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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古代的碑刻、墓志等石刻材料，历来是金石学研究中“石”学范畴的主要对象。自宋欧阳修著《集古录》、赵明诚著《金石录》始为滥觞，其后历代皆有学人绪之，至有清一代，金石碑版考证大兴，乾嘉间学人以“据史传以考遗刻，复以遗刻还正史传”， 为著录考订根本，开近代学术之先河。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近三十年以来，随着田野考古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不断出土的新的石刻材料，成为新兴学科———美术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这样讲，当代的美术考古学科，就是以不断出土的古代石刻资料为主要依据来进行学术研究的。 本系列文章，由西安工业大学中国书法学院教授刘天琪博士撰写。主要以古代墓志志盖题铭艺术研究为主，旁及相关的石刻资料。在某种意义上讲，不仅拓展了古代石刻艺术的研究领域与范畴，使得与古代墓志志盖相关的文字、书法艺术及相关纹饰等研究进入学术视野，同时，作者所提出的相关学术观点，在学界也引起广泛关注，构成了一个新的石刻艺术研究方向。 系列之一：古代碑志“题铭书刻”概念释要 1、关于“题铭书刻”概念 从形式上看，因不同的表现媒质与载体，使得题铭文字的书刻式样也大不相同。广义上的“题铭书刻”，指在某种器物上刻划上有标识性质的文字。它不仅包涵青铜鼎彝、碑额、墓志盖、印章等具有一定礼仪器物之上的题铭，也包括钱币、权、量、镜、砖瓦等日常生产生活器物及兵器等上的题铭。其中青铜鼎彝、印章、有字瓦当、有字砖等上的铭刻文字，虽然绝大多数属于以铸造等工艺一次成形，因其模具也是雕凿镌刻而成，故尔文字的表现形式也是题铭书刻的基本式样。 狭义上的“题铭书刻”，指施之于碑碣、墓志等一定的礼制仪规器物之上，不仅具有标识性质，更重要的是表达庄重或特定的文化含义，有一定的社会共约性或遵循一定的社会文化习俗。题铭书刻的形式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文字式题铭书刻，如碑额、墓志盖题；一种是半文半图式题铭书刻，如铸有纹饰的印章、瓦当以及刻有四神、十二生肖或花草等纹样的墓志盖等等。 图1、汉碑上的题额，如东汉中平三年（186）《张迁碑》，碑额为“汉故榖城荡阴令张君表颂”。 2、关于“题”与“铭”的文化解读 题，《说文》释“题，额也。”表示物品的前端或顶端。如《孟子》卷十四《尽心下》“堂高数仞，榱题数尺”。后用如名词，引申为“标志”之意。如“欲垦荒田，先立表题。”（《晋书·郭翻》）；用如动词，引申为“书写”、“题署”、“品评”之意。如“一经品题，便作佳士。”（李白《与韩荆州书》）在铭刻艺术上，题，就是标题，重在标志作用。 如武威铭旌上的“平陵敬事里张伯升之柩，过所毋哭”；汉碑上的题额，如东汉中平三年（186）《张迁碑》，碑额为“汉故榖城荡阴令张君表颂”（图1）；三国魏《鲍寄神坐》，题为“魏故处士陈郡鲍寄之神坐”（图2）；汉代画像石的题榜，如东汉永元八年（96）《杨孟元墓葬纪年石》，题为“西河太守行长史事离石守长杨君孟元舍 永元八年三月廿一日作”（图3）；晋《赵府君墓阙》，题为“晋故振威将军鬱林太守关内侯河内赵府君墓道”（图4），等等。 图2、三国魏《鲍寄神坐》，题为“魏故处士陈郡鲍寄之神坐”。 铭，源自“名”。甲骨文与金文中，并无“铭”字，只有“名”。《说文》“名，自命也。人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也。”铭为后起之字，因为要把“名”的内容刻在鼎彝之上，此后有“铭”字。铭刻之意来自于鼎彝刻划，有金石不朽之意，逐步演化为一种礼制。商周时期，由于不同形式的祭祀，需要不同种类的彝器。为了称呼这些彝器，就给它们各自命名。“名”字包括了命名的过程。后来“铭”的种种文化内涵，是从商周时期运用于与“名”这个字有关的行为和形式发展而来的。 “铭”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消失、融入、积累、沉淀、演变，表现出以下的文化内涵。 一是铭记、镂刻。《国语·鲁语下》“故铭其栝曰‘肃慎氏之贡矢。’”韦昭注“刻曰铭。”宋曾巩《寄欧阳舍人书》“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铭原意是记载、镂刻，也指刻在器物上的文字或文辞，所以又称铭文。商周时代众多的青铜器都铸有一些文字，早期的典籍中也有记载。