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在汉代成为实至名归的帝王之书

马士远  2016年03月15日08:5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尚书》提出了“天之断命”、“续命于天”、“剿绝其命”、“恭行天之罚”、“改殷之命”等说法,这表明商人、周人认为其之所以能得天下,盖由天命所赐,并将此伦理哲学理念昭信于天下,初步形成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天命观。

　　《尚书》是中华民族原初历史记忆和政治文化基因的有效载体,集中体现了上古虞、夏、商、周统治者的政治观点、治政理念与施政法则,以其无可比拟的思想智慧成为历代帝王将相必读必遵的中华元典。

　　《尚书》所涉诸多治政命题,如以“九州”、“十二牧”、“五服”等理念为核心的大一统思想,以“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为特质的民本天命观,以“明德慎罚”为主张的德治精神,以“君明臣谐”、“俊乂在官”为标准的用人之道,以“柔远能迩”为理念的民族和平相处原则等,经过周秦学者的不断诠释,逐渐形成有益于构建古代政治伦理体系的《尚书》学传统。早在孔子之前的王官之学时代,社会就已形成“掌《书》以赞治”、“执《书》以造士”的普遍风尚,孔子及其后学将此官学传统下移,构建起儒家政治伦理哲学和德政说教,开启并奠基了以“资政”为特色的汉代《尚书》学传统。这一传统对汉民族政治文化特色形成具有奠基意义,对几千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的产生与发展亦产生巨大影响。

　　尽管饱受秦始皇“焚书坑儒”及秦汉之际战乱的严重破坏,《尚书》在汉初仅有29篇得以保存,但在汉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及积极推动下,在官、私两个层面均得以普遍传播,不同风格的《尚书》学派随之形成并流衍争胜不断。各家各派《尚书》学诠释的着力点均未超越资政化民的范畴,特别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后,立为官学的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尚书》今文学,多能把《尚书》作为立政治政的历史依据用于指导政治实践,并取得了明显的资政效果,直接影响了两汉政治社会的变迁。

　　《尚书》在汉代成为实至名归的帝王之书。诸多人君研习《尚书》,尊崇《尚书》学者,依《尚书》布政、施政,促进汉代《尚书》学社会功用的发挥,如以《尚书》决狱、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等等。

　　以民为本的天命观对汉代立政伦理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敬畏天命常被视为奉天治世的最大法则。在今传《尚书》中,“天”字出现107次,与天同义的“帝”字出现34次,由此足见《尚书》诸篇之天命思想的多寡。《尚书》提出了“天之断命”、“续命于天”、“剿绝其命”、“恭行天之罚”、“改殷之命”等说法,这表明商人、周人认为其之所以能得天下,盖由天命所赐,并将此伦理哲学理念昭信于天下,初步形成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天命观。

在早期《尚书》学传统形成过程中,《尚书》宣扬的国运定于天命的意识代代相传,至秦汉时期得到强化,在两汉帝国建立与巩固等多方面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更有些汉代《尚书》今文学学者敏感地意识到《尚书·洪范》“五行”观念的文化生成功能,将之与“五德终始”说、“三统三正”说结合并加以衍生和诠释,诞生出新的天命转移理论,如伏生《尚书大传》提出的“三统”说、刘向《洪范五行传论》提出的“五行相生”说,进而将其作为朝代更替的理论依据。这些观念在巩固汉帝国政权合法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尚书》宣扬的天、帝、天命等观念并非主宰天下万物的神性宗教关怀,而是一种“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天亦哀于四方民”、“以小民受天永命”的民本关怀。正是通过强调“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天秩有礼”、“天讨有罪”、“天命有德”等理念,《尚书》得出了天意即民意的结论。汉代帝王在此理念影响下,常依据《尚书》的民本天命观警醒自己,动辄就下罪己诏,前汉文帝、宣帝、元帝、成帝,后汉章帝、和帝、安帝、顺帝、桓帝等,都曾这样自责,史书均有载记。汉代儒者在以《尚书》民本天命观匡正人君方面亦多有发明,如前汉谷永引《无逸》《文侯之命》戒成帝“毋逸豫”,班伯据《微子》《酒诰》戒成帝毋迷色淫酒。后汉郅恽引《尚书》周公规劝成王“勿盘于游畋”之事戒光武帝“毋逸豫”,郎顗用《盘庚》“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谏顺帝仁俭施政,杨震用《洪范》戒安帝节用去奢,陈蕃亦引《尚书》“无教逸欲”、“勿盘于游畋”戒桓帝“毋逸豫”。

