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强1雷瑭洵2 (1.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2.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摘要：古音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也是当代国际显学。21世纪初的“古音学大论争”是语言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论争围绕对既往学术史的评价、上古音研究的材料、上古音构拟和上古音构拟的检验标准等问题展开。论争是对反映上古音的材料如何选择和使用方法的一场辩论，充分展示了研究古音学过程中如何使用汉语内证材料，如何处理材料的权重等重要原则问题，确立了检验上古音构拟的标准；某些上古音构拟从材料到系统都存在严重问题，这样的构拟经不起历史检验；郭锡良、孙玉文等的研究有很高的方法论意义。这场古音学论争令人深刻地体会出求实精神的重要性，空疏学风的危害性。“古音学大论争”涉及中国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是全盘照搬地走西方道路还是走中西结合道路的问题。经过论争，继承中国优良传统、熔古今中外于一炉、独立平等自主创新的中国语言学的道路已经出现在眼前。 关键词：古音学论争；内证材料；构拟标准；求实；学风 中图分类号：H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46(2019)07-0164-17 21世纪初，古音学研究领域开始了一场激烈的论争，这场论争缘起于梅祖麟的一次演讲，以郭锡良的回应为标志，正式拉开帷幕。在论争中，梅、郭两位教授三来三回，学界称为“郭梅之争”。这场论争参与者之多、波及面之广、争论之激烈、影响力之大，前所未有，故又称“古音学大论争”。这是语言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未来语言学研究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十几年过去了，论争仍在持续。为推进古音学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有必要做一次梳理和回顾。 一、汉语古音学缘起与流布 古音学研究周秦两汉之音，是音韵学的一个分支。上古字音到了六朝已有不少变化，《诗经》是韵文，但六朝时已出现用时音读不押韵的情况。为了读起来和谐，有的经师采取临时改读的办法，称为“叶音”。叶音在宋代盛行，朱熹《诗集传》大量采用叶音注《诗经》韵字。叶音是临时改读，忽视了语音的系统性，奉行叶音说，必然无法区分韵文与非韵文，造成字无定音，音无定类。叶音虽然表面解决了押韵不和谐的问题，但没有真正弄清《诗经》时期的字音。 明朝中后期，有学者对叶音说提出批评。陈第《毛诗古音考》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①]，反对叶音说。其摆脱今音束缚，从上古时期的内证材料出发证明上古音，做到了字有定音，音有定类。陈氏筚路蓝缕，功不可没，成为清代古音学的开路先锋。顾炎武《音学五书》开创了科学的古音学研究方法，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成为清代古音学奠基人。此后江永、段玉裁、戴震、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等学者后出转精，分古音十三部、十七部、二十一部等，蔚为大观，极大地推动了训诂学、文字学、校勘学的发展，成为乾嘉之学的基石。至20世纪初，黄侃分古音二十八部，王力脂微分部，定古音为三十部，奠定了古音学的基本格局。 民国时期，西方语言学引入中国，国际音标成为音值标写的基础，构拟成为古音学研究的新课题。瑞典人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综合运用韵书韵图、汉语方言和外语借词等材料，构拟出一套中古音的系统，并尝试构拟上古音。高本汉的研究，奠定了现代音韵学的基础。音类和音值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音韵学研究的“新传统”，继承至今。 古音学是生长在中华大地上的古老学科，从诞生起的为读经解经服务，逐渐发展为系统完整的现代学科。科学的现代古音学，无法脱离与清代古音学的联系，也不能中断与现代语言学的结合。 古音学也是一门国际学问。高本汉前后，艾约瑟（Edkins）、马伯乐（H.Maspero）、西门华德（Walter Simon）等西方学者，大岛正健、后藤朝太郎、大矢透等日本学者都曾对上古音研究发表过意见。[②]现代古音学的建立，除了继承清代古音学的成果，也离不开外国学者的贡献。古音学这门古老的学科，在当代显示了学术的生机和魅力，它在当今文化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一，上古音是了解早期中国语言文化的一把钥匙。这是上古音研究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古音学研究的成果为准确解读先秦经典提供了可靠依据，成为进一步探寻其思想文化精髓的基础。清代古音学得到极大发展，学者能够突破字形的限制而因声求义，这极大方便了对古代经典的深入研究。 第二，科学的古音学是汉藏诸语言研究的基础。东亚是汉藏诸语言的发源地，汉语与其他语言长期接触。厘清汉藏诸语言的关系，必须以科学准确的关系词判定为基础。关系词的判定首先要求系统的语音对应，因此，科学系统的汉语上古音体系是这项研究成果可靠与否的重要依据。这对弄清中华大地早期人类之间的关系，了解中华民族的发源，梳理民族关系有重要意义。 第三，古音学是丝绸之路语言研究的一束纽带。可靠的古音研究成果，能够提供丝绸之路沿线语言研究的线索，从而推动历史地理、语言接触、民族交流等研究的发展。 第四，古音学有助于普通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理论研究。理论是从语言材料中提炼出的规律，必然要接受语言事实的检验，这样才能成为真理。汉语上古语音现象复杂，研究好它必然会丰富现有的语言学理论。植根于上古汉语内证材料的古音体系，应该成为语言学理论的检验者。 总之，古音学研究当下已经走出中国，成为世界性课题，这个古老的学科将大放异彩，发挥出更重要的作用。 二、问题与论争古音研究的重要性，使古音学成为争论的焦点。有学者提出，要否定过去的研究路径，重新建立起一套新的研究方法。我们认为，随着研究的推进，逐步更新研究方法是学科进步的标志，但新方法要遵循科学原则，不能舍求真而求异。新方法必须经过材料和逻辑的反复检验，才能为学界真正接受。 1.论争始末一瞥 2001年12月8日，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发表题为《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的演讲，[③]提出他本人关于汉语历史音韵学和词源学研究方向的看法。 演讲的前半部分，梅氏高度赞扬高本汉运用谐声材料开展上古声母研究，指出两种对待谐声材料的态度：王力的回避态度，李方桂、董同龢的推进态度。梅氏认为，后者继承高本汉，将谐声原则贯彻到声母研究，往往会构拟出复辅音声母。这是上古音研究的正路，如董同龢的《上古音韵表稿》，其后雅洪托夫等学者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了下去。梅氏将“利用谐声字来研究上古声母”列为“中国特色”之一，设定了判断主流与非主流上古音系研究的4条标准：“（i）《诗经》韵部；（ii）谐声字；（iii）汉藏比较；（iv）中古音”。他对20世纪各家的上古音构拟进行分类，将李方桂、白一平、潘悟云等学者构拟的上古音系列为主流的上古音体系，王力的上古音研究在“四项资料中缺了两项：谐声字和汉藏比较”，“不能列入主流”，“章黄学派的古音学也不能列入主流”。 演讲的后半部分，梅氏举例批评王念孙“一声之转”的同源词研究，认为王念孙“没有论证，就认定A字和B字有同源关系”，像“黑、墨”这样汉语内部的同源词，既往的那些词源学研究有时在解释它们的语音关系上产生困难，无法用来开展汉藏比较。他甚至认定章黄学派的词源学研究“根本不是语言学”。他认为，科学的词源学研究，应该“内部用谐声、假借的证据，外部用藏缅语的同源词证据”，内外互证，应该使用“有复辅音、有s-词头”的“主流的上古音系统”。 梅祖麟对上古汉语语音和同源词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梳理和评价，批评已有的研究方法，推广宣传新的学科范式。演讲中有关学术史的评价是否公允，新方法是否具备合理性、逻辑性和可行性，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2002年6月27日，郭锡良在南昌举办的“纪念《中国语文》创刊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的讲话》[④]，对梅文的主要观点进行商讨。梅文和郭文一立一驳，激烈交锋，引起了学界多形式、多渠道、多地域和长跨度的讨论。 2003年，论争迅速扩大，这一年也是讨论最激烈的一年。年初，针对郭文的批驳，梅祖麟修改、节选2000年的旧文《中国语言学的传统和创新》（发表时题目改为《比较方法在中国：1926—1998》）作为回应，重申比较方法在汉语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地位，再次强调谐声材料和汉藏比较的重要性，文末附予郭锡良通讯邮件，提出问题，并要求答复：“（1）一声之转是否能用来做同源词研究，（2）怎样做汉藏比较，（3）王先生的上古音系统是否能用来做汉藏比较。”[⑤]随后郭锡良发表《音韵问题答梅祖麟》[⑥]，逐一答复了梅氏的提问。这一来一往的郭梅第二次交锋，极大推进了讨论的深化。郭梅第二次交锋后，陈新雄[⑦]、薛凤生[⑧]、唐作藩[⑨]、鲁国尧[⑩]、耿振生[11]、华学诚等[12]、黄易青[13]、王宁和黄易青[14]、孙玉文[15]等质疑梅氏的10篇文章陆续发表。同年，陈新雄在台湾地区召集“第一届汉语历史音韵学学术研讨会”，编写了《会前论文集》，与大陆的讨论遥相呼应，并发表了潘柏年、曾荣汾、何益昆、林庆勋等学者的文章[16]。 除了质疑梅氏的声音，也有学者赞成梅氏部分观点。麦耘不完全同意梅文关于主流音韵学的看法和在谐声材料方面对王力的古音研究的批评，最后在汉语历史音韵学研究的传统与创新、方法与态度上提了一些看法。[17]周守晋对麦文的一些说法做出了回应。[18] 讨论的另一焦点是潘悟云的《汉语历史音韵学》[19]。潘书作为梅文所认可的主流音韵学著作，也成为这次讨论的对象。郭氏商梅二文分析了潘书中的几个错误，2002年秋，郭梅争论的同时，孙玉文发表《〈汉语历史音韵学·上古篇〉指误》，举例说明了潘书的一些失误和不当之处。[20]质疑潘书及相关研究的还有耿振生[21]、黄易青[22]等。孙玉文《上古音构拟的检验标准问题》详细论证了各类古音构拟标准中的问题，对古音构拟方法进行了总结，[23]具有方法论意义。 