《礼记·祭统》中记“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郑玄注“铭，谓书之刻之以识事者也。” [1]不光金属器皿，古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非金属用具，如几、杖、砚等器具上也勒刻文字，以至于后来在山川、石碣、桥堤、楼观、居室、座右都勒刻或题写文字，铭文的载体扩大，而铭也就逐渐成为了一种早期的文体式样。 图3、汉代画像石的题榜，如东汉永元八年（96）《杨孟元墓葬纪年石》，题为“西河太守行长史事离石守长杨君孟元舍 永元八年三月廿一日作。 二是文体的一种。古代常刻文字于碑版或器物之上，或以称功德，或用以自警，遂为文学一体。《后汉书·延笃传》“（延笃）所著诗、论、铭、书、应诔、表、教令，凡二十篇云。”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铭箴》“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又《文心雕龙·诔碑》“夫碑实铭器，铭实碑文。” 铭文从性质上看不外乎两大类，一类为戒勉性质的，一类为颂赞性质的。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铭》中提到铭，“然要其体不过有二一曰警戒，二曰祝颂”。[2]如《盘铭》“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鉴铭》“见尔前，虑尔后。” [3]警戒劝勉性质的铭文出现较早，稍后出现了颂赞性质的铭文，在《礼记·祭统》中有记载“自名以称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4]说的就是鼎铭赞美不称恶的特点。而这个特点也正是后来造成墓碑、墓志“谀墓”之虞的源头。墓志之“铭”，也为“铭”类文体的一种，多为褒赞或哀挽之辞，以四言居多，也有五、七言者，但不多见。 图4、晋《赵府君墓阙》，题为“晋故振威将军鬱林太守关内侯河内赵府君墓道”。 三是刻写有文辞的碑版志文。《吕氏春秋·安死》“今有人于此，为石铭置之垄上。”《后汉书·延笃传》“（延笃）到官，表龚遂之墓，立铭祭祠，擢用其后于畎亩之间。”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滱水》“水西有《御射碑》……水阴又有一碑， 徐水又随山南转，径东崖下，水际又有一碑。凡此三铭，皆翼对层峦，岩障深高，壁立霞峙。” [5] “题”与“铭”作为一个有集合“标志”性质的概念，我们认为最早来源于氏族族徽。族徽文字是商周金文中面目特出的一种图案化书刻式样，主要存在于商晚期到西周早期（图5），是由几个独立的“文字”组合而成，表达特定意义的“图语”。 这种式样，沈兼士称为“文字画”，也有人称为“图画文字”的，这主要强调了其象形性和图画化样式。这两种提法受到后来学者的批评，李学勤先生认为“这只是为了把族氏突出出来而写的一种‘美术字’，并不是原始的象形文字，也不能作为文字画来理解。” [6]丛文俊先生以“象形装饰文字”来统一这种文字形式。 在承认族徽文字已是“文字”的前提下，对这一群体式样的象形与装饰化，在宗教情感与艺术审美两个不同而又不可分的界面上作了特意的突出和强调。认为族徽文字作为一种传达宗教情感的象形符号，与同为殷商宗教政治巫文化附属产物的甲骨文和一般性金文相比较，其象形和装饰意味都要显著得多。这种刻意地讲究装饰，追求图案化变形，并倾向于对称与线条式省简的“文图”制作，无一不在力图表现一种基于宗教信仰的书体式样方面的审美价值观念。在这种书体美的形成过程中，是原始宗教文化孕育了其表现形式和审美观念。[7] 应该指出的是。“铭”与“铭文”是有所区别的。早期的“铭”仅仅是一种刻字行为，和铭文不一定有必然联系，后来才与文体相关。铭刻的文字有大部分都是铭文，也有众多的铭刻文字不是铭文，如山川题记、器物款识等。另一方面，铭文也不是都需要铭刻行为的。最初的铭文和铭是密不可分的，铭文都是有铭刻行为，后来出现了书而不刻的铭文之后，铭文和铭之间的这种必然联系就分开了，即创作铭文不一定非要有铭刻行为。 图5、族徽文字。采自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第595页。 3、关于“书”与“刻”的文化涵义 题铭书刻之“书”，就是书写，指以某种式样的文字书写在某种器物之上，重在书写的式样；“刻”，就是镌刻，指以一定的方式把器物上的文字按原样镌刻出来，重在工艺优劣。题铭是最终样式，而“书”与“刻”的过程决定了样式美观与否，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题铭之艺术性，包括书法美感也就决定于此。 从现实社会来说，把颂扬的言辞“刻”在鼎彝之上，名其功德，彰显教化作用。故铭，扬名也。又因墨书、朱书易坏，故铭刻于金石，以期不朽。对于冥界来说，从明旌的题名到送葬时呼名，从刑徒砖瓦、画像题记上