇的是一种道德自律，是自我修养，是自觉悟“天理”。修为靠自己，能诚心诚意，不自欺欺人；能“慎独”，能执着于“正其心”，这便是《大学》对“诚意”“正心”的主要解释。 大学古本 （二）由修身之法到治政之道：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 如果说由“格物、致知”到“诚意、正心”所体现的是个体道德修养的层次递进，即由对探寻事物之理到努力去尽知“天理”，再到不自欺欺人，能“正其心”，这是一个修养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由对外（格知事物之理）转向对内（心意、心智方面的修正）的过程，那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修养积累之后，转向在治理实践方面的落实，是由内（心性修养）再转向外（治政行为），落实到治国平天下的层面上。 显然，这种由内至外的递进式的修为进程，既是个体道德修养不断强化，也是心性的修养向治理实践方面的扩展。所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下面的逻辑环节，就是“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 史书分析说：“物者万物也，格者来也，至也。物至之时，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应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诚，意诚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理，国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参天地者也。”（《全唐文》第六百三十七卷）《大学》的“八条目”之间都有其逻辑关系。“正心”之后是“修身”。 “修身”既是《大学》理论教育的根本目的，同时，它又是《大学》所推崇的政治实践的出发点，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始发点。“修身”在“八条目”中是由内到外、由小到大、由家到国再到天下的中间环节，是由心性修养到政治之道的结合点。 也就是说，修身所强调的是不断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让个体的品德趋向端正，无偏见，无邪念，敞亮，堂正，熟知“天理”。修身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功夫的落脚点，同时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始发点。 “修身”如果修好了，便转向道德政治实践，而“齐家”是其具体实践的起点。《大学》论“齐家”说：“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大学》第八章）这里指的是，人的感情很容易被亲疏、好恶、贵贱等不同心理所蒙敝，所以人不能以真实全面的眼光去看待事物，从而导致了很片面的理解。 “齐家”是“修身”的提升，有家的观念，能由个体的思考进入群体的理念，能有责任，有担当，有持家稳定社会的责任追求，因而，看问题也就不会那么片面了。 在传统儒家的学说中，家国是一体的，也是同构的，“家”是缩小了的“国”，而“国”是扩展大了的“家”，一般来说，所有的家庭都稳定了，国家也就能太平了。所以说：“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理，国理而天下平。” 既然强调“家齐而国治”，那么，“国治”便是以“齐家”为基础，《大学》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大学》第九章）显然，“齐家”对于“治国”是极为重要的，“家”“国”同质同构，“家”“国”关系不可分离，“家”之不齐，何来“国”之治呢？ 此外，维系“家”和“国”的是统一的德道原则。《大学》认为，“齐家”“治国”的行为准则就在于坚持孝、悌、慈：“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大学》第九章）这其实是儒家伦理以“孝悌”为中心，以“忠恕”为目的的纲常规范。而进一步延伸，“齐家”“治国”自然也就扩展至“平天下”了。 “治国”是修养实践的目的，而“平天下”是政治实践的远大理想。《大学》认为：“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大学》第十章）这是儒家非常美好的愿景，贤明的君王推行“仁政”，实施“德治”，治理好国家，不仅自身能自觉修善，而且也能推己及民，敬老守孝，尊长守悌，体恤孤贫，合规合矩地治理好国家，天下太平，民众安泰。 第四，《大学》的“内圣外王”之道以及其在当代的意义。 综上所述，“大学”所阐述的既是修养之道，又是治国兴邦的大道理；既是修己之法，也是为政之学；是“修己安人”的大学问。 其中，“三纲领”是修养的基本原则，而“八条目”是修身治政的方法步骤。 《大学》所阐述的实际上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大学》十分重视个体修养与伦理政治的密切关系，其中，“三纲领”中的“明明德”是修养的基本原则，而“止于至善”是个体的心性修养的最高目标，也是“内圣”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亲民”则是治政的根本要点，即“外王”所应遵循的根本策略。 在“八条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属于“内圣”修养方面，而“修身”是由“内圣”扩展至“外王”的中间环节。所以，《大学》强调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齐家、治国、平天下属于“外王”则属于治政方面，前面“四条目是“内求于己”，后面“三条目”是“外用于世”，这两者合起来便是孟子所讲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很明显，《大学》所阐述的正是“内圣外王”的根本道理。 近代学术大师梁启超曾概括说：“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起来，其功用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其学问最高目的，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一语括之。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至于条理次第，以《大学》上说得最简明；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功夫；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梁启超《儒家哲学》） 梁启超对儒家哲学的根本目标概括得十分深刻，对于“内圣外王”的追求，正是儒家学说的真谛。当然，梁启超把“修身”列入了“内圣”的范畴，似是可以讨论的，因为“修身”不仅是心性修养的方法，而且也是“王外”的始发点，应该是“内求于己”和“外用于世”一个中间环节。 朱熹厉害之处在于，把道德修养、伦理原则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理策略统一起来，把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圣”与“王”统一起来，把“德治”与“政治”变成了合二为一的统治策略。 探讨《大学》所阐述的“内圣外王”之道，应该仔细客观地进行分析，一方面，《大学》关于“三纲领八条目”的理论经由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的发挥，成了“内圣外王”的重要理论内容，而从其理论的最终目的来看，是服务于古代封建统治秩序的，具有为封建统治阶层服务的官方学说的色彩，确是有其反动性和保守性的方面，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内圣外王”理论起到了抑制新思潮，压制民众的创造性思维，奴役民众思想的作用，从这方面看，是应该对其进行严肃批判和谴责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朱熹对于《大学》的整理和阐释，丰富和完善了《大学》关于“内圣外王”的思想，对于塑造中国古代修养理论和治政策略的基本特征，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朱熹以系统化了的宋明理学思想，阐释了《大学》的基本观点，提出了一整套的修养方法和理论，并与治政方略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古代鲜明理论特色的伦理政治一体化的治国理论，对宋代政治哲学有重要的贡献，对于明清两代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也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值得重视的。 此外，朱熹阐释《大学》理论的一些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关于“亲民”的思想和原则，重视施仁爱于民，重视“新其德”以惠民，这是对民本思想的积极发挥，是有积极意义的。再如，关于“止于至善”的最高境界的追求，如果将其“尽善尽美”境界不是以至善、天理来解释，而是以行善为大众，治政为惠民作为愿景来解释，那么，这样的“至善”境界，便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