　　大一统观念对巩固两汉帝国多民族统一的影响

　　《尚书》学在汉代的大规模传播,使得其中的许多观念深入人心,整体呈现出“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九州混同,四海一家”一统天下的恢弘气度,“万邦黎献,共为帝臣”、“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天下共主的气概,“惇德柔远”、“蛮夷华夏,莫不率服”民族和平的相处之道,《周书》部分倡导的“封邦建国”理念不仅为汉代统治者所继承,而且在各族民众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为维护两汉帝国长达四百年的多民族统一发挥了巨大作用。

　　汉代常常借用《尚书》“封建”诰命体语言,如:武帝元狩六年(前117),策立皇子刘闵为齐王、刘旦为燕王、刘胥为广陵王,诰命三策中的“封于东土”、“封于北土”、“封于南土”语言,是仿自《康诰》“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惟命不于常”,亦是活用《康诰》经文;“俾君子怠”系改《秦誓》“俾君子易辞”经文;“凶于而国”更是直接引用《洪范》经文。汉宣帝地节元年(前69)六月间接引用《尧典》义来封建宗属,其下诏说:“盖闻尧亲九族,以和万国。朕蒙遣德,奉承圣业,惟念宗室属末尽而以罪绝,若有贤材,改行劝善,其复属,使得自新。”其中便蕴含了《尚书》一以贯之的大一统理念。

汉代在处理边远民族事务时,往往采用《尚书》中“协和万邦”、“敦德柔远”、“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等策略。如:宣帝时,有学者谓“治国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亲附,然后来远。百姓内足,然后恤外”,并主张依《禹贡》疆域方五千,胡越之地在五千里之外,荒服鄙远,应割弃勿理,不宜出兵征服,以节省国力。再如:元帝时珠厓反乱,贾捐之认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皆可且无以为”,阻止发军南征,元帝听信其言,下诏说:“其罢珠厓,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

　　贤能治政法则对汉代治政伦理的影响

　　《尚书》另一核心要义为贤能治政法则的奠基,具体体现在君臣的德才并重标准以及和谐君臣关系的构建两个方面。《尚书》对唐尧、虞舜、大禹、成汤、文王、武王等帝王,对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等重臣,进行了多角度的型塑,但散中不散,集中刻画了他们德才兼备的治政素质。贤能治政的关键是“俊乂在官”,即把贤能者使用在关键职位上。君王掌权,知人之明是其基本德性,作为最高统治者,不仅要善用贤能,而且要近贤远佞,视臣如手足,“臣作朕股肱耳目”,并敢于广言纳谏。《皋陶谟》说:“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身为天子,要能理性接受臣下的建议。为臣之道,则要“允迪厥德,谟明弼谐”,重视自己的德行修养,按照“九德”的标准不断改进自身,恪守本职,勤政守法。汉代任荐大臣多遵循《尚书》中的贤能治政法则。刘向引用《尧典》《皋陶谟》议论任荐大臣的重要性时说:“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而凤皇来仪;拊石击石,百兽卒舞。”陈忠疏奏三公典职之要时亦化用《尚书》文本说:“臣闻三公上则台阶,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职,协和阴阳,调训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风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汉代任荐大臣遵循《尚书》者很多,仅举一例:光武帝拜高密侯邓禹为大司徒的策文说:“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基本沿袭《尧典》帝舜命契作司徒之文本。

