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头条：历史比较下的上古汉语构拟

Old Chinese Reconstruction from a Historic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Review of the Baxter-Sagart(2014)System

原发信息：《中国语文》(京)2017年第20174期

内容提要：白一平、沙加尔（2014）利用了近年来汉语方言、民族语借词和古文字领域的新成果，更为系统地将历史比较法引入上古汉语构拟当中。我们结合两位学者之前所提出的拟音方案，以介绍新系统中的各项重要进展，并简要评价当中的某些问题。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本文得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1批面上资助项目（No.2017M610560）、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NO.2016YBYY077）的资助。

美国密歇根大学白一平（William H.Baxter）教授和法国东亚语言研究所沙加尔（Laurent Sagart）教授合著的新书Old Chinese：A New Reconstruction已于2014年9月出版(1)。该书面世之后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获得了美国语言学会2016年度“布隆菲尔德图书奖”（Leonard Bloomfield Book Award）。两位学者之前都发表过上古音构拟方面的专著：Baxter（1992）的特色在于韵部构拟，即在数项音变假说基础上对传统韵部再分类并提出了“六元音”方案；Sagart（1999）主要利用谐声、词族以及民族语中的早期借词以探究上古汉语的词缀和声母系统。近十几年来，随着汉语方言、民族语研究的推进以及出土简帛文献的整理发表，上古音韵材料不断得到了充实。期间，两位学者合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早先的方案进行修订，白-沙（2014）正是在这一基础下诞生的。本文主要结合Baxter（1992）及Sagart（1999），根据我们的理解，来介绍白-沙（2014）所依据的新材料、新方法，以及拟音系统中的各项重要改进。

白-沙（2014）共六章，其安排大致如下：

第一章为引言，介绍研究思路。白-沙（2014：5）主张古音构拟应当遵循“假说—演绎”法（hypothetico-deductive method），即从有限的材料中推演出音变假说，使拟音系统具备一定预测能力，并根据新材料进行检验或调整。

第二章介绍新材料。主要包括出土简帛文献、古方言以及民族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三类。它们或为汉人所用或为外族人所借，本质上都属于汉语内部材料（白-沙，2014：40-41）。

第三章介绍了拟音体系的总体情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与声母和前置结构相关的音变假说；韵部构拟上的改动；上古汉语词根的概貌；词缀的某些形态功能。

第四章为该书的核心部分。本章综合运用方言和借词两类材料，系统地将历史比较法运用到声母和前置结构的构拟中。此外，还从谐声和词族材料出发，增加了一套小舌音声母。

第五章为韵部系统的构拟。新系统沿用了Baxter（1992）的“六元音”方案，但在介音、韵尾、后置韵尾（postcoda）等位置皆有所改动。较为显著的有两项：一是取消了三等介音（*-j-），用咽化作用（pharyngealization）解释三等与一、二、四等的区别；二是增加了一套*-r韵尾以解释某些“阴阳对转”现象。

第六章为总论。归纳了上古汉语的音韵特点，交代了新系统中存在的疑点，指出了将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2.研究材料和方法上的突破

2.1 古文字

在早先的研究中，Baxter（1992）和Sagart（1999）都比较重视音韵材料的可靠性问题。指出传世文献可能经后人删改，也可能出现版本错讹。近十余年来，古文字学界陆续整理和公布了大批简帛文献，其著录时代集中在战国至西汉之间，内容包括遣册、卜筮祭祷记录、司法行政文书、书籍等。当中的异文、谐声、通假和韵文等对于研究上古音韵具有重要作用。白-沙（2014）把通假材料纳入广义的谐声范畴，将谐声关系分为“共时的声符互用（interchange）”和“历时的声符替换（substitution）”两类，以区分当中的时代和地域层次：前者可用来订正或补充谐声系列，后者可用来推测语音演变。

2.2 民族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

Sagat（1999：8）认为，长江以南的广大区域在远古时期是多民族杂居的，所使用的语言可能包括壮侗语、苗瑶语、南亚语、藏缅语等。战国末年，随着汉人南迁，汉语同民族语之间发生了持久而深刻的接触。受强势语言的影响，这些语言中存在多个历史层次的汉语借词。奥德里古尔（Haudricout）曾利用越南语中的汉语借词以考察汉语声调的起源，由此发展出*-s和*

