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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川烟雨，万里翻红 ——纪念蒲立本教授 潘悟云 文汇报2013-05-06
加拿大汉学家、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荣休教授蒲立本（EdwinGeorge Pulleyblank）于2013年4月13日去世,享年90岁。蒲立本1942年毕业于艾伯塔大学古典学系，1946年赴伦敦大学攻读中国语言和历史。之后，他的研究兴趣逐渐从唐代历史和早期中亚历史转向汉语的历史语言学。 《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原为蒲立本1962年发表在AsiaMajor上的长文，1990年代，潘悟云和徐文堪将其译成中文，蒲立本并作若干增补，1999年，这部汉语历史音韵学的重要著作由中华书局出版。
蒲立本教授仙去，学术界又一颗巨星陨落了。 我与蒲立本教授仅两次谋面，不算深交。不过我先后用20年时间把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翻译给中国读者，相互有很多讨论，也可算是学术上的深交。为此，我就谈些他的学术贡献，算是学术式的祭奠。 1980年，我在复旦大学攻读研究生，梅祖麟先生把蒲立本教授的TheConsonantal System ofOld Chinese一书寄给我。其时我正与郑张尚芳先生合作汉语上古音研究，当即深深被蒲立本教授的卓见所打动，于是开始此书的翻译，每译一处，便与郑张尚芳先生作反复讨论，因此Zhengzhang-Pan System的建立，诸多方面受益于此书。 1986年1月，我应王士元先生邀请，出席在奥克兰举行的中国语言与方言会议，第一次见到蒲立本教授，同时呈上译作初稿，与他长谈翻译出版事宜。我是典型的英语哑巴，既不会说，也听不懂，蒲立本教授恰是典型的汉语哑巴，两个“哑巴”对谈，只能是他写一句，我写一句，作了几个小时的笔谈。1993年，我调来上海师大任教，一次意外的硬盘事故，导致电脑中材料尽毁，其中包括此书译稿，仅有的两张备份软盘也已发霉，当时真是欲哭无泪。次年，香港举行“汉语的祖先国际研讨会”，我再次见到蒲立本教授，两个“哑巴”再次长谈此书，这次会面给了我再译的勇气。此书重译后，我便将译稿暂时存搁，因为书中涉及大量西域译名，以及欧美许多汉学文献，我不甚了了，心有怵怵焉，不敢造次。其时恰遇徐文堪先生。徐先生专攻中外交通史，对泰西汉学了然在胸。两人合译，又花费数年，1999年译著在中华书局出版。此书从开译到付梓，前后20年。我重提此事，并非诉说翻译之艰辛，而是告诉世人，蒲立本教授此书对汉学的贡献，莫说20年，即便用50年去翻译也很值得。 蒲立本教授早年研究唐史，后转向汉语史研究，历史学家们为之扼腕，语言学界则幸莫大焉。高本汉以后，汉语中古音的研究成绩斐然，上古音构拟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上古音的构拟才有突破性的进展。其中，不能不提蒲立本教授的卓越贡献。19世纪以来，历史语言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历史比较法，但该方法在实施上有很大缺陷，主要在于其不确定性。根据后代读音进行历史比较，对原始母语所作的构拟，往往因人而异，故有浅人讥之为鬼画符。于是，语言学家们想办法利用其他材料加以确认，借词的运用就是非常有效的方法。例如，“以、余、延”这些字的中古声母叫作以母，李方桂先生认为读作j-，已经广为接受。它的上古拟音，各家却不同，高本汉认为是d-，李方桂先生作r-，王力先生作捭-。后来，Bodman对照越南语中的汉语借词，认为是l-。越南语里中古时借入的汉借词叫汉越语，上古借入的叫古汉越语。以母字在汉越语中的声母是z-，更早一些读j-，恰与李方桂先生中古拟音一致。但是，以母在古汉越语大体是l-，越南声母中有d-、r-、j-，上古的越南人一致采用l-，而不是d-、r-、j-来对译这些字，说明上古汉语中这些字应读l-。蒲立本教授进一步指出，《汉书》中的“乌弋山离”就是Alexandria，以母字“弋”正对译lek。由于这些语言学家的努力，中古以母在上古读l-逐渐成为共识。基于这个构拟，上古一些复辅音的读音也得以确定，如“谷”与以母字“裕”谐声，所以上古声母是kl-。“杓”中古p-，与“礿”j-谐声，上古声母是pl-。 蒲立本是历史学家，凭借其丰富的古代文献借词知识，为汉语上古音构拟找到了极其重要的材料与工具，使上古音研究中一些扑朔迷离的拟音问题，变得清晰起来。下面择其要谈谈他对汉语音韵学的贡献。 中古带i介音的字，汉学界称其为三等字。它们有些变成现代汉语的唇齿音,有些变成卷舌音，更多的成了齐齿呼与撮口呼。长期以来，语言学家们认为，这些字既然中古带i介音，上古也一定如此。三等字占了汉字的一半，带i介音的字这么多，这在世界语言里几乎没有，但是很少有人产生疑问。蒲立本教授首先对这个现象提出怀疑，进而通过上古译音发现，这些中古i介音，上古可能没有。