针对郭氏商梅和孙氏《指误》三文的批评，潘悟云认为这些批评属于字书派和材料派的差异。[24]2006年，郭氏、孙氏在学术会议上对潘文做了回应，对潘文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指出潘书除了在具体分析中存在失误，还在材料使用的原则上存在问题。[25] 除了学术期刊、学术会议等传统平台上的讨论，网络论坛如“北大中文论坛”和“东方语言学”的讨论也很热烈。有一些核心问题的讨论在论坛率先发起，随后发表在学术期刊上。[26]但论坛上的文章可以修改，难以保存原貌，作者多用匿名，这种情况不利于学术讨论的持续开展。因此，我们将叙述的主线放在经过同行评审的学术出版物的学术讨论上。 2006年起，讨论整体趋于平静，但仍有一些波澜。围绕“美”字的归部问题，梅祖麟、郭锡良、郑张尚芳3位学者有4篇文章。[27]虽然讨论只围绕一个字展开，但背后隐含的是对反映上古音的材料如何选择和使用的一场辩论，充分展示了研究古音学过程中如何使用汉语内证材料，如何处理材料的权重等重要原则问题，郭锡良的文章有借鉴意义。 讨论结果在2006年已基本明了。梅祖麟承认“《上古韵母系统研究》里面的‘脂微分部’之说在当时有继往和开来两种作用”[28]。学术界开始小结和反思，陆续有一些文章发表（如节于今文[29]），论争的论文集《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30]也开始编纂，该书拟汇编2006年上半年以前“在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杂志上发表的相关论文讨论”[31]。不过部分文章的作者不予授权，只好列在附录存目，十分可惜。郭锡良在讨论集的序中将这场论争的实质问题归为“要不要继承中国语言学自己的传统和如何吸收西方（主要是美国）语言学的问题”[32]。 冯蒸也对讨论做了总结，[33]他将讨论命名为“第三次古音学大讨论”[34]，定性为学派之争。郭锡良指出“冯文看似客观公正，却不顾事实”[35]。针对冯文叙述的不符合事实之处，黎新宇[36]和周守晋[37]作了有力回应。 郭锡良对这场古音学大讨论做了扼要的综述，将论争定性为“崇洋轻中与以我为主（古外中今）、主观轻浮与求真务实之争”[38]，肯定了这次论争的作用。至2015年，这场由梅祖麟演讲引起的在古音学研究领域的学术论争暂告一段落。 这场讨论涉及的核心问题主要有：（1）梅氏的学术史评价是否公允？如何正确合理地叙述王念孙、章黄学派、王力等的学术成就？（2）“一声之转”是不是科学的同源词研究的方法？（3）特殊的谐声现象是不是复辅音的反映？如何运用谐声材料开展上古音研究？（4）上古音研究要不要用汉藏语比较材料？如何甄选和运用上古音研究的资料？（5）如何做汉藏语比较？由此衍生出要不要继承中国语言学的传统，以及如何吸收西方语言学的成果等问题。这些问题逐渐成为讨论的核心问题——中国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是全盘走西方道路还是走中西结合道路的问题。下面分别论述。 2.对既往学术史的评价梅氏演讲叙述和评价既往的古音学研究，尝试建立起一条新的“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的学术主线，其中有不少失误之处。郭锡良、陈新雄、唐作藩、鲁国尧、王宁和黄易青等十几篇文章已从不同的角度指出这一点。[39]如他认为“有系统地去研究谐声字的韵部导源于段玉裁”，王宁和黄易青指出在顾炎武的《唐韵正》和《古音表》中，都有利用谐声字来研究韵部的论述，这与古音学史的常识不合。梅氏在叙述王念孙、章黄和王力的学术成就时也有失实之处，下面具体说明： （1）“一声之转”和同源词研究 梅氏演讲对王念孙“一声之转”的同源词研究的科学性提出质疑，认为，“A字和B字如果声母不同，或者韵母不同，或者声母、韵母都不同，《广雅疏证》叫做‘声之转’‘一声之转’”。梅文认为王念孙在判定同源词时，“没有论证，就认定A字和B字有同源关系”，并举“闾、里”“蘴、荛、菁”两个条目作为例证。由此，梅文将王念孙的“一声之转”认定为具有中国特色、但是不科学的研究方法，连带质疑了王力、邢公畹、章炳麟的同源词研究的科学性。 学术界认为，梅氏的批评难以成立。第一，梅祖麟对“一声之转”“声之转”的理解存在问题。如陈新雄考察《广雅疏证·释诂》和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中“一声之转”的使用情况，认定“古人所谓‘一声之转’”，是“双声旁转”[40]。华学诚等统计《广雅疏证》中全部用例，穷尽分析了《广雅疏证》中130例“一声之转”“声之转”的材料，其中合理的有96条，占73.85%，充分证明了王念孙术语使用的合理性。[41] 第二，王念孙在判定同源词时作了详尽论证。以“闾、里”条为例，陈新雄[42]、华学诚等[43]、王宁和黄易青[44]均指出，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共征引8条证据论证二者的词义关系，梅氏认为之鱼音远，其实在上古文献中，之鱼常合韵，清人早已注意到这一现象。《广雅疏证》根据古音条件排列书证，在语音和意义上的论证都十分到位，用“论据丰富，论证严密”来评论才恰到好处。 第三，华学诚等[45]、郭锡良[46]均指出,从学术史的评价看，无论是同时期的学者（如段玉裁），还是后来的学者（如王力），都对王念孙的研究采取了肯定的态度。王念孙的同源词研究无疑是成功的。虽然确如杨剑桥所说，后代学者在同源词研究中有滥用“一声之转”的弊病，使用“一声之转”进行同源词研究应该更加谨慎，[47]但不能据此否定王念孙“一声之转”的科学性。 此外，郭锡良还指出，“汉藏语同源词，即不同语言来源于共同祖语同一个词发展至今的不同形式”，这两种不同取向的研究，不能轻易混为一谈。王力的同源词研究，“是一个单音词为主的语言内部由于词义造词、音变造词而形成的音义相近的同族词”。[48]而且，王力批评了滥讲音转的现象，提出了语音上双声叠韵、有训诂依据两条原则，严谨而科学。因此梅氏对王力《同源字典》科学性的质疑无从说起。 （2）对章黄学派的评价 梅氏认为章黄学派“根本不是语言学”，这与事实不符，也不是严肃的学术史论断。陈新雄引证李方桂、董同龢的看法，说明学术界一直都承认章黄学派的研究属于语言学研究。章黄的学术传统，上承乾嘉学派，继往开来。章黄所继承中国传统小学的研究，其实就是继承中国传统的“历史语言研究法”，比如在古音研究领域，章太炎设立队部、黄侃定古音十九纽，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打下良好基础。[49]事实上，梅文开头也部分承认黄侃是“20世纪汉语历史音韵学的名家”。 （3）王力的“谐声说” 梅氏认为王力“没有真正体会段玉裁‘同声必同部’的力量”，不懂“同谐声者必同部”的原则。对此，郭锡良[50]、陈新雄[51]、唐作藩[52]、曾荣汾[53]、何益昆[54]等均予以了反驳。 郭锡良指出，在对待谐声材料上，王力、董同龢、李方桂等学者的态度本质一致，都对高本汉的构拟方法持批评态度，实质上不存在“总退却”和“继续前进”两种道路的分歧。在谐声材料的运用上，王力提出了两点：“一是‘同谐声必同部’原则上是对的，但声符的认定还成问题，不能全依《说文》。二是‘谐声时代与《诗经》时代不可混为一谈’。”由于方音差异、字形演变等原因，谐声材料内部有大量异质要素，使用时应甄别，不能简单当作与《诗经》同时代的材料进行上古音研究。因此，王力对利用谐声材料构拟复辅音持批评和保留态度。[55] 王力仍然肯定谐声材料对声母研究的作用，如唐作藩[56]、周守晋[57]已经指出王力在《黄侃古音学述评》中运用谐声偏旁证明庄精两组的关系，并非如麦耘所说，“不用谐声偏旁来研究上古声母”[58]。 梅祖麟也承认“言王先生不懂‘同声必同部’”[59]不当。王宁和黄易青总结说，“音韵学史评价应尊重历史事实”，这是开展学术史评价的根本原则。[60] 3.上古音研究的材料 （1）材料的使用 开展上古音研究，必须要使用反映上古音的内证材料。如何看待和使用材料，也成为讨论的话题之一。鲁国尧主张“不可将‘历史比较法’和‘历史文献考证法’对立”，“最好的办法是将二者结合，相得益彰”，这是“汉语史研究中的‘二重证据法’”。[61] 使用错误的材料作为证据，论证就缺乏说服力。如误将“林”“森”视为谐声关系,给清代以后出现的“僱”字构拟上古音等。孙玉文指出，这些错误可以分为误读典籍、误注古音、误析汉字、误定汉藏语系同源词等4种情况。[62]这些表面上是材料之疏失，却反映出材料处理上的原则性问题。 针对批评，潘悟云提出存在两种不同的音韵学研究路数，一种是面向文献的，另一种是面向活的语言的，他“把迷信字书的一派叫作字书派，把相信材料的一派叫作材料派”，以“鼻”“硬”和“盖、㔶”等字为例做了分析。[63]随后，郭锡良[64]、孙玉文[65]对这篇文章进行了讨论。这里谈两点： 一是“鼻”的入声读法字书中没有，而方言中存在。潘文提出，材料派会构拟出入声读法，字书派不会承认“鼻”有入声一读。其实，双方都承认古音中“鼻”有入声一读，无法据此划分出两派。 二是不见于早期文献的字，如“硬”，有可能存在于方言口语中，因此可以考虑构拟上古音。其实，这种看法应该谨慎看待。首先必须承认一个时代的文献不能反映当时全部的词汇面貌，但已足以反映当时的常用词汇和基本词汇。因此，“除非有过硬的证据”，“不能轻易地说，某一个见于后代文献的词本来在前代的口语中已经出现”。 使用上古材料的失当，不能简单视为疏失，而是处理材料原则上的局限，并不是迷信字书和相信材料的差别，而是在如何看待和处理上古内证材料的差别。下面具体讨论。 （2）谐声材料 谐声字是开展上古音研究的重要材料。梳理谐声的规律，尤其是弄清形声造字“谐声原则”，谐声字和声旁之间的语音关系的性质以及使用谐声材料中面临的问题，成为讨论的热点之一。 谐声并不反映形态。支持谐声反映形态的论证可以概括如下：第一，谐声原则要服从音位原则（发音部位相同而发音方法有差别的声母不能互相谐声），二者发生矛盾时应首先服从音位原则，所以复杂的谐声现象，反映出声旁具有异读；第二，有一些异读反映古代的形态现象。潘氏由此得出结论，谐声现象可以反映上古形态。[66]其论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谐声字和它的声旁之间的语音联系，二是异读是否反映形态。第一点与谐声材料的使用有关，第二点在下文“上古音构拟问题”的“上古复辅音构拟和形态构拟”部分将详细讨论。先看第一点。 首先，这种做法是将谐声材料当成同质材料来使用。但毋庸置疑，谐声材料具有异质性。麦耘提出：“谐声字的时、地差异没有对上古韵母的研究造成根本性障碍，那么对上古声母研究也应如此”，谐声材料的复杂性决定利用谐声字难以构拟一时一地的声母系统，因此需要考察上古声母的历时演变和方言分布。[67]周守晋对麦文的一些说法做了回应：上古的声母、韵部的研究都受制于材料，以《诗经》押韵作为基础求出韵部框架，但声母的情况缺乏框架，谐声材料时、地跨度很大，这是与韵部研究的不同之处。周文强调谐声材料在构建语音系统上不自足，单纯利用谐声材料难以建立系统。[68] 其次，谐声原则总体上要求音近，各家的认识在细节上存在分歧。耿振生分析和比较清代以来学者在韵母和声母层面的谐声原则，归纳出“同一谐声系列中各字的读音关系应是整体相同或相近，声母和韵母都包括在内”“同一谐声系列的字一般属于同一韵部”“发音部位相同的塞音或塞擦音及擦音可以互谐”等大的原则。提出谐声原则要服从音位原则，理由不充分。