韵尾理论，显示出这类材料在上古汉语研究中的潜力。李妍周和沙加尔（1998/2013）提出了借词的“一致性原则（principle of coherence）”，以区分借词的历史层次。后来，该理论为更多学者所采纳，被运用到对白语、水语、哈尼语、苗语和拉珈语等借词研究之中，逐渐积累了一批早期汉语借词材料（参看蓝庆元、向柏霖，2013）。

由于早期借词和同源词混而难分，白-沙（2014）一方面排除了藏缅语中的共同词汇，一方面剔除了系属不明的民族语借词（如：白语等），而主要利用了越南语、壮侗语、苗瑶语中的汉语借词(2)。上述三种语言早先都存在带前置成分（presyllables）的音节结构，它被认为是许多东亚语言单音节化的起点（米可，2013）。这三种语言大约在战国时期开始同汉语接触，故可以利用当中的早期借词层以重建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

1）古越南语中的前置成分已经消失，可以通过同语支的芒语（Mu'ò'ng）、他翁语（Thavung）、鲁克语（Ruc）、萨克语（Sách）等构拟出来。根据语音对应关系，越南语中的浊擦音声首对应鲁克语等语言中带前置成分的音节。可以首先根据汉-越语声调对应关系区分出早期借词层，再利用当中的浊擦音字来考察上古汉语的前置结构（白-沙，2014：94）。

2）根据目前的构拟，古苗瑶语中的响音有三套，包括清响音、浊响音和带先喉塞音的浊响音；塞音和塞擦音也有三套，包括不送气清音、送气清音和不送气浊音，并且它们都可以带鼻冠音。苗瑶语借词对于判定汉语“清浊别义”现象中的词缀形式具有重要意义（Sagart & Baxter，2012；白-沙，2014：96）。

3）壮侗语族拉珈语前置成分的简化过程较特殊：固有词汇和早期借词的前置塞音往往保留而主要音节的辅音声首发生脱落；当辅音声首为鼻音时，它还会使主要元音发生鼻化。这对于考察原始闽语中清响音声母的分化具有重要的类型学意义（白-沙，2014：91-92）。

2.3 汉语方言中的存古现象

自高本汉以来，学者普遍认为除闽方言之外，现代汉语方言均直接来源于《切韵》音系，这也导致在以往的上古音构拟中未能真正地运用历史比较法。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罗杰瑞（Jerry Norman）对闽方言的研究表明原始闽语具有复杂的声母系统：塞音和塞擦音声母有六套，包括送气/不送气清音、送气/不送气浊音以及清、浊两套软化声母（softened initials），响音声母也有清、浊两套。这些特殊声类逐渐为古音学家所重视：

近年来，学者陆续发现其他方言中也类似的存古现象，包括客家方言和湘西瓦乡话等。白-沙（2014）认为，它们是由上古汉语直接演变而来，反映了《切韵》之前语音特征。在新材料的基础上，白-沙（2014：86-87，91）为原始闽语的特殊声类构拟了以下来源：

1）软化清/浊声母来源于上古松散结合（loosely attached）的前置结构；

2）浊送气声母来源于上古紧致结合（tightly attached）的前置结构（除*N-以外）；

3）清响音声母来源于上古“前置清塞音+浊响音”结构。

2.4 历史比较法的系统运用

根据历史比较的基本原则，原始语拟测应当建立在后代亲属语或方言的音类比较之上。而以往的古音构拟一般采用所谓“内部比较法”：首先利用上古韵文、谐声等材料划分音类，再以《切韵》系统为参照确定音类对应关系，最后依据语音变化的普遍规律拟出音值。在上述新材料的基础上，白-沙（2014）系统地将历史比较法引入前置成分和声母系统的构拟中。

