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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禅让思想起源甚早，在我国古史里，尧禅位给舜、舜禅位给禹的故事家喻户晓。 禅让制是一种原始、朴素的民主思想，是否真的存在过，还得打上一个问号。 西晋时，汲冢出土的战国时魏国史书《竹书纪年》就让舜的圣君人设坍塌了。 书中记载：“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舜在囚禁了尧夺得帝位后，还将尧流放到平阳，还不让他与儿子丹朱相见。 舜帝 禅让制只是儒家对上古社会一种理想化的想象。 在战国时理想终于照进现实，燕王哙将王位禅让给了国相子之。但是子之的王位还没坐热，燕国就差点被齐国灭了，哙和子之双双被杀。 到了西汉中后期，禅让思想再度流行起来。要知道，与去古未远的战国时代相比，西汉是君主专制的大一统帝国，和“君权神授”的皇帝谈禅让，无异于与虎谋皮。 是什么情况造成西汉中后期“禅让”思想复兴的呢？下面就来谈谈西汉禅让思想的源流和表现。 西汉中后期“禅让”思想的源头刘邦称帝建立汉朝后，曾经和他的老爹刘太公开过一个玩笑：“您老曾说我以前游手好闲，不治产业，不如二哥能干，现在您看看，我和二哥的产业谁更大呢？” 玩笑归玩笑，但这可以看出来，在刘邦眼里，这汉家天下是他个人私产。  刘邦的影视形象 不过，刘邦“家天下”的观念是有一批人和他唱反调的。在汉初，有相当多的人，特别是儒生认为这个天下是天下人所共有的，不是您老刘家的。
汉儒一方面为统一的大帝国服务，一方面又继承并发挥了先秦“天下为公”的思想，不时地冒个泡，刷下存在感，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韩婴。 这是西汉中期后“禅让”思想的第一个源头。 韩婴在汉景帝时为博士，著有《韩诗外传》一书，书中明确提出了天下共有的思想：“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 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 ” 韩婴的说法只是在给《诗经》作注，纯粹是学术问题，还谈不上什么政治问题。加上当时西汉的国势蒸蒸日上，没人会觉得他韩婴是要提出禅让来搞事情。 因此，这种和皇帝唱反调的说法不但没给韩婴惹祸，他本人反而凭着出众的学问，官位步步高升，在景帝时当上了常山王的太傅。  《韩诗外传》 第二个源头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学说。 董仲舒的学说主要是糅合儒家的春秋公羊学和先秦阴阳家的“灾异说”和“五德终始说”而成，在西汉中期后成为正统主流思想。 董仲舒提倡大一统，肯定君权的合法性和神圣性。他说：“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这点也是董学成为两汉官方哲学的原因。 但是董学中还包含着对皇权极具威胁的因素。 董仲舒认为，人间发生灾害是上天对皇帝的警示，严重到无可救药的时候，上天只能让其破败而让别人受命为天子了。
汉武帝刘彻也察觉到董仲舒学说的危险性，因此在采纳其有利于巩固皇权的部分学说，“改正朔、易服色”宣示正统后，又因其言“阴阳灾异”将其下狱，最后将其调任诸侯王的国相，终其一生再未得重用。  董仲舒 我曾在之前撰写的文章《皇帝要改革，女主要守旧，谁是西汉的戊戌六君子？》一文中提到，中国政治史有一大特征：学术成于下，政治成于是上，由学术指导政治。 上述两位学界大咖提倡的理论，为“禅让”学说的流行提供了思想之源，只需等待一个时代契机，他就要形成洪流滚滚，冲上历史前台，要来影响政治了。 “禅让”思想的种种表现西汉“禅让”思想真正露头是在汉昭帝初期，他的出现具有深刻历史政治背景，也就是我上面说的时代契机。 汉武帝刘彻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对外开疆拓土，对内兴礼制乐，但他又穷兵黩武、穷奢极欲，到其晚年，国内已经是民怨沸腾，盗贼四起，汉家天下隐然有摇摇欲坠之势。
汉朝盛极而衰，开始走下坡路的局面为“禅让”思想提供了发挥的空间，加上武帝后的西汉诸帝始终达不到儒生的要求，因此从汉昭帝至王莽代汉这将近百年时间里，“禅让”思想愈演愈烈，成为西汉中后期思想界的主流。  汉昭帝像 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想，我总结起来大概可分为三种表现形式： 1、直截了当型。 最先发出“禅让”声响的是鲁国蕃县人眭弘。 眭弘跟嬴公学习《春秋》，是董仲舒的再传弟子，通晓经术做了朝廷的议郎，官至符节令。 汉昭帝元凤三年正月，国内出现一系列异象：泰山、莱芜山之南突然发生巨响，一块大石头自己立了起来，并且有几千只白色的乌鸦聚集在它旁边。同时，昌邑社庙和上林苑中一些原来已经枯死的树死而复生。并且有虫子在吃树叶，吃剩树叶的形状看起来像几个字：“公孙病已立”。 眭弘根据先师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认为这是要改朝换代的迹象，天下的新主人应该是一个叫“公孙病已”的人。 于是，眭弘托人上书说，刘氏是尧的后代，有禅位传统，皇帝应该下诏寻访天下圣贤，让位于他。