　　汉代和谐君臣关系的构建重在赏罚有道。治政之大本在于刑赏,赏或罚是君王驾驭群臣的主要方法,《皋陶谟》说:“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又曰:“格则承之庸之,否则威之。”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汉代统治者深谙此道,赏罚非常严明,一直为后世所称道。如汉宣帝曾下诏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犹不能以化天下。”《尚书》学者颍川太守黄霸因治郡有方,被宣帝赐爵关内侯,赏黄金一百斤,俸禄由八百石提升为二千石。京兆尹赵广汉为官清廉,深受百姓爱戴,但因犯罪当斩,数万人为其求情,甚至有愿代其死者,汉宣帝为严明刑律,最终仍下令将其腰斩。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汉《尚书》学研究”负责人、曲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钱宗武：《尚书》研究的当代价值

  2016年08月30日16:1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史通》云：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精此书，次览群籍。此论多为历代学者共识。《书》释天道政理，兴废存亡；引导修齐治平，立德立言立功；实为治政之宏规，稽古之先务，修身之典则。故汉唐以来，上自庙堂，下至闾里，人莫不习。解之为史鉴，援之以赞治，释之为训诫，授之为教化，引之以立论。当下，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书》学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尚书》的现代诠释显现出巨大的张力。作为经典，《尚书》总结的治政经验、历史规律和思想观念，具有时代超越性和真理延续性，其当代价值日益彰显。

汲取古老的政治智慧探求中国特色的治政理念

《尚书》为“政书”之祖。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称“《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荀子《劝学篇》明言“政事之纪也”。《明实录》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命儒臣书《洪范》揭于御座之右，朝夕观览”。历朝历代的政治领袖们都十分重视阅读和研究《尚书》。

梳理比对世界上最古老文明形态的诸种文化因子，可以破解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仅华夏文明一枝独秀，生生不息。远古的黄河流域孕育的文化形态具有独一无二的区别性特征，这就是具有最为悠久独特、最具生命力的文献传统。这一传统最早的文献性质是政书，也就是《书大序》“所谓上世帝王遗书也”。“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自此，伏羲、神农和黄帝有“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有“五典”，“言常道也”。

历代皆有传世政典。周初著名政治家周公旦在《多士》中就指出“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书》学文献总结上古坟典的政治智慧，用圣君贤相的嘉谟善政确立了“先王政治”，建立了传统中国较为系统的国家治理模式，进而在后世形成绵延不绝的“政统秩序”；用以德范位的道德诉求直接规约君王的思想言行和士民的家国情怀，塑造民族的精神世界，进而形成历久弥新的“道统观点”。《尚书》引出千年的“王道”、“霸道”历史哲学之争，成为历代士人对现实政治的价值规范。《尚书》中的圣贤形象成为民族的“人格理想”，确立了民族的价值标准。《尚书》这一切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从政、理政和治政的理念、策略和方法，是适应中国文化特点、区域特征以及民众心理的共同基因，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尚书》的文献传统及阐释传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特征。这种特征以文献坚守历史，以阐释适应时代，民族文化中最优秀的因子得以保存，历史发展环环相扣，文化传承绵绵不绝，原典成为文化标识，诠释成为时代象征，原典与诠释的融合成为民族和谐、文化认同、与时俱进的强大动力。因此，从哲学高度看，《尚书》中呈现的虽是王朝时代的大经大法，但其超越时代的“道”却是任何时代治政理国的金科玉律。

揭示华夏文明始创论述延续传统文化的学术正脉

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序》认为“经惟《尚书》最尊”。《尚书》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经典，是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以前的原始文化形态。《尚书》于传统文化诸元素之始创性论述最为广泛丰富，是华夏文明一些重要思想、理论、概念、观点的渊薮。如《尚书》开篇的《尧典》首节就提出“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思想：“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舜典》提出中国最早的文学理论术语“诗言志”，揭示诗的本质特征；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序》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对后来的文学理论有深远的影响。