耿文引裘锡圭的看法，指出造形声字时可以用不完全同音的字做声旁。耿文指出，潘书承认“还是有不少形声字间不同音，而且语音上形态无关”，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否定了谐声的音位原则。[69] 最后，谐声时、地情况十分复杂，谐声材料的复杂性要求这宗材料“必须加以鉴别才能用于科学的古音研究”。除了上文谐声字的判定问题、谐声字的时间跨度问题外，黄易青指出了谐声字的4种复杂情况：“同形字的字符作声符时，其谐声字读音不同”；“同一声符在不同时地造的谐声字声音不同”；“造字时有些谐声字与声符只是音近，并不完全同音”；“许慎认定的‘形声’，有的只是双声或叠韵，有的则只是会意”。[70] 谐声材料的异质性，谐声字和它的声旁之间复杂的语音联系，足以说明潘书“互相谐声的两个字，必须完全同音”的观点不成立。 谐声材料的复杂性远不止此，论争中有学者提出了利用谐声材料观察上古音的新角度。孙玉文提出了4个视角：“一，谐声系列；二，谐声层级；三，谐声字出现的时代；四，谐声材料和其他材料的综合运用。”一个声首和它的所有谐声字归纳为一个谐声系列，在谐声系列所反映的语音关系中，要区分谐声通例、谐声特例和例外谐声，谐声通例是谐声的总规律，谐声特例是谐声通例下局部谐声系列的规律，例外谐声是不符合通例和特例的谐声现象。[71]后来孙玉文更进一步论证了上古汉语的谐声字几乎不存在例外谐声和谐声特例，汉字的例外相通是在汉语的象形、指事、会意阶段。[72] 孙玉文根据谐声系列中主谐字之间的层次关系，将一个谐声系列分为不同的谐声层级，他注意到有些谐声层级与异读现象相关，反映出谐声字相对的时间层次。“谐声系列”和“谐声层级”的角度，是从旧的谐声材料中设计出的新研究方法，从而挖掘出新的语音信息，如利用谐声特例证明上古的开合、等列，也解释了一些复杂的谐声现象。[73] 孙玉文举出了一些特殊谐声的材料，论证这些特殊谐声现象至晚在上古汉语已出现，[74]重点关注特殊谐声现象中谐声字和声符的音值变远的时间。这是在汉语语音史研究思路上的创新，通过反映新的读音变化的材料，得出语音演变的大致年代，论证上古汉语没有复辅音，从而为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角度。 孙玉文关于谐声字的几篇文章，在方法上有创新，推动了汉语语音史的研究。这种研究思路为李建强[75]、郑妞[76]等沿用和发扬。 （3）联绵词材料 上古联绵词材料是反映汉语上古音的重要内证材料。既往的研究对这项材料的重视不够，经过论争，联绵词材料的重要性被挖掘出来，研究方法也被设计出来。 孙玉文《先秦联绵词的声调研究》[77]和《先秦联绵词的语音研究》[78]运用先秦联绵词的资料，证明了“双声兼叠韵联绵词中，两音节完全同调”，存在“前开后合的可能性”；“叠韵联绵词中，两音节几乎同调”，往往“同等”“同开合”。其研究为论争中联绵词材料的使用奠定了基础。 在论争中，联绵词材料被提出用来说明梅氏和潘氏的上古音构拟不合理。如郭锡良指出，梅氏为与明母谐声的“忽”构拟的*-sm复辅音，造成联绵词“恍惚”不双声，等等。[79] 孙玉文运用古代注音材料作为补充，论证了联绵词的语音特性。[80]孙玉文、郑妞提出“汉语非叠字双音节不重复的原则”，可以通过对“最小对立词”的分析，挖掘联绵词构成中的语音信息，从而为上古音的研究提供佐证和补充。[81]孙玉文统计分析了先秦至南北朝14部专书词典、《辞源》和《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双音节词两音节的语音异同情况，进一步证明了“除了叠音词，汉语所有的双音节词，两个音节之间读音必有差别”的规律。[82]孙玉文运用联绵词材料检验了庄组声母的4种构拟方案，最后认为将精庄分立的方案最佳，“不改变中古的等跟上古的对应关系，因此能合乎叠韵联绵词两个音节之间常常同韵母的规律”[83]。 联绵词材料中蕴含丰富的语音信息还有待进一步挖掘，这项研究大有可为。 （4）汉藏比较材料 梅氏演讲将使用汉藏比较材料列为判断主流上古音的4条标准之一。论争中，关于上古音研究是否要使用汉藏比较的材料，如何使用汉藏比较的材料，成为讨论的焦点。郑张尚芳通过举例，介绍了他认定的利用汉藏语言比较的证据来构拟上古音的步骤和方法，如区分借词和同源词，推定同源词的词根，参照同源词进行上古汉语构拟等。[84]经过郭锡良[85]、耿振生[86]、孙玉文[87]的讨论，表明运用汉藏语的材料开展上古音研究存在学理上的缺陷，上古音研究中使用汉藏语比较的材料时应格外谨慎。 使用汉藏比较材料不能用来作为构拟上古汉语的力证，只能作为构拟原始汉藏语的材料，其前提是汉藏诸语言之间有同源关系，而目前学界对这些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尚无定论，汉藏同源只是一个假说。耿振生简单回顾了汉藏语研究的历史，列出李方桂等不同学者对这些语言的谱系不同的划分方案。这些语言间的关系尚无定论，无法确定哪些语言跟汉语的关系更密切，可以用来做古音的研究。[88]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建立在汉藏语比较材料上的研究，更多的是一种可能性的探索。郭锡良指出：王力和李方桂的古音研究著作中，几乎不引用汉藏语言比较的材料构拟汉语上古音，这是一种谨慎的态度。[89]随着古音论争的深入，学界在这方面的探索也在不断推进，如郭锡良尝试论证“汉藏语系诸语言”之间并不构成同源关系，[90]陈保亚和汪锋尝试利用词阶法论证汉语和藏缅语之间具有同源关系，[91]张民权对汉藏亲属语言的谱系关系及其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和检讨。[92] 利用汉藏比较材料开展上古音研究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比附藏语的类型来确定上古汉语的音系，二是利用具体的汉藏同源词资料确定汉语中特定的字/词所属的音类。这两种情况在本质上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先看第二种情况。各家对在判定藏语的同源词时所采用的方法存在分歧，其结论各不相同，需要仔细鉴别。如梅祖麟说：“藏文中skyod-pa有三种意思‘行走、逾越、时间之逝去’，‘行走’和‘岁、越’的意符‘步、走’相配，‘逾越’和‘越’字相配，‘时间之逝去’和‘岁’字相配。”[93]郭锡良指出这是“拿藏语一个词的一个意思和两个汉字的一个部件相配”，实质是混淆了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岁”在甲骨文中就有年岁的含义，从没有“行走”“逾越”的含义，而且藏历在松赞干布时期才形成，时间跨度大。这种类型的同源词判定，实质上是一种比附而不是比较。[94] 科学的历史语言学强调建立系统的音类对应。耿振生认为“汉藏语之间的比较就一直缺少这样的对应规律”[95]。因此，开展汉藏语同源词研究，存在很大困难。 除了音类对应，同源词的判定还需要严格的词义对当。耿振生批评目前的汉藏同源词研究中存在“生硬配对”的情况。[96]孙玉文通过严密的逻辑分析，论证汉藏诸语言词汇比较中将被比较的语言中词汇相差甚远的一些词硬性牵扯为“词义相关”，从而认定为同源词，在研究程序上失次。[97]这些材料上的失误，郭锡良归为“三隔”，“三隔”现象使得同源词判定结论的可信度大打折扣。“音隔”指语音上有隔阂，上古音说不通；“义隔”指意义上有隔阂，拐弯抹角；“类隔”指不辨同源和借贷关系，把借词算做同源词。[98]王宁和黄易青、何九盈、孙玉文从不同的角度予以了分析，这里不再详述。[99] 总之，在没有建立成系统的语音对应，按照严格的语义对当找到一批同源词之前，利用零散的“同源词”进行古音构拟，其学理依据不足。当人们真正找到了成系统的语音对应，按照严格的语义对当找到一批同源词时，利用这种工作程序构拟所得出的应是这些同源的语言共同祖语——即原始汉藏语的面貌，而非上古汉语。 能不能用原始汉藏语的拟音去推测上古汉语的读音？能不能用亲属语言的语音系统去构拟上古汉语？答案是不能。既不能用原始汉藏语的拟音去推测上古音，更不能用亲属语言的语音系统去构拟上古汉语。 即使汉藏诸语言之间的同源关系已被论证清楚，但从原始汉藏语到上古汉语经过了长时间的演变，汉语的面貌很可能发生了很大变化。藏文出现在7—9世纪，上古汉语所在的历史时期是公元前11世纪—公元2世纪，郭锡良指出：“汉语和藏语从分化到有文献的古藏语，据最短的估计也在三千年以上”，比原始印欧语分化到古日耳曼语等语言的年代要长，“要求《诗经》时代的上古汉语同古藏语相似，是很不合理的”。[100] 孙玉文详细剖析了利用汉藏语材料构拟的逻辑前提，指出将周秦两汉时代的上古音拟为与亲属语言后代语音相同或相近，需要满足下列3个条件之一：“（一）上古汉语和亲属语言分化不久，并且已知分化不久的亲属语言音系；（二）上古汉语和亲属语言分化已久，但二者的语音基本不变；（三）上古汉语和亲属语言分化已久，但二者的语音变化基本相同。”（一）不符合事实，（二）不符合“语言是发展变化的”规律，（三）也明显不能成立。就论证过程而言，首先要求建立起系统的语音对应规律，否则在逻辑上会陷入循环论证。3个条件中任何一条都不具备，因此这个做法不可取。[101] 更重要的是，历史语言学中强调音类对应，而对应的音类未必音值相近。孙玉文认为“要求上古汉语跟亲属语语音音系相同或相近，同源词的语音相同或相近，这违背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根本原则”。孙文还指出，基于汉语和亲属语言之间可能存在类型上的相似，参照亲属语言的音节类型进行比附的构拟，在理论上可以作为一种类型学的参考，但在逻辑上不是必然，不能作为构拟上古音可靠根据。[102] 还有一种意见，暂且不管语言间的同源关系，选用借词开展译音研究。这种方法在操作中面临极大的困难，只能作为旁证。何九盈说：“对音、译音来源很复杂，译者的语言情况及其年代也很复杂。”[103] 上述论证可知根据汉藏语言材料开展上古汉语语音构拟缺乏学理依据，白一平和沙加尔的著作中已经放弃将汉藏同源词作为上古音研究的主要材料开展上古汉语研究的思路，[104]这一点值得肯定。 尽管如此，对待汉藏语关系的假设和原始汉藏语的研究，还是应该采取包容的态度，鼓励探索。何九盈详细辨析了远程构拟与层级构拟、比较构拟与内部构拟两组构拟方法，批评“远程构拟”和“比较构拟”，提出“远程构拟应与层级构拟相结合，应以层级构拟为基础”“比较构拟应与内部构拟相结合，应以内部构拟为基础”两个原则（何文的内部构拟“专指根据一种语言的内部材料进行构拟”）。[105]但如果不是根据成为已知的材料（如中古音或基于汉语内证材料的上古音系、古藏语）之间的系统的语音对应开展同源关系论证，仅用假定的亲属语言的样态去拟测上古汉语，再反过来用这样的上古音系去开展语言比较和论证语言之间的同源关系，难免会陷入循环论证。 4.上古音构拟问题 （1）上古音构拟的检验标准 古音构拟有不同的方法，存在不同的体系，人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标准检验这些构拟的可靠程度。有学者提出了检验上古元音构拟体系优劣的5条标准：“（一）构拟的音系是否符合语言的普遍现象”，“（二）构拟的音系与亲属语言的实际音系是否接近”，“（三）构拟的元音在整个韵母系统中的配置是否匀称”，“（四）拟音对谐声、通假、异读和音类的演变是否能够作出满意的解释”，“（五）与亲属语同源词的语音比较是否贴切”。