白-沙（2014）认为：古越芒语、古侗台语、古苗瑶语同汉语接触的时代上限约在上古晚期，早期借词中的音节结构很可能直接反映了上古汉语的情况；原始闽语的分化稍晚，约在西汉以后，其特殊声类是由前置成分简化后形成的。单类的民族语借词或方言材料在上古音构拟中存在局限性。例如，通过古苗瑶语、越南语借词可以得知前置鼻音或塞音的存在，但无法判断它们的结合类型（松散/紧致结合）；原始闽语的声类可以提示前置成分的存在及其结合类型，却无法判断其具体音值。故在具体操作中，必须将比较材料有机结合：

我们将在3.1节介绍前置成分的具体构拟思路，兹不赘述。据沙加尔先生介绍（2014，私人交流），他与白一平先生合作建立了一部数据库，该库具有以下特点：以高本汉《汉文典》（GSR）的收字及谐声系联为基础，并根据古文字等材料进行调整；收罗了上述几种民族语借词和古方言材料；参考训诂典籍的释义，建立起词族系统。总之，将民族语借词、古方言同文献材料（特别是古文字）有机结合，是白-沙（2014）体系的根基，而历史比较法的系统运用则是该体系的特色。

3.白-沙（2014）体系中的几项重要改进

在介绍各项改进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白-沙（2014）对上古汉语词根的划分。该书认为，词根（root）可以由主要音节（major syllable）和次要音节（minor syllable）构成(4)。主要音节可划分为声首（onset）和韵（rhyme）两部分，前者由声母

和介音（medial*-r-）构成，后者由主要元音（vowel nucleus）、韵尾（coda）和后置韵尾（postcoda）构成。次要音节由前置辅音（preinitial consonant）和前置元音（preinitial vowel）构成。词根结构可概括为下表3。

与Baxter（1992）和Sagart（1999）相较，新系统对上述某些位置的构拟发生了较大变化。下面我们按照上古音节的顺序，对这些改进做具体介绍。

3.1 前置音节

Sagat（1999：21）区分了“融合型（fused）”和“前轻后重型（iambic）”两种音节结构，新系统沿用了这一观点，但分别改称为“紧致结合（tightly attached）”及“松散结合（loosely attached）”，并承认前置音节既可能是前缀（prefix），又可能是词根的一部分。所谓“紧致结合”，指辅音声首直接跟在前置辅音之后从而形成复辅音（如：*C-p-或*C.p-）；所谓“松散结合”，指辅音声首与前置辅音之间插入混元音

。由于上古汉语形态比较匮乏，词缀的功能往往不够明确，故有时前缀与词根混而难分。对于形态功能比较明确的前缀，白-沙（2014）用“-”与词根隔开，其余情况统一用“·”标识。

民族语借词和古方言是历史比较的重要材料：清响音声母、前置鼻音主要结合苗瑶语借词和闽方言来构拟，前置塞音主要结合越南语、拉珈语借词和闽方言来做构拟。通过历史比较所得到的前置成分有时又可以同谐声或词族系列互证。以前置塞音为例：

参照2.2节，在拉珈语借词中，“贼”为阳调不送气清音（kjak8），通过壮侗语族内部的比较得知，它原先为“前置清塞音+浊音声首”结构，其音变过程为：*k-dz-＞g-dz-（同化）＞g-（辅音声首脱落）＞k-阳调（清化）；在越南语借词中，“贼”带有浊擦音声首（[zak D2]），通过越芒语支内部比较得知，它原本存在前置辅音，参照鲁克语的情形

，可推测前置成分为舌根塞音；在原始闽语中，“贼”字为浊送气声母（*dzh-），可推测前置成分是紧致结合的。综合以上材料，白-沙（2014）将“贼”字拟作

。

“箴”、“纸”、“床”等字可根据类似的手段进行构拟。在甲骨文中，“箴（针）”字从“十”得声（裘锡圭，2004）；在帛书本《五行》中，《曹风·鸤鸠》“其子七兮”引作“其子七氏”；此外，“氏”声系中还有舌根音字“祇”、“疧”、“軝”等（GSR，867）。这类文献材料可以进一步印证前置成分的构拟，具体论述参看白-沙（2014：154，160-161）。

从上述材料来看，“身”、“千”、“人”等应当视作声符(6)，《说文》对“仁”字的分析值得怀疑。类似地，“信”字《说文》分析为“从人从言，会意”，但其古文同样有从“身”、从“千”、从“人”的写法，也应当视作谐声字。据此，白-沙（2014）为该系列中的心母和清母字构拟了前置辅音*s-：

