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九、四象与岁星纪年 东宫苍龙、南宫朱雀、西宫白虎、北宫玄武是一般人最熟悉的星象四神兽；四象下每一象各有二十八星宿中的7个、它们将整个二十八星宿四等分。对四象的起源来历也是众说纷纭。以目前考古所得线索来看，四象的出现最迟也不会晚于春秋晚期——因为在曾侯乙墓出土的棺盖上已经有苍龙与白虎的形象出现。 从四象的起源时间来看，巨龟形象的玄武出现得最晚。因为直到战国中期楚墓出土的壁画中，有龙、凤、虎的形象，唯独北方玄武位置上是用一片漆黑来代表。目前能考证的最早龟蛇玄武的形象也是西汉时期的遗迹。也有人认为玄武最早的原型是麒麟，之后慢慢改变为龟，但这还缺少有力的考古证据支持。 南宫凤鸟的出现应该不晚于殷商，因为觜宿与鹑首鹑火鹑尾的产生就说明南宫凤鸟已经成型。凤鸟最早的原型应该来自于东夷先民普遍崇拜的玄鸟，《左传》中记载的少皞氏以鸟为官、《诗经·商颂》中“天命玄鸟”的诗句等就可证明鸟崇拜在上古是有悠久传统的。凤鸟当为玄鸟的神化升级，因为代表玄鸟的翼宿在十二次中的鹑尾，所以凤鸟就被定位在夏季出现的南宫三次中。 四象中历史最悠久的当属苍龙与白虎，其历史可追溯到河南濮阳西水坡M45号墓出土的龙虎蚌塑墓，如图所示： 考古断代此墓的年代约为为公元前4500年左右，墓主放置位置为头南面北、其头后的圆弧与脚后的直线反映出此时已有“天南地北”与“天圆地方”的理念。墓主脚下有两根小孩胫骨与蚌塑拼成的图案，一般认为其象征着北斗。 而其左边的龙形蚌塑与右边的虎形蚌塑，被不少专家认为象征着四象中的苍龙与白虎；但我认为这个“龙”从形象上看与其说是龙，还不如说是扬子鳄。因为这个“龙”既没有角、身材也不像蛇般修长，而且与那时玉猪龙等其他龙的形象又相距甚远； 而5000年前的华北大地遍布扬子鳄（地处陕北4000年前的石峁遗址，也有扬子鳄遗骸出土），这个用蚌壳塑造动物形象的地方，肯定离河流沼泽不远，扬子鳄一定是当时当地常见动物。因此，我认为这个墓葬出现的动物形象并不是后来所谓的苍龙白虎，只是其原始雏形而已；但这也能反映出，鳄是龙的重要原型之一。 从此墓的考古发掘来看，其所呈现的文化特征与邻近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庙底沟文化之间都缺乏传承联系；反而与远在渭水的半坡文化之间存在许多关联。而半坡文化中出土了大量与星宿历法有关的文物、从中已可看出二十八星宿、十日历、十二月历的雏形，这在同期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等东方文化中是没有的。 考虑到半坡文化离历史记载的神农氏发源地很近、而且农业发展需要掌握时令变化，所以半坡文化很有可能是神农氏所创造的。西水坡文化可能是半坡文化东进的一支，所以他也带有明显的星宿历法痕迹；而这一支很可能在几百年后最终到达了东海之滨的尧王城地区、带去了不同于当地黑陶文化的彩陶文化，并最终在此完善并制定出了二十八宿的主要命名。 考虑到原始二十八星宿中东宫苍龙的原型其实是牛，而二十八星宿中又存有代表玄鸟崇拜的翼宿——这不由令人想起以牛和鸟为图腾、“牛首鸟翼”的蚩尤部落。在此他们把继承自神农氏的牛图腾与当地东夷崇拜的鸟图腾相融合，并将其都反映在原始二十八星宿的命名中。 但研究“四象”有个重要的问题往往被忽视了——“四象”的流转顺序与二十八星宿、“十二次”等的星宿流转次序恰好是相反的！以“二分二至”与“十二次”的黄道流转次序为例，其流转顺序应当为“秋分、寿星—冬至、星纪—春分、降娄—夏至、鹑首”，这同时也是二十八星宿日内和年内的流转顺序、两者相符；但“四象”的流转顺序却反而是“秋分寿星—夏至鹑首—春分降娄—冬至玄枵”，这与十二次的流转顺序相反、也与二十八星宿的天文运动顺序相反——可见，若将四象与春夏秋冬四季直接挂钩，是有违于二十八星宿流转的天文秩序！ 那么在天体运动中是否有逆二十八星宿而动的天文现象呢？这就要数同样大名鼎鼎的“岁星”、以及与之相关的“岁星纪年”了。 “岁星纪年”起源于古人观测到有一颗行星其运动方式不同于其他恒星与行星：它每隔约12年（实际为11.8622年），就会出现在夜空中的同一区域内。