[106] 针对各种上古音构拟的假设，何九盈提出验证假设的两种方法：“用事实验证假设”和“用系统验证假设”。[107]孙玉文重申汉语内证材料在上古音研究和构拟中具有决定地位。孙文指出，“拟音对谐声、通假、异读和音类的演变是否能够作出满意的解释”作为首要标准，“因为谐声、通假、异读都是直接反映上古音的材料”，并提出和论证了“检验上古音构拟优劣的三条标准：（一）构拟的音系能否系统地、历史地反映上古音的直接材料；（二）能否系统地、历史地解释上古音到中古音的发展变化；（三）构拟得是否自成一个音系，是否合理”，并提出“从类型学的角度检验上古音构拟，是一种可行的办法，但只能作为旁证”。[108]文章从学理上根本否定了脱离汉语材料开展上古音研究的可行性，采用任何一种构拟方法进行上古音构拟，其构拟方法要符合学理，其构拟结论也要经得起材料的检验。 运用内部拟测法进行上古音构拟可行，但在逻辑上不是必然，必须要与反映上古音的文献资料相契合。单纯利用汉藏语材料进行远程构拟或者比较构拟，在学理上不具有可行性，所构拟出的上古音系也经不起上古材料的检验。 下面从元音、声调、辅音和形态构拟等方面展开叙述。 （2）上古韵部及声调构拟 为上古汉语构拟六元音体系的做法，主要根据填空格的方法。学界早已根据汉语内证材料提出质疑。如何九盈指出“所谓语言越古就越匀称”，“难道《诗经》时代的汉语就是最古老的汉语了吗？”并举例说六元音的体系无法解释《诗·商颂·殷武》的押韵情况。[109] 论争开始后，郭锡良[110]、陈新雄[111]分别提出，这种构拟既不符合诗文押韵的实际，也打乱了谐声系统。孙玉文还从构拟的理据上提出批评，将“构拟的元音在整个韵母系统中的配置是否匀称”作为重要的判断标准，需要满足“（一）最古老的语音一定是最匀称的；（二）上古汉语是最古老的语言”两个条件。但其实这两个条件都不能成立；孙文还运用内证材料检验了这一套六元音体例不可靠，指出上古长短元音的构拟，浊辅音韵尾的构拟不能经受内证材料的检验。[112] 在韵尾和声调的构拟上，大的方面有两个假说：奥德里古尔提出，中古的去声来自于-s；蒲立本提出，中古的上声源自-。这种说法证据不充分，丁邦新[113]早已对其材料基础做了批驳，并提出这种构拟不能解释上古的异调相押。郭锡良[114]、张雁[115]、李香[116]、何九盈[117]等从“声调源于韵尾说”所使用证据的不当之处着手，认为这种说法不具有可靠性，何文还指出这种构拟“是对上古音整个音韵结构的大改变”，破坏了上古音系的系统性。孙玉文进一步提出这种构拟失去了上古“阴阳入三分的意义”，“不能解释清楚汉语声调的发展变化”，造成了“不同韵尾的字可以互相谐声和假借”，“违背了谐声和假借的实际情况”。[118] （3）上古复辅音构拟和形态构拟 上古汉语是否存在复声母，目前仍在讨论中，更不应该以此区分主流和非主流的上古音体系。这种分类受到学界的普遍批评，如麦耘指出，复辅音声母在整个音系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梅文关于王先生不是‘主流’之说是完全错误的”。[119] 梅氏的说法也引发了对复声母构拟的讨论，通过对相关材料和逻辑的检验，动摇了复声母构拟的基础。复辅音的构拟，内部资料主要是例外谐声，外部资料主要是汉藏比较，并进一步与上古汉语的构形法联系起来。 有学者认为异读、谐声是形态的反映。实际上，二者的情况很复杂，内部不同质，不能必然证明是形态的反映。郭锡良指出，论证构形除了要论证语音关联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说明其语义内涵。[120]孙玉文从上古音的构拟、原始词和滋生词的确定、词缀的确定、汉藏诸语言比较研究方面的证据等角度分析上古汉语词缀构拟的失误，论定这些词缀均不能成立。[121]在上古汉语中，确实存在诸如清浊别义的现象，但比较零散，郭锡良、孙玉文将其归纳为音变构词而非构形现象，即便在音变构词中，语音关联和语义关联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复杂。从这一点来看，目前的研究没有建立起形态系统。 不考虑形态，单纯地构拟一套复声母，这种做法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在区分谐声通例和例外谐声后，可知例外谐声并不普遍。孙玉文[122]、李建强[123]、郑妞[124]等又分别论证了很多特殊谐声现象至晚在上古时期已出现，不能作为构拟复声母的证据。相反，联绵词、谐声等内证材料不支持复声母构拟，参见庞光华[125]、丁启阵[126]等相关专著。 对具体复声母的构拟，学界也逐一做了检讨。试以*-r-的构拟为例，李建强[127]、崔彦[128]发现来母和二等字谐声的比例很小，批评雅洪托夫运用填空格的方式将二等介音构拟成*-l-的做法。孙玉文从材料、逻辑和结论三方面批评了二等介音为*-l-的构拟。孙文提出中古来母拼二等，西汉以前来母在谐声或异读中不仅会跟其他声母二等的音发生关系，也会和一等、三等的音发生关系，雅氏构拟的前提条件不够充分；与二等互补的声母很多，不能必然证明二等应该是*-l-；雅氏的构拟也无法解释二等与一三四等构成的双声联绵词。[129] 一方面，郭锡良梳理了复辅音研究史，点明了当下复辅音研究的现状：“此后（按：指大讨论开始后）批驳复辅音的论著、论证更广泛深入，复辅音说者却提不出脱困的论据。”[130] 另一方面，在同源词和谐声现象中出现的复杂的声母关联，在单辅音的框架下也可以解释。如黄易青举例论证“谐声时代的晓匣，在后来的语音发展变化中，声母的后面产生了介音［i］的，容易进一步变得近于或变为心母”，从而揭示晓匣母和心邪母的特殊谐声。[131]孙玉文认为“m受后面-u的影响变为x-”，从而解释了明母和晓母的谐声问题，并用谐声字、双声联绵词、汉代注音、假借字、声训等例子证明了：至晚战国到两汉，这一批与明母谐声的晓母字已经读为晓母。[132] 郭锡良指出：“怎样从汉字谐声系统、汉语语言系统，即从根本上解决汉语有无复辅音问题，仍有不少原则可以讨论。”[133]这段论述指明了上古音研究的方向。郭文从甲骨文异读字、先秦汉语构词法、来母的现代方言读音等角度做了尝试。从内证材料证明上古汉语中有异读现象，这个观察非常敏锐。孙玉文在《谐声层级与上古音》一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异读来解释上古汉语的例外谐声。[134] 三、汉语古音学的未来之路当代古音学历时多年的这场论争，涉及问题复杂，犹如迷雾一般笼罩在古音学领域上空。虽然在论争进行的过程中，梅祖麟曾撰文承认错误并继续就具体问题进行商讨，论争有朝良性发展的趋向，但有的学者并没有直截了当回应批评意见和具体问题，而是将讨论定性为新派与旧派、科学与非科学、先进与落后的对立上，这阻断了正常交流的开展。线上和线下的论争中，模糊了学术问题和学术外问题的界限，阻断了正常交流的开展，不利于学术的正常发展。 科学研究的本质就是求实求真，在开展中国音韵学研究时，为继承和遵循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促进上古音研究健康稳定发展，应注意以下几种关系。〖ZW（〗孙玉文曾在北京大学作题为《谈谈上古音研究的材料和方法》的演讲中曾提到这几种关系。〖ZW）〗 1.创新和求异 创新是在求实和求真基础上进行的，而求异则一味追求不同，忽视材料的可信度或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所得结论往往不能经受住检验。 求实，是学术研究永恒的追求，古音学论争也再度展现出求实精神的重要性。求实求新的原则，对汉语史研究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要求实，首先，要求材料真实。例如对古代典籍要有去伪存真的过程，要有准确的释读。其次，要从已知出发，尊重常识，作艰苦的科学论证。比如上古汉语一个字记录一个半音节，甚至两个音节，这种看法违背多年来“汉字一字一音节”的常识。再次，占有的材料要多而全，要充分重视反例。例如只用谐声字来构建上古声母系统，有片面之嫌。因为谐声系列不仅仅管声母，也要管韵部，主谐字和被谐字一般是整个音节的读音相同或相似。同一韵部的字，由于声母相差甚远，在谐声字中无法都系联起来。相应地，同一声母的字，由于韵部相差甚远，也无法都系联起来。最后，研究的前提条件都必须成为已知条件，不能以未证明的命题作为论证的起点。在科学中，不需要论证的只有公理。除此，其他的种种非公理的部分，则必须要加以论证。 公理是不需要再加证明的命题，比如“语言是一个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的命题，这些公理经过人们长时间的实践检验。但有些命题作为公理就不太合适，如“语音系统越古老越对称”，由此绕开内证材料推导上古音系，就会得出不合事实的上古音系。因此，追求创新并不是简单地标新立异，而是要在尊重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去伪存真，从而提升认识。 2.假说和谬说 假说指的是科学假说，而谬说是指极端错误的、非常不合情理的言论，由谬说构成系统的见解或主张，就成了假学说。假说和假学说，一定要仔细辨析。 科学假说的形成，一般是发现了根据以前的理论无法解释的事实，于是通过猜想提出一个暂时性的、可以被接受的系统性解释。 在上古音领域，有些观点不能被视为假说，却被作为基本的条件进行推衍，这与科学研究的程序相悖。如上文所举“语音系统越古老越对称”的说法，它既不符合常识和公理，又没有经过逻辑推理。据此推衍出的六元音的上古音构拟，不属于假说。 3.质疑和臆测 臆测是指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而凭空猜测，质疑则是发现了既往知识存在的真问题，是一种怀疑精神。质疑也应以既有事实为依据，如果仅仅是提出新问题而不做实证，这便不是质疑，也不能称为有怀疑精神。 怀疑精神体现在对于成说的态度和研究程序上，首先要求读懂前人的研究成果，然后真正发现其中存在的漏洞。随意怀疑一切，为了怀疑而怀疑，最终必然导致历史虚无主义。例如，有的学者根据汉语的上声字的字义类聚“1．指小；2．表亲昵”的观点，推测汉语上声原来是个后缀。其实汉语上声字绝大多数绝非表示这两种意思，表示这两种意思的只是个别情况。如果按照这种论证方法加以推广，上声字的字义就成了万花筒。如可以论证上声字有表示大的意思，就可以找出“侗、冢、侈、巨、广、甚”等一大批字。这种就属于臆测。 臆测不是怀疑精神的体现。将臆测视为怀疑精神，这违背了“任何科学结论都必须建立在可靠的材料之上”的公理，缺乏科学性。 正确处理好以上几种关系，实事求是，树立起良好的学风，才能吹散雾霾，回归科学严谨的学术研究道路之中。这场论争已充分暴露出一些古音学研究中的问题。郭锡良、薛凤生、林庆勋、鲁国尧等见及于此，提出要将前人研究中的宝贵经验传承下去，忽视学界已有成果的不良之风应该坚决摒弃。[135] 古音学的未来之路，在论争中逐渐明确—— 一定要走继承和发扬中国语言学传统的学术道路。正如孙玉文指出，“王力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学者开创的吸取古今中外学术精华的学术潮流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认同，取得了丰硕成果，因而成为一种优良传统”，“今天的学术新潮，就是要继承这种优良传统，走中国语言学的自主创新之路”。