白-沙（2014）在声母系统上最显著变化即增加了一套小舌音（uvulars）。牙、喉音在谐声材料中的接触情况可分为两类：牙音与喉音之间的交涉（如：公声有翁、瓮，肙声有娟、捐），牙、喉音一道同其他部位接触。后者主要包括以下类型：一是与章组接触（如：丩声有收、

，咸声有箴、葴），二是与端、知组接触（如：貴声有隤、穨，希声有瓻、絺），三是与精、庄组接触（如：井声有阱、穽，惠声有穗、繐），四是与唇音接触（如：己声有配、妃，甹声有聘、娉）。现代学者针对上述第二类情形，陆续提出了复辅音、*-r-介音、前置音节等多种构拟方案，该问题已经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参看高本汉，1923；雅洪托夫，1960；白-沙，2014）。

对于上述第一类情形（即牙、喉之间的交涉），传统古音学家一般认为牙、喉古音本为一类，章太炎甚至提出“喉、牙足以衍百音，百音亦终

复喉、牙”之论(7)。从谐声的角度看，牙、喉声母的构拟主要有以下难题：1）如何解释擦音和塞音互谐现象；2）如何解释以母（喻四）与不同部位声纽（包括舌头、舌根等）的接触；3）如何确定匣母与群、云（喻三）之间的互补关系。我们首先简要回顾以往的构拟方案：

高本汉（1923）以《康熙字典》收字为材料，认为匣母同喻母（包括喻三、喻四）的谐声行为类似，即常与塞音接触而不常与擦音接触。他一方面将匣母、喻三、喻四改拟为不送气的浊音塞音，一方面沿用了影、晓二纽的中古发音方法。董同龢（1948）发现高氏的材料存在缺陷，即晓、匣二纽在《说文》谐声中实际上是经常相谐的。他维持了匣母擦音的构拟（*γ-），并采纳了曾运乾“喻三归匣”的理论，将匣母改配喻三。李方桂（1971）的改进为：1）取消了高氏的浊送气声母，认为上古汉语全浊声母不存在送气/不送气对立；2）增加了一套圆唇舌根声母

；3）将喻四改拟为*r-；4）使匣母兼配喻三和群母。王力（1987）对谐声材料在古声纽研究中的作用有所怀疑，除喻三和喻四外，他大致沿用了牙喉音声纽的中古拟音。上述诸家的构拟方案可归纳如下：

邵荣芬（1991）对匣母的谐声行为做了划分，即根据它与塞音或擦音的接触分别拟作*g-和*h-。Baxter（1992：209-210）也将匣母分为塞音和擦音两类，但出发点有所不同：他认为部分喻三的开口字不能视为例外（拟作*

），当匣母与之相谐时便拟为擦音*

。然而，晓母除了与匣母（擦音类）相谐之外还常与见组塞音接触，上述方案对此仍缺乏解释力。

此后，部分学者将眼光转移到民族语借词、对音等材料上。潘悟云（1997）发现在民族语借词中，汉语的牙喉音声母往往与小舌音相对应，主张引入一套小舌塞音：

3.2.1 区别圆唇/不圆唇两类小舌声母

3.2.2 为以母构拟小舌音来源

3.2.3 为喉音以外的声母构拟小舌音来源

对于舌根音与小舌声母的谐声接触，Sagart和Baxter（2009）不再以发音部位接近来解释，而是根据“同一谐声或词族系列声母相同”的原则，为当中的舌根声母构拟了松散结合的“前置塞音+小舌声母”结构。白-沙（2014）又根据原始闽语，将前置成分拟改为“紧致结合”。例如，“镜”、“景”、“影”属同一词族⑨，应当具有相同的声母，白-沙（2014：168）的构拟如下：