《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谓的虞廷“十六字诀”，是构建宋明理学庞大学术体系的理论基础，也是阳明心学的真正源头。历代对《尚书》一些特定篇目和类型的系统研究不仅形成了新的学术体系，例如《禹贡》学、《洪范》学，还形成一些新的文化观念和学术见解。《洪范》“五行”对于民族宇宙观和认识论之建构，“九畴”对于国家法权制度的建立；《禹贡》行政区域界划标准的设计对中国历史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之影响，九州的假想设定对国家认同以及“大一统”观念的确立；《吕刑》对中国法律思想之建设；典、谟、训、诰、誓、命等对中国文体学之形成。科举时代，《尚书》作为科考重要内容，在民族教育、人才选拔与社会主流意识构建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尚书》学是大道之学，历代对《尚书》的语言诠释、政治诠释、历史诠释、心理诠释以及由此形成的诸学理论，与当代学术体制中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法律、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领域研究密切相关。这种多角度诠释，既保持了《尚书》基本理念和价值观的相对稳定，又进行了适当的推陈出新。《尚书》悠久的思想智慧总是直接介入生气勃勃的时代思想建构，这些思想在今天同样可以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核。研究《尚书》及《尚书》学文献就是追本溯源，继往开来，延续传统文化的学术正脉。

揭示世道人心的传统内涵展现《书》学教育的当代价值

经学经典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一直是“政治、社会、人生教育的基本教材”。《礼记·经解》说：“《书》教也；广博易良。”《墨子·天志》论《诗》、《书》：“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槃盂，传遗后世子孙。曰将何以为？将以识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可以看出，《尚书》的道德哲学和伦理价值无疑是我们应该汲取的文化营养，《尚书》文本自不能言，需要人理解阐释，实现《尚书》学与现代文化的相融共通。

研读《尚书》就要把注意力放在义理的发现上。朱熹说：“唐虞三代事，浩大阔远，何处测度？不若求圣人之心。如尧，则考其所以治民；舜，则考其所以事君。”经之为经的意义即在于教人立身行事。《尚书》中的“民本”思想、“修身”思想、“德治”思想、“和谐”思想，包含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可以转化为现代的价值理念，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

展示中华经典再生的正能量研究文化国际传播的新策略

《尚书》作为文献存在形式的价值在于传承性特征，文献的传承性特征往往被解释为“影响”，“影响”体现了所有文献内在合法性要求，文献只有产生影响才能有再生的正能量。《尚书》政史资料汇编的文献性质具有得天独厚的再生能量。古代中华文化圈各个国家政统道统学统皆一依中国，都保存了大量的《尚书》学文献，日本和朝鲜半岛最多。古代朝鲜学人用汉语著述的《尚书》学文献以千万字计，影响涉及政治、哲学、思想、法律、教育、文化等广泛的领域。研究表明，域外《尚书》学汉籍千百年来构成所在国主流思想意识形态，具有其他文化形式所不具备的心理接受惯性。没有一个国家会无视自己的历史传承与文化积淀，没有一个生命个体会拒绝血缘联系和认祖归宗，血脉异域相连，精神古今相通，域外《尚书》学汉籍作为文化交流融合的特殊文化形态，是无可否认与回避的历史印迹。

历史印迹是文化对话的前语境。全面整理和深入研究域外《尚书》学汉籍，梳理汉文化在异域文化中的存在形态与演变脉络，发掘出双方文化的共性因子与异质元素，将静态的古老文本诠释与动态的当代学术研究进行融合延伸，既保持历史所赋予的特定亲和力，又融合时代所赋予的鲜活生命力，这样的文化对话可以非常容易地形成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激活对话对方的历史记忆，提升对话己方的文化自信。通过国际学术交流，共同整理和研究域外《尚书》学文献，寻找新时代传统文化传播的新形式，这是汉文化高品质国际传播应该采取的有效策略。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文化变革和价值转换，都与经典的重构与诠释的重建紧密相关。面对由来已久的反传统思潮和学术理论的西化倾向，我们需要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传承中重建民族的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尚书》作为政史文献最早的典籍，可为弘扬气象恢弘的华夏传统文化，提供不可缺失的文献依据与思想基础。广泛深入展开《尚书》及《尚书》学研究，是深刻体认源远流长传统文化的根本，是提炼中国文化特征“古为今用”的基本条件。《书》学大道，必兴中华。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尚书》学文献集成与研究”首席专家、扬州大学教授）

(责编：李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