[136]否定中国语言学传统和拒绝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两种偏向都应得到矫正。一方面要真正理解和掌握中国语言学的精髓，另一方面要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精华，走根植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的学术道路。发展中国语言学，并不是说要标新立异，追求与普通语言学相异，而是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以独立平等的姿态发展中国语言学。论争中诞生的学术辑刊《中国语言学》的宗旨——“以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为根，取世界语言学的精华而融通之，坚定地走自主创新之路，为繁荣中国学而奋斗”[137]，就是这一学术道路的写照。 在这条学术道路的指引下，开展古音学研究时，应该坚持科学的研究路径，合理假设，认真分析，小心求证。应该根据所研究的对象选取合适的研究材料，比如相比于外证材料，更应该注重汉语的内证材料中呈现的信息。内证材料的性质各不相同，需要在汲取前人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材料的特性，设计新的研究方法，才能找到更多的观察角度。如“谐声系列”与“谐声层级”，就是根据谐声字的特性挖掘出的新的观察视角，可以作为范例。又如赵团员《上古汉语积韵研究》重新审视押韵材料，借鉴清代古音学中“积韵”的术语，提出在押韵中相邻的两个韵脚字字音一般不同的假说。[138]这无疑是根据押韵材料的特性提出的假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一个新的观察角度。当然，在研究程序上，这一假说还应接受汉语事实的进一步检验。 总之，古音学必然长久地发展下去。但其中故步自封和亦步亦趋的做法，都应摒弃。只有重视汉语材料的独特性，正视材料自身的价值，才能够提炼出有价值的理论，发现新的规律。 余论这一次古音学大论争，其实也是中国语言学道路的一次成功实践。正如郭锡良所评价：在这一次论争中，“乾嘉学派、章黄学派和以王力先生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真实价值，得到了一次比较全面的展示，中国语言学自己的优良传统得到了一定维护”[139]。 与20世纪的几次古音学讨论相比，这场古音讨论的格局完全不同：之前的讨论是“引进来”，主要借鉴国外学者，为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发展提供新的研究方法；而这次论争是与国外学者进行平等对话，具体问题的讨论还要以国内学者的意见为主，这说明了中国的现代语言学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已经有了自己的成果和地位，不再只是以西方输入为主。诚如李开所说，“这第四次已不是如前三次关及音值真、假问题争论，而是古音研究中的方法论和价值观的争论”[140]，所以其性质大不相同，不能齐而论之。 在2014年，白一平、沙加尔出版了他们合著的《上古汉语：构拟新论》（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141]，书中有不少可议之处，却评上了美国语言学会主办的布龙菲尔德奖，国内外学术界批评的声音不断。白、沙的著作，没有充分吸收古音学大讨论的成果，也没有对论争的文章做出正面回应。白一平2016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和讨论中[142]甚至说自己的上古音研究没有采用系联法，这其实是否定了诗韵系联作为上古音研究的基本方法，自己挖掉了作为上古音基础的韵部划分的根基。循着古音学讨论留下的道路，学界对《上古汉语：构拟新论》中材料和方法上的问题做了认真而严肃的学术批评，这正是论争带来的正面影响。与白一平的讨论，正是我们的语言学研究走出去的标志，也充分证明了：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此我们更应珍惜汉语自身的材料，注重挖掘规律，提炼理论，为世界语言学研究贡献力量。
[①] 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康瑞琮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7页。
[②] 参见李无未、曹祝兵：《日本学者汉语上古音研究》，《古汉语研究》2010年第2期。
[③] 梅祖麟的文章略作修改后，发表在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30, No.2, 2002（《中国语言学报》第30卷第2期）。下引梅氏演讲均据此文。
[④] 郭锡良：《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的讲话》，《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3期。
[⑤] 梅祖麟：《中国语言学的传统和创新》，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年，第475-500页；梅祖麟：《比较方法在中国：1926—1998》，《语言研究》2003年第1期。
[⑥] 郭锡良：《音韵问题答梅祖麟》，《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
[⑦] 陈新雄：《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讲辞质疑》，《语言研究》2003年第1期。
[⑧] 薛凤生：《中国音韵学的性质与目的——从两个“事件”说起》，《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2期。
[⑨] 唐作藩：《王力先生的“谐声说”》，载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辑委员会编：《语言学论丛》第28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2页。
[⑩] 鲁国尧：《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议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古汉语研究》2003第1期；《说“哂”》，载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学科《南大语言学》编委会编：《南大语言学》第1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84－391页。
[11] 耿振生：《汉语音韵史与汉藏语的历史比较》，《中国学研究》2003年第25卷。
[12] 华学诚等：《就王念孙的同源词研究与梅祖麟教授商榷》，《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1期。
[13] 黄易青：《论上古喉牙音向齿头音的演变及古明母音质——兼与梅祖麟教授商榷》，《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1期。
[14] 王宁、黄易青：《汉语历史音韵学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科学——评梅祖麟教授〈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学术界》2005年第1期。
[15] 孙玉文：《试论跟明母谐声的晓母字的语音演变（一）》，《古汉语研究》2005年第1期；孙玉文：《试论跟明母谐声的晓母字的语音演变（二）》，《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16] 潘柏年：《梅祖麟〈中国语言学的传统和创新〉商榷》，载《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编辑组编：《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95－217页；曾荣汾：《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读后感》，载《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编辑组编：《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第218－233页；何益昆：《诸家质梅文述要》，载《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编辑组编：《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第234－248页；林庆勋：《传什么给下一棒——汉语史音韵学接力赛的省思》，载《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编辑组编：《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第249－262页。
[17] 麦耘：《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中若干问题之我见》，《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4期。
[18] 周守晋：《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之辨伪与求真》，《古汉语研究》2005年第2期。
[19]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20] 孙玉文：《〈汉语历史音韵学·上古篇〉指误》，《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4期。
[21] 耿振生：《论谐声原则——兼评潘悟云教授的“形态相关”说》，《语言科学》2003年第5期。
[22] 黄易青：《论“谐声”的鉴别及声符的历史音变》，《古汉语研究》2005年第3期。
[23] 孙玉文：《上古音构拟的检验标准问题》，载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辑委员会编：《语言学论丛》第3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04－148页。
[24] 潘悟云：《字书派与材料派——汉语语音史观之一》，载董琨、冯蒸主编：《音史新论：庆祝邵荣芬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368－375页。