3.2.4 为影母保留喉塞音来源

Sagart和Baxter（2009）将影母一律拟作小舌音，而白-沙（2014：44）主张为部分影母字保留喉塞音

的来源。他们从谐声材料出发，将影母分为两类：凡影母自谐者拟作喉塞音

，其余的情况则拟作小舌音

。传统上古声纽研究侧重于《广韵》声类的归并，有“古无轻唇及舌上”“娘日归泥”“照二归精，照三归端”“喻三归匣，喻四归定”等论断，而对于声纽的“离析”有所欠缺。自高本汉著、赵元任译（1923/2002），董同龢（1948）以来，学者针对这一状况陆续作了改进。对中古声纽进行离析，要求我们在谐声系联的基础上考察各声符之间是否存在分组趋势。除影纽之外，白-沙（2014）还对疑纽、喻四等构拟了多个来源。我们认为，具体方案还有待于古文字材料的检验或修订。

同Baxter（1992）的韵部系统相比，白-沙（2014）在主元音上的变化较小，而介音、韵尾、词尾等位置则有较大改动。在阐述各项变化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介绍两个音变假说，即“唇化元音假说（rounded vowel hypothesis）”和“前元音假说（front vowel hypothesis）”。前者由雅洪托夫（Jaxontov，1960）提出，指中古合口介音（-w-）部分由圆唇软腭声母或圆唇喉音声母（

）变来，部分由圆唇主要元音（*u或*o）分裂（diphthongize）而来；后者由Baxter（1992）提出，指中古和上古一、四等韵的差别在于主元音的舌位前后，而非介音的有无。这两种假说与介音、主元音甚至声母构拟都有关系。

3.3.1 介音系统的变化

Baxter（1992）根据“唇化元音假说”取消了高本汉（1923）的上古合口介音（*-w-），根据“前元音假说”取消了高氏的四等介音（强元音性的*-i-），但保留了三等介音（*-j-）。此外，他还增加了二等*-r-介音以及*-l-介音。于是，该系统共有三种介音：*-j-，*-r-，*-l-。

3.3.2 “六元音”体系的变化

例如，《卫风·氓》六章（58.6A）以“怨、岸、泮、宴、晏、旦、反”为一韵，属传统的元部，以往诸家为它们构拟了相同或相近的主要元音。而在“六元音”系统中，元部被分成了三类，分别带*e，*a，*o三种主要元音，它们恰好在上述韵段中相混：

Baxter（1992）运用数理统计的手段对《诗经》用韵做了全面考察，他发现韵部间的混用概率较小（P＜0.05），“六元音”构拟是可以成立的。实际上，某些“例外押韵”是由于文献传抄所导致，我们可以利用出土文献做进一步验证（详下文第4节）。由于唇音韵尾收字不多，入韵的情况更少，加之受异化作用影响，原先的圆唇元音（*u，*o）容易产生音变。它们难以凭借韵文和谐声材料进行构拟，也无法进行概率统计。对此，Baxter（1992）依据语音系统的平衡性原理，参照侵-冬、侵-蒸等合韵现象进行拟测，认为唇音韵尾前同样能完整地出现“六元音”。

在Baxter（1992）的基础上，白-沙（2014）对主元音作了两点调整：一是，*i和

形近易混，故将后者改写为央元音

；二是，使“六元音”可以完整地出现在新增加的*-r韵尾前（详3.3.3）。白-沙（2014）主元音的构拟情况可概括如下：

3.3.3 *-r韵尾

古韵学家对脂、微、歌及其对应的阳、入声诸部的划分和搭配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过程：段玉裁《六书音均表》提出了“支、脂、之三分”、“真、谆分立”、“古异平同入”等理论，在入声分配方面，段氏发现“质、术二类有别”，但却将质类（质、栉、屑三韵）隶于阳声真部，将术类隶于阴声脂部，戴震批评为“或隶彼或隶此”（《声类表·卷首·答段若膺论韵书》）。后来，戴震、江有诰、王念孙等人陆续提出了改进方案：戴氏重视韵部的系统性，他认为既然阳声有真、谆、文三类，对应的阴声和入声亦当分为三类；实际上，他主张真、谆当合，《声类表》以安-遏-靄、殷-乙-衣相配。江、王二氏主张真、谆分部，且都独立出入声祭（月）部，王念孙更分出入声至（质）部(12)。王力（1989[1963]）进一步独立出阴声微部、入声物部，形成了较为严整的配合关系：脂-质-真、微-物-文、歌-月-元。