于是古人把以十二次为坐标，发现每年的同一天这颗行星大致出现在十二次中的一个次、并且逐年逆行一次。因为这颗行星每年在夜空中的位置都呈现周期性规律分布，所以这颗行星能被用于纪年，此行星也因此被称为“岁星”、即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太阳系八大行星中的木星。 “岁星纪年”法在《国语》《左传》中已有记载，所以最晚到了春秋时就已经被大量使用；更早的记录有《国语﹒周语》中记载武王伐纣时是的天象中有“岁在鹑火”，可见在殷周之际就有了“岁星”一说；而考虑到《尔雅﹒释天》中记载“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那么“岁星”的命名很有可能在夏代就已出现了，“岁星纪年”法也很有可能出于那个年代。 “岁星纪年”对生产实践又有何指导意义呢？今天我们知道太阳黑子的活动周期约为11.2年、与“岁星纪年”的11.86年近似，所以“岁星纪年”法能大致反映出太阳黑子的活动周期。虽然没有证据能表明华夏先祖早在先秦时代就知道了太阳黑子的存在，但这无碍于他们在农业生产中切身体验到太阳黑子活动带来的周期性气候变化。 而太阳黑子的高峰与低谷会造成地球大气候产生周期性的巨变，其最显著的现象就是“厄尔尼诺—拉尼娜现象”的交替。这种年际的气候周期性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远大于寒暑交替的月际变化，直接关系到农业的丰收与歉收。 所以华夏先哲在明知岁星周期约为11.8年一周天、每86年会逆行超辰一次的情况下，还保留了“岁星纪年”的主要原因。当然，先哲也不是生搬硬抄的将岁星运动生硬的照抄下来，而是之后认为虚拟了一个与岁星运动方向相反、运动速率为12年一周天的纪念天体、即“太岁”。今天我们常说的“犯太岁”等，指的就是这个来源于岁星的虚拟星“太岁”。 虽然可以用虚拟的“太岁”替代自然的岁星，以制定历法；但易学要反映的须是自然的天文变化、而非人为的刻意改造。而岁星11.86年一周天的运动周期该如何反映呢？ 考虑到先秦时代相对简陋的天文观测条件，当时能测出岁星运动周期为11.8年已经殊为不易——因为11.86年与11.8年的观测误差，反映在年上只有约为2度左右的误差、在日上则更小，所以若能观测到11.8年的周期已经是当时的先进水平了（而事实上直到西汉著名天文历法学家刘歆时，也没能准确计算出约84年的超辰周期）——岁星周期按11.8年算的话，则每12年会超辰0.2个次，由此可类推得到15年为0.25个次、30年则为0.5个次、60年为1个次，即：假设今年今日观测岁星在十二次中的鹑尾，那么60年后的今天岁星应该在十二次中的寿星。 所谓的“六十年一轮回”就源于此：60年完成一个岁星纪年轮回，60年后从下一个次开始计算新一个岁星纪年周期。为了反映此60年周期的超辰现象，故将本来用于纪日的“六十甲子”干支体系用于纪年。 先哲基于岁星每60年会逆行超辰一次的假定而推演出，岁星运行到到了最后个4年置闰循环时（发现“岁差”现象前的古四分历定一年为365.25日，每4年多出1日、以置闰），没有进入第4年所在的十二次、而是停留在第3年所在的十二次：如假设，岁星进入最后一个4年置闰循环时，此年为戌年、对应十二次为降娄； 当进入第4年后，当年为寅年、对应十二次为析木，但此时岁星逆行超辰一个次，依然停留在上年丑年所对应的十二次星纪——如此这般，就形成了“丑”对“寅”的挤出、如若鸠占鹊巢；同时形成了每3年一断的格局，整个十二次就被划分为4段。由此可见，“四象”的逆排序应该是对岁星“逆行”的模拟，十二次被分为4组是源于“岁星超辰”的挤出效应。 而在具体划分时，则以二分二至所在的次为断开节点，将十二次划分出了4组组合：秋分——寿星、大火、析木；夏至——鹑首、鹑火、鹑尾；春分——降娄、大量、实沈；冬至——星纪、玄枵、娵訾。随着历史的发展，这四组组合因为形式上与春夏秋冬“四季”和东南西北“四方”相似，而产生了联系、并最终被用于指代“四季”和“四方”。而其反映“岁星超辰”的本义却慢慢被人所遗忘，以致今人多误认为“四象”就该源于对四季四方的指代，才有诸多以讹传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