[25] 郭锡良：《从湘方言的“盖”和“〖XC孙强2.tif；%3%3〗”谈到对古代语言学文献的正确释读》，载鲍厚星主编：《湘语研究》第1辑，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24页；又载《中国训诂学报》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7－23页；孙玉文：《汉语史研究中材料的考证与运用——答〈字书派和材料派——汉语语音史观之一〉》，载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中国音韵学——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南京研讨会论文集·2006》，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30页。
[26] 网上的热帖如潘悟云《谐声分析与异读》《两种不同的谐声分析》，郭锡良《简评潘悟云的〈谐声分析与异读〉》，郑张尚芳《评郭锡良先生的〈简评〉》等文章，针对古音学研究中的谐声材料展开持续讨论，后来郭文附于《音韵问题答梅祖麟》文末，发表在《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又如郑张尚芳《上古汉语的音节与声母的构成》以及“三勘《手册》”系列（《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勘误》《再斠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三斠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也是热门网帖。前者整理发表在《南开语言学刊》2007年第2期，后者整理为《古音字表勘误三种（上）》，发表在《南开语言学刊》2012年第2期。
[27] 梅祖麟：从楚简“
[28] 梅祖麟：《从楚简“
[29] 节于今：《建设创新型语言学》，《古汉语研究》2006年第1期。
[30] 《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编辑组编：《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31] 《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编辑组编：《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编后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39－540页。
[32] 郭锡良：《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页。
[33] 冯蒸：《第三次古音学大辩论——关于梅祖麟讲话引起的古音讨论介绍》，《汉字文化》2008年第4期。
[34] 李开认为20世纪就有3次古音学大讨论，这一次讨论被称为第4次古音学大讨论。参见李开：《现代学术史关于古音学的三次大讨论》，《南开语言学刊》2006年第1期。
[35] 郭锡良：《谈谈古音研究的十年论争》，载《汉语研究存稿》，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19－320页。
[36] 黎新宇：《读冯蒸教授第三次古音学大辩论讲辞——兼回应梅祖麟教授对“一声之转”的批评》，载郭锡良、鲁国尧编：《中国语言学》第3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3页。
[37] 周守晋：《关于“第三次古音学大辩论”的两点思考——从冯蒸教授对这场辩论的总结说起》，载郭锡良、鲁国尧编：《中国语言学》第8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5－57页。
[38] 郭锡良：《谈谈古音学研究的十年论争》，载厦门大学中文系、中国音韵学会编：《中国音韵学暨黄典诚学术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31页。
[39] 郭锡良：《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的讲话》，《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3期；郭锡良：《音韵问题答梅祖麟》，《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陈新雄：《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讲辞质疑》，《语言研究》2003年第1期；唐作藩：《王力先生的“谐声说”》，载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辑委员会编：《语言学论丛》第28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2页；鲁国尧：《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议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古汉语研究》2003第1期；王宁、黄易青：《汉语历史音韵学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科学——评梅祖麟教授〈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学术界》2005年第1期。
[40] 陈新雄：《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讲辞质疑》，《语言研究》2003年第1期。
[41] 华学诚等：《就王念孙的同源词研究与梅祖麟教授商榷》，《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1期。
[42] 陈新雄：《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讲辞质疑》，《语言研究》2003年第1期。
[43] 华学诚等：《就王念孙的同源词研究与梅祖麟教授商榷》，《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1期。
[44] 王宁、黄易青：《汉语历史音韵学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科学——评梅祖麟教授〈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学术界》2005年第1期。
[45] 华学诚等：《就王念孙的同源词研究与梅祖麟教授商榷》，《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1期。
[46] 郭锡良：《音韵问题答梅祖麟》，《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
[47] 杨剑桥：《“一声之转”与同源词研究——汉语语音史观之二》，载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学学科《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编：《语言研究辑刊》第3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88－201页。
[48] 郭锡良：《音韵问题答梅祖麟》，《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
[49] 陈新雄：《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讲辞质疑》，《语言研究》2003年第1期。
[50] 郭锡良：《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的讲话》，《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3期。
[51] 陈新雄：《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讲辞质疑》，《语言研究》2003年第1期。
[52] 唐作藩：《王力先生的“谐声说”》，载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辑委员会编：《语言学论丛》第28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2页。
[53] 〖JP3〗曾荣汾：《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读后感》，载《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编辑组编：《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第218－233页。
[54] 何益昆：《诸家质梅文述要》，载《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编辑组编：《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第234－248页。
[55] 郭锡良：《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的讲话》，《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3期。
[56] 唐作藩：《王力先生的“谐声说”》，载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辑委员会编：《语言学论丛》第28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2页。
[57] 周守晋：《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之辨伪与求真》，《古汉语研究》2005年第2期。
[58] 麦耘：《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中若干问题之我见》，《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4期。
[59] 梅祖麟：《从楚简“
[60] 王宁、黄易青：《汉语历史音韵学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科学——评梅祖麟教授〈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学术界》2005年第1期。