在古音构拟中，如何解释这种“对转”现象又成了一大难题。高本汉（1940）以声调为界，将王念孙的第十三部（王力的脂、微部）二分：平、上声为一类，高氏认为它们常与阳声接触，拟作收*-r；去声为一类，高氏认为它们常与入声接触，拟作收*-d。对于歌部，高氏按其是否与阳声相接触，分别拟作收*-r或收*

。董同龢（1948）、李方桂（1971）等对上述做了修订，都主张为脂、微、歌诸部构拟浊音辅音韵尾（如：*-d，*-l等）。

王力（1987）和Baxter（1992）都反对浊辅音韵尾的构拟(13)，但改进方案有所不同：王力先生认为古有声调（分平、上、短入、长入四类），与入声相接触的去声字来自上古的“长入”，它们不带塞音韵尾；白一平先生认为古无声调，他采纳了奥德里古尔（Haudricourt）的学说，认为去声来源于*-s词尾。与入声接触的阴声字主要限于去声，构拟“长入”或“*-s词尾”可以较好地解释这一分布特征，但对于阴-阳声的交涉仍无能为力。

斯塔罗斯金（1989）提出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将相接触的阴、阳声字一并拟作收*-r。他认为*-r韵尾一般变为中古的-n韵尾，只在某些古方言中才变为*-j韵尾。白-沙（2014）采纳了这一学说，在新系统中增加了*-r韵尾，它可以完整地带上“六元音”。例如：

（9）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左傳·僖五年》）

依韵例，本段以“晨、辰、振、旂、贲、焞、军、奔”为一韵(14)，各家的构拟如下：

依传统观点，上述韵段属“文微通韵”，即韵字之间主元音相同而韵尾不同。白-沙（2014）为它们构拟了相同的韵尾（*-r），认为它们正常相押，无所谓“通韵”。白-沙（2014：264-268）进一步从汉代古读材料中推断：*-r＞*-j为山东半岛附近的方言现象，*-r＞*-n为西部地区的方言现象。李妍周、沙加尔（2013[1998]：20）还在白语的早期借词层中观察到了后一种音变。

3.3.4 词尾和后缀

Baxter（1992）认为上古汉语是一种无声调语言，他采纳了奥德里古尔（Haudricourt）、蒲立本（Pulleyblank）等人的理论，认为去声来源于后置韵尾*-s、上声来源于后置韵尾*

。在此基础上，白-沙（2014）主要做了以下调整：1）将*-s一律视为词缀，即认为具有一定形态功能；2）认为后置韵尾*

只能出现在元音或鼻音韵尾之后，不能出现在塞音之后。

白-沙（2014）在民族语借词、汉语方言、古文字等新材料的基础上，系统地将历史比较法运用到上古汉语前置成分和声母构拟中。该体系还吸收并完善了以往的构拟方案，包括小舌音声母、*-r韵尾等。其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更好地解释语音演变

2）具有可验证性

白-沙（2014：5）遵循“假说—演绎”法，认为构拟体系不仅要与音韵材料相符，还应当从中推衍出音变假说，使系统具备一定的预测能力，并接受新材料的检验。最近数十年来，不断丰富的出土简帛文献正是检验古音构拟的绝佳材料。白-沙（2014：208-209）利用传世的“三家诗”逸文，对“圆唇元音假说”做了检验；白-沙（2014：209-211）利用出土本《老子》，对“前元音假说”做了检验。我们也依据出土本《周易》，对“圆唇元音假说”的例外现象做了初步考察：

雅洪托夫（1986[1960]：69）曾发现《周易》有几处用韵与“圆唇元音假说”不符，但他无法解释，只好视为例外。例如：

（10）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周易·中孚·九二》）

依韵例，此处以“和”、“靡”为一韵，属传统的歌部。但根据“圆唇元音”假说，它们具有不同的主元音，各家的拟音如下(16)：

相较“《易》传”而言，《周易》经文（包括卦画、卦名、卦辞、爻辞）的产生时代较早，大致可追溯到西周时期，故将本韵段视为例外是可疑的。

目前整理发表的出土本《周易》主要有“上博本”、“汉简本”和“帛书本”三种，抄写年代大致集中在战国中晚期至西汉之间。其中，“上博本”和“汉简本”此处皆已残缺，而西汉早期的“帛书本”保存了异文(17)：