这封奏疏被送到了辅政的霍光手里，霍光被这惊世骇俗的言论惊呆了，立即将眭弘判了个妖言惑众，大逆不道之罪。 眭弘与那位给他上书的朋友一起被判了死刑。  霍光 因语涉禅让而丢了性命的，眭弘之后有盖宽饶，但后者与前者不同，盖宽饶是被冤枉的。 盖宽饶在宣帝时任司隶校尉，负责监察百官。由于他执法刚正不阿，得罪了不少当朝的权贵。 宣帝执政不用儒术，偏重刑法，并且信任中尚书宦官。盖宽饶看不下去，上书指责皇帝“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更要命的是，他还引用了韩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的说法。 盖宽饶的本意是想规劝汉宣帝行儒术，不料他的这番话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认为他是要皇帝行禅让，便将其下狱。 盖宽饶不愿受这样的耻辱，愤然拔刀自刎而死。 同样的话，韩婴说了没事，盖宽饶说了却闯祸，这正是时局的不同所致，何况眭弘“妖言惑众”的事过去还没几年呢。 2、看破不说破型。 昭宣毕竟还算是中兴之主，本来已经是摇摇欲坠的汉朝在他俩手中又逐渐稳定了下来。 元成以来，皇帝碌碌无为，外戚、宦官轮番秉政，政治环境恶化的同时，社会经济状况也同样不乐观。
至此可以说，西汉正式进入了中衰期。 眼见着汉朝国势江河日下，有人就煞有介事地把国祚都算好了。这好比一个人的寿命，大限到了就得自然死亡，不用直接说出来，大家都懂这个道理。 对于王朝来说，那也就是说要让位给后来者了，这就是看破不说破型的“禅让”思想。 这类思想，典型的有“三七之厄说”——汉家天下算起来应该有210年左右的寿命，之后呢就要遇上“厄”了。 最先提出“三七之厄说“的是汉宣帝时的路温舒。 路温舒，巨鹿人，宣帝时任廷尉一职。他曾跟祖父学习天文历法，推算出“汉厄”在三七之间，并秘密上奏预为戒备。 巧合的是，从刘邦称帝到王莽代汉自立（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差不多正好是210年。 这倒不是说路温舒真能如此神机妙算，而是历史规律的使然，只是不小心蒙对了而已。 纵观中国历代王朝的国祚，从西汉、东汉、唐、宋至明、清，300年始终是个坎，只有宋将将过了三百年（两汉和两宋性质不一样，前者没有直接继承关系，后者有直接继承关系）。  路温舒之后，汉成帝时的谷永也持“三七之厄说”。
甚至在成帝元延元年，当国内再次出现一系列灾异后，谷永也抛出了“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这样的言论。 他虽未明确提出“禅让”，但禅让之意已经很明显，也可见当时禅让说的流行。 3、自导自演型。 汉哀帝时，“禅让”思想已经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皇帝本人不得不对这种思潮作出反应——他提出要将皇位禅让给宠臣董贤。
汉哀帝想要行禅让，当然不是真心实意的，谁知道他心里打得什么算盘。 史书中说他执政效法武帝、宣帝，也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高手。 当他提出“欲法尧禅舜”时，王闳立即出来给他打圆场，“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亡穷。统业至重，天子亡戏言”。 汉哀帝的这一番表演，算是堵着了天下人的嘴，皇帝本人是要行禅让的，可是大臣不让。 接下来，汉哀帝就可以顺应当时流行的“更受命” 这一变相的禅让观念，来自导自演一出自己禅位给自己的表演了。 “更受命”说的是当国祚已经耗完时，皇帝需要再次受命于天，继续取得政权的合法性，颇有点向天再借五百年的味道。这种理念，起源于成帝，落实于哀帝。  董贤与哀帝 汉成帝之时，齐人甘忠可假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等伪书，认为“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 甘忠可的思想遭到刘向的反对，以为“假鬼神罔上惑众”，最后甘忠可下狱病死。 甘忠可虽然死了，但其“更受命”的学说却在哀帝时大扬其道，李寻、白贺良、解光等人也鼓吹汉帝应再次受命，受到哀帝召见。 哀帝接受李寻等人的建议，宣布将年号由建平改为太初，而太初正是一切从头开始的意思。 另外，为了附会尧禅位给舜的传说，哀帝又自号“陈圣刘太平皇帝”，因为刘姓源于尧帝，舜帝姓陈，哀帝这一改号就算是完成禅让的任务了。 然而仅仅过了月余，哀帝就以“更受命”这套把戏效果不明显，拿贺良等人问罪。 最终，贺良伏诛，李寻及解光减死一等，发配敦煌。“更受命”成了一出彻头彻尾的闹剧。 从汉哀帝假禅让和“更受命”的表演来看，其掩人耳目的嘴脸再次暴露无遗。 汉儒鼓吹的各种形式的“禅让”尝试屡屡失败，只能说明要专制君主主动放弃权利真是与虎谋皮。  王莽 结语：综上所述，西汉自眭弘首倡禅位让贤以来，前赴后继的儒生各自依据韩婴“天下为公”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不断陈说着未有不亡之国的定律。在他们眼中，易姓受命是解决现实政治困境的重要途径。 流行近百余年的“禅让”思潮，最终等到王莽其人，遂移汉祚，这是西汉中后期禅让思想流行的最终结果。 正统史观称王莽为“篡汉”，我以为用“代汉”更客观一些。 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汉朝国运已尽，王莽是以异姓“受命于天”，他的天下不是从汉朝这里抢来的，而是天授予的。既然如此，何篡之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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