[61] 鲁国尧：《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议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1期。
[62] 孙玉文：《〈汉语历史音韵学·上古篇〉指误》，《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4期。
[63] 潘悟云：《字书派与材料派——汉语语音史观之一》，载董琨、冯蒸主编：《音史新论：庆祝邵荣芬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368－375页。
[64] 郭锡良：《从湘方言的“盖”和“〖XC孙强2.tif；%3%3〗”谈到对古代语言学文献的正确释读》，载鲍厚星主编：《湘语研究》第1辑，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24页；又载《中国训诂学报》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7－23页。
[65] 孙玉文：《汉语史研究中材料的考证与运用——答〈字书派和材料派——汉语语音史观之一〉》，载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中国音韵学——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南京研讨会论文集·2006》，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30页。
[66]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2页。
[67] 麦耘：《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中若干问题之我见》，《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4期。
[68] 周守晋：《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之辨伪与求真》，《古汉语研究》2005年第2期。
[69] 耿振生：《论谐声原则——兼评潘悟云教授的“形态相关”说》，《语言科学》2003年第5期。
[70] 黄易青：《论“谐声”的鉴别及声符的历史音变》，《古汉语研究》2005年第3期。
[71] 孙玉文：《谐声系列与上古音》，载郭锡良、鲁国尧编：《中国语言学》第4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3页。
[72] 孙玉文：《从谐声层级和声符异读看百年来的上古复辅音构拟》，载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编：《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2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6-34页。
[73] 孙玉文：《谐声层级与上古音》，载戴庆厦主编：《汉藏语学报》第5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3－36页。
[74] 〖JP3〗孙玉文：《上古汉语特殊谐声中声母出现特殊变化的大致时代的一些例证》，载金克中等编：《汉语新探：庆祝祝敏彻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武汉：崇文书局，2007年；后又修改，载孙玉文：《上古音丛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75] 李建强：《来母字及相关声母字的上古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76] 郑妞：《上古牙喉音特殊谐声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77] 孙玉文：《先秦联绵词的声调研究》，载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辑委员会编：《语言学论丛》第26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2－43页。
[78] 孙玉文：《先秦联绵词的语音研究》，载刘丽文、赵雪主编：《古代语言现象探索》，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4－81页。
[79] 郭锡良：《音韵问题答梅祖麟》，《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
[80] 孙玉文：《从古代注音材料看“等”和声调在联绵词构词中的制约作用》，载张显成主编：《简帛语言文字研究：第七届全国古代汉语学术研讨会暨简帛文献语言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辑，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450－460页。
[81] 孙玉文、郑妞：《先秦联绵词语音探微》，载武汉大学中文系、长江文艺出版社编：《长江学术》第1期，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91－109页。
[82] 孙玉文：《汉语双音词两音节之间语音异同研究》，《语文研究》2013年第3期。
[83] 孙玉文：《从联绵词看庄组的上古拟音》，载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等编：《汉语史研究集刊》第16辑，成都：巴蜀书社，2013年，第30－40页。
[84] 郑张尚芳：《汉语与亲属语言比较的方法问题》，《南开语言学刊》2003年，第1－10页。
[85] 郭锡良：《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的讲话》，《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3期；郭锡良：《音韵问题答梅祖麟》，《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
[86] 耿振生：《汉语音韵史与汉藏语的历史比较》，《中国学研究》2003年第25卷。
[87] 孙玉文：《试论跟明母谐声的晓母字的语音演变（一）》，《古汉语研究》2005年第1期；孙玉文：《试论跟明母谐声的晓母字的语音演变（二）》，《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88] 耿振生：《汉语音韵史与汉藏语的历史比较》，《中国学研究》2003年第25卷。
[89] 郭锡良：《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的讲话》，《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3期。
[90] 郭锡良：《汉藏诸语言比较研究刍议》，载郭锡良、鲁国尧编：《中国语言学》第1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10页。
[91] 陈保亚、汪锋：《汉语—藏缅语同源的两个词汇有阶分布证据》,《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92] 张民权：《汉藏同源假说与古音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汉藏同源的谱系关系及其研究方法讨论》，载郭锡良、鲁国尧编：《中国语言学》第7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3页。
[93] 梅祖麟：《汉藏语的“岁、越”，“还（旋）、圜”及相关问题》，《中国语文》1992年第5期。
[94] 郭锡良：《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的讲话》，《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3期。
[95] 耿振生：《汉语音韵史与汉藏语的历史比较》，《中国学研究》2003年第25卷。
[96] 耿振生：《汉语音韵史与汉藏语的历史比较》，《中国学研究》2003年第25卷。
[97] 孙玉文：《汉藏诸语言词汇比较重的词义对应问题》，载郭锡良、鲁国尧编：《中国语言学》第1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0－141页。
[98] 郭锡良：《音韵问题答梅祖麟》，《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
[99] 王宁、黄易青：《汉语历史音韵学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科学——评梅祖麟教授〈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学术界》2005年第1期；何九盈：《所谓“亲属”语言的词汇比较问题》，载董琨、冯蒸主编：《音史新论：庆祝邵荣芬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30－34页；孙玉文：《上古汉语词缀构析评》，载陈燕、耿振生主编：《继往开来的语言学发展之路：2007学术论坛论文集》，北京：语文出版社，2008年，第232－257页。
[100] 郭锡良：《音韵问题答梅祖麟》，《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
[101] 孙玉文：《上古音构拟的检验标准问题》，载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辑委员会编：《语言学论丛》第3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04－148页。
[102] 孙玉文：《上古音构拟的检验标准问题》，载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辑委员会编：《语言学论丛》第3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04－148页。
[103] 何九盈：《汉语和亲属语言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载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辑委员会编：《语言学论丛》第29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2－66页。