（11）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羸[之]。（《周易·中復·九二》）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与尔羸之。（《二三子》）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又好爵，吾与尔羸之。（《繆和》）

可见，今本“靡”字在“帛书本”中作“羸”(18)。根据白-沙（2014），“和”与“羸”、“靡”分别在上古和中古早期阶段带有相同的主元音：

可以推测，帛书本用韵反映了更早的语音状况，今本则形成于圆唇元音分裂之后。这时，歌部的*-j韵尾尚未丢失，“和”与“靡”音近而与“羸”较疏，遂导致传抄过程中产生异文。

“圆唇元音假说”、“前元音假说”、“*-r-介音假说”等是构拟“六元音”的重要基础（白一平，2010），音变假说得到验证，意味着拟音体系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3）注重构拟的实用性

白一平和沙加尔两位先生公布了包含约5000条词项的构拟表格(19)。除了给出上古拟音外，该表还标注了每个字的现代汉语拼音、中古音韵地位、基本训释、《汉文典》谐声序列等信息。此外，还提供了三种版本，分别按照音序、笔画和谐声序列编排，以满足不同需求。

顾炎武曾谓：“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音学五书·卷首·答李子德书》）在今天，汉语史各学科仍离不开上古音拟测，作为一项先进、实用的体系，白-沙（2014）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沙加尔先生的帮助，初稿完成后曾得到潘悟云先生的指正，在此谨致谢忱。

(1)William H.Baxter和Laurent Sagart（2014）以下简称白-沙（2014）。

(2)越南语的系属较为明确（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越芒语支），而苗瑶语、壮侗语则存在争议。据沙加尔介绍（2015，私人交流）：对于苗瑶语，西方学者一般将其视为独立的语系；对于壮侗语，他本人主张归入南岛语系（Austronesian），并且认为汉语、藏缅语和南岛语之间具有同源关系，构成“汉藏南岛语系”（Sino-Tibetan-Austronesian）。白-沙（2014：40-41）认为，由于历史分化过程不明确，加之受早期汉语借词的影响，藏缅语材料暂时只能作为类型学证据，而不能用来直接“证明”具体的上古汉语构拟成分。

(3)“越南语”栏中的H表示阴调（high register tone），L表示阳调（low register tone）。按照是否带鼻冠音，“原始苗瑶语”可分为两栏，当中的OC（Old Chinese）即为综合各类材料而得出的上古汉语声母形式。

(4)这种音节结构在东亚语言中比较常见，有时也称作“一个半音节（sesquisyllabic structure）”。但根据沙加尔的观点（2015，私人交流），这一提法存在模糊性：一方面，不能体现前置成分在韵上的特点，即它在韵脚位置实际上只能算一个音节，两个“一个半音节”也不能简单地与“三个音节”划上等号；另一方面，前置成分可能带或不带混元音（C-，

），称“一个半音节”不能反映这一差异。有鉴于此，白-沙（2014）主张直接称作“带前置成分的音节（words with presyllables）”。

(5)表中凡带括号的成分都是非必要的。

(6)参看荆门市博物馆（1998）《郭店楚墓竹简》第121页裘锡圭按语。白-沙（2014）封面的“仁”

字即取从心身声的写法：

(7)参看戴震《转语序》、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字母条》以及章太炎《国故论衡·古双声说》。

⑧这类分布现象在白-沙（2014中被分析为咽化作用（pharyngealization），详见下文3.3.1。

⑨《释名·释首饰》“镜，景也，言有光景也”，《说文·金部》“镜，景也”，皆用声训。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此以叠韵为训也”。根据传统训诂学的观点，“镜”“景”二字音近义通。

⑩据白-沙（2014：393）介绍，包拟古曾在上世纪70年代早期从事过“六元音”方面的研究，白一平先生在其影响下，完成了这一构想。与此同时，斯塔罗斯金、郑张尚芳两位学者也先后提出了“六元音”体系。由于时代限制，他们对对方的研究互不了解，后来才发现三家的构拟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可谓“闭门造车，出而合辙”。