如“焉耆”即□rgi，“央匱”是吐火罗语B的akwa□，“于阗”婆罗米文是Hvat覿na，“罽宾”即克什米尔Kashmir，“高附”即Kabul，“扜泥”即Khvani，其中的“焉、央、于、罽、附、扜”在中古都有i介音，但从对音材料看，上古都没有。蒲立本关于三等字i介音后起的结论，很好地解决了语言学的许多难题。例如，将汉语与其他亲属语作历史比较会发现，汉语带i介音的词，在亲属语中没有i介音。如汉语的“九、语、躯”，藏文同源词分别是dɡu、耷aɡ、sku，均无介音i。从唐代长安借去的日本汉音有i介音，但从南朝早期吴地借去的日本吴音却没有，如“疆、强、居、吕”，汉音kio、ɡio、kio、rio，吴音ko、ɡo、ko、ro。其他汉语域外方言中，如越南、朝鲜的汉借词，中古借入的有i介音，上古借入的往往没有。现代汉语周边方言中，有些中古来源于中原地区的文读音有i介音，但有更早来源的白读中却没有i。所有这些现象，都因蒲立本教授的研究迎刃而解。 中古汉语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很多语言学家认为上古汉语也是如此。后来，Haudricourt指出汉语声调是后起的，中古去声字来自上古-s韵尾，这一观点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但是，由于他的结论是通过越南语与南亚语的历史比较、汉语与古汉越语的比较得出，绕了一个大圈，所以会有人质疑。蒲立本教授则是通过上古汉语的借词直接进行论证，显得更加可靠，并且可以用来解答古代文化史的问题。以下是他的一些例子：日本的tusima（つしま），《魏略》译作“对马”。用“对”来翻译tusi。“对”在古代经过了如下演变：t□ds>tuis>tui揶。北魏的时候可能已经演变到tui揶，所以能够对译日本的tusi。“罽宾”即克什米尔Kashmir，“罽”用来翻译kash。“罽”在古代的演变为：kads>kais>kai揶。该地名出现于《汉书》，当时“罽”可能已经读作kai揶了。《汉书》中“都赖”，实即Talas（塔拉斯河），“赖”也经过了类似变化：rds>lai揶，因此可以用来对译las。还有许多佛经中的翻译例子，如“波罗奈”Vr□asi、“阿迦贰吒”Akani□ta，用“奈、贰”来对译nasi、ni□。 长期以来，多数学者认为现代汉语读l-的字，上古也读l-。蒲立本开始注意到，这些字在藏缅语的同源词中是r-。在古代译音中也是如此，如“楼兰”即Krorayina，“乌弋山离”即Alexandria，其中“楼、兰、离”都是对译r-。这些字在汉越语为l-，但在古汉越语都作r-。上文提到以母字上古作l-，蒲立本也最早注意到与藏缅语的l-对应。l-在三等字中后来变作以母j-，其他情况下变作d-。 蒲立本教授既把历史知识应用于语言研究，也把语言研究的成果应用于历史研究。古史专家依据《史记》、《汉书》等上古材料考释西域地名，因为不懂上古音，往往陷于主观臆测，蒲立本教授的长处正是把语言史与古史考证结合起来。如有名的西域地名“条支”，最早见于《史记》，“条支”究竟位于中东何处，众说纷纭。藤田丰八认为是伊朗的Taoke，蒲立本教授原也采用其说。《后汉书·西域传》说，“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这与Taoke的地貌不合。小川琢治撰文提出，条支应是安条克（Antiokia）省去首音An后的音译。不过古代的安条克有好几处，宫崎市定认为条支是地中海东岸的塞琉西王国，其后来的首都安条克位于今叙利亚的阿西河旁，距地中海约24公里。在阿西河入海口，有个海港城市塞琉西亚（Seleucia），是首都安条克的外港。古史专家用西文地名与古代“条支”的读音匹配，苦于不懂汉语上古音，近似盲人摸象。“条支”出现于《史记》，所以必须先要明白西汉的“条”字读什么音。“条”中古声母是d-，中古d-有两个来源。如果与t-谐声，上古就是d-，如“亭”d-从“丁”t-得声。如果与以母谐声，不与t-谐声，上古就是l-，如“條”d-从“攸”j-得声，上古一定是l-。上文提到，蒲立本教授早就指出，上古的l-在三等字中变中古的j-，其余变中古的d-。所以《史记》时代“条”的声母一定还是l-，而不是d-。把“条支”与Taoke、tiokia进行匹配，无非都是受“条”中古音d-的误导。后来蒲立本教授把“条支”锁定在塞琉西亚（Seleucia,希腊语Σελεκεια）。“條”的声符“攸”是以母字j-，上古读音是liw。“條”又与中古带s-的“修”谐声，所以可能是s-lw，其前置辅音s-失落成为lw，因为不是三等字，所以变为中古的deu。“支”的上古音kje，到中古变成t揶ie。如此，便可把“条支”上古音拟作s-lwkje，这与Seleukia对音吻合。只有蒲立本这样的语言学家，才能对上古地名作这样准确的考定。 将军虽去，大树并不飘零，环顾先生手植，早已繁花满树。一川烟雨，万里翻红，谨以斯文诔斯人。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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