[104] William H. Baxter，Laurent Sagart，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105] 何九盈：《汉语和亲属语言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载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辑委员会编：《语言学论丛》第29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2－66页。
[106]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49-266页。
[107] 何九盈：《汉语和亲属语言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载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辑委员会编：《语言学论丛》第29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2－66页。
[108] 孙玉文：《上古音构拟的检验标准问题》，载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辑委员会编：《语言学论丛》第3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04－148页。
[109] 何九盈：《上古元音构拟问题》，载《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3－33页。
[110] 郭锡良：《音韵问题答梅祖麟》，《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
[111] 陈新雄：《郑张尚芳〈诗经的古音学价值〉述评》，载郭锡良、鲁国尧编：《中国语言学》第1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1-14页。
[112] 孙玉文：《上古音构拟的检验标准问题》，载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辑委员会编：《语言学论丛》第3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04－148页。
[113] 丁邦新：《汉语声调源于韵尾说之检讨》，载《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83－108页。
[114] 郭锡良：《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的讲话》，《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3期。
[115] 张雁：《上、去二声源于韵尾说不可信》，载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辑委员会编：《语言学论丛》第28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3－33页。
[116] 李香：《关于“去声源于-s尾”的若干证据的商榷》，载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辑委员会编：《语言学论丛》第28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4－42页。
[117] 何九盈：《汉语和亲属语言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载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辑委员会编：《语言学论丛》第29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2－66页。
[118] 孙玉文：《上古音构拟的检验标准问题》，载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辑委员会编：《语言学论丛》第3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04－148页。
[119] 麦耘：《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中若干问题之我见》，《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4期。
[120] 郭锡良：《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的讲话》，《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3期。
[121] 孙玉文：《上古汉语词缀构析评》，载陈燕、耿振生主编：《继往开来的语言学发展之路》，北京：语文出版社，2008年，第232－257页。
[122] 孙玉文：《上古汉语特殊谐声中声母出现特殊变化的大致时代的一些例证》，载金克中等编：《汉语新探：庆祝祝敏彻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武汉：崇文书局，2007年；后又修改，载孙玉文：《上古音丛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123] 李建强：《来母字及相关声母字的上古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124] 郑妞：《上古牙喉音特殊谐声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125] 庞光华：《论汉语上古音无复辅音声母》，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126] 丁启阵：《汉语复辅音说辨证》，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127] 李建强：《对复辅音学说的疑问》，《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128] 崔彦：《上古二等r介音构拟小议》，《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129] 孙玉文：《二等声母的上古音构拟问题》，《国学学刊》2015年第1期。
[130] 郭锡良：《也谈古汉语复辅音问题》，载《汉语研究存稿》，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34－349页。
[131] 黄易青：《论上古喉牙音向齿头音的演变及古明母音质——兼与梅祖麟教授商榷》，《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1期。
[132] 孙玉文：《试论跟明母谐声的晓母字的语音演变（一）》，《古汉语研究》2005年第1期；孙玉文：《试论跟明母谐声的晓母字的语音演变（二）》，《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133] 郭锡良：《谈谈古音学研究的十年论争》，载厦门大学中文系、中国音韵学会编：《中国音韵学暨黄典诚学术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31页。
[134] 孙玉文：《从谐声层级和声符异读看百年来的上古复辅音构拟》，载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编：《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2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6-34页。
[135] 郭锡良：《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的讲话》，《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3期；郭锡良：《音韵问题答梅祖麟》，《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薛凤生：《中国音韵学的性质与目的——从两个“事件”说起》，《古汉语研究》2003第2期；林庆勋：《传什么给下一棒——汉语史音韵学接力赛的省思》，载《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编辑组编：《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第249－262页；鲁国尧：《说“哂”》，载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学科《南大语言学》编委会编：《南大语言学》第1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84－391页。
[136] 孙玉文：《熔古今中外于一炉——在王力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载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辑委员会编：《语言学论丛》第3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9－17页。
[137] 《中国语言学·发刊词》，载郭锡良、鲁国尧编：《中国语言学》第2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
[138] 赵团员：《上古汉语积韵研究》，第二届小学与文献研究学术研讨会，北京，2017年。
[139] 郭锡良：《谈谈古音学研究的十年论争》，载厦门大学中文系、中国音韵学会编：《中国音韵学暨黄典诚学术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31页。
[140] 李开：《现代学术史关于古音学的三次大讨论》，《南开语言学刊》2006年第1期。
[141] William H. Baxter,Laurent Sagart,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142] 《白一平教授与北大中文系师生关于上古汉语构拟的讨论》，https://mp.weixin.qq.com/s/HFWhNwhM2z74RHpi-to2KA；https://mp.weixin.qq.com/s/Y0edSoH9pStonoNWzzsooA；https://mp.weixin.qq.com/s/zq-Xl0z5unR4in3oM7KPWA。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