(11)依据王力（2014）《诗经韵读》，中华书局，第172-173页。

(12)江有诰的观点参见《音学十书·卷首·寄段茂堂先生原书》、《音学十书·卷首·复王石臞先生书》，王念孙的观点参见《音学十书·卷首·王石臞先生来书》。

(13)Baxter（1992：332-333）还从类型学的角度推论上古汉语不具有浊塞音韵尾。

(14)白-沙（2014：255）“晨”字未入韵，当为偶疏。按，江有诰《音学十书·群经韵读》“旗”字注“音芹”。

(15)王力的构拟根据郭锡良（1986）《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6)“和”、“靡”二字在《诗》韵中分别与合口字和开口字相韵：“和”字入韵凡1见：《郑风·萚兮》首章（85.1）韵“吹”；“靡”字入韵凡3见：《王风·黍离》一、二、三章（65.1A、65.2A、65.3A）皆韵“离”。

(17)分别见于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1册，第14、19、44页。

(18)据我们考察，“羸”字在今本《周易》经文中凡4见。从诸家的训释来看，“羸”字有“缠绕”、“困顿”、“牵连”等义项，与“绳索”、“藤蔓”、“藩篱”等事物相关。联系“羸”字在《周易》中的用例，我们认为今本“靡”应当从朱熹、王夫之等释为“系属”，“吾与尔靡（赢）之”反映了“君臣相应”。具体论述请参看拙文《〈周易·中孚〉“吾与尔靡之”考论》（待刊）。

原文参考文献：

[1]白一平 2010 《关于上古音的四个假说》，潘悟云主编《境外汉语音韵学论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

[2]董同龢 1948 《上古音韵表稿》，《史语所集刊》，18本1分。

[3]高本汉(著)赵元任(译) 1923/2002 《高本汉的谐声说》，《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4]高本汉(著)潘悟云等(译) 1940/1997 《汉文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5]李方桂 1971 《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

[6]李妍周沙加尔(著)徐世璇(译) 1998/2013 《从白语中的汉语词汇看借词的无限制性》，载向柏霖、蓝庆元主编2013。

[7]米可(Alexis Michaud)(著)衣莉林幼菁(译) 2013 《单音节化：东亚语言中的一些常见演化形式》，《茶马古道研究期刊》第3期。

[8]潘悟云 1997 《喉音考》，《民族语文》第5期。

[9]潘悟云 2000 《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10]裘锡圭 2004 《释郭店〈缁衣〉“出言有｜，黎民所言｜”兼说“｜”为“针”之初文》，《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

[11]沙加尔白一平 2010 《上古汉语的N-和m-前缀》，《汉藏语学报》第4期。

[12]邵荣芬 1991 《匣母字上古一分为二试析》，《语言研究》第20期。

[13]斯塔罗斯金(著)林海鹰等(译) 1989/2010 《古汉语音系的构拟》，上海教育出版社。

[14]王力 1958 《汉语史稿》，科学出版社。

[15]王力 1989[1963] 《古韵脂微物质月五部的分野》，《王力文集》第17卷，山东教育出版社。

[16]王力 1987 《汉语语音史》，《王力文集》第10卷，山东教育出版社。

[17]向柏霖蓝庆元(主编) 2013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借词的历史层次》，商务印书馆。

[18]雅洪托夫(著)陈重业(译) 1986[1960] 《上古汉语的唇化元音》，唐作藩、胡双宝编《汉语史论集》。

[19]曾晓渝 2003 《见母的上古音值》，《中国语文》第2期。

[20]Baxter,William H.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Mouton de Gruyter.

[21]Baxter,William H.and Laureut Sagart 2014 Old Chinese:A New Reconstruc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2]Norman,Jerry 1994 Pharyngealization in Early Chines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14.3.

[23]Sagart,Laurent 1999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24]Sagart,Laurent and William H.Baxter 2009 Reconstructing Old Chinese uvulars in the Baxter-Sagart system(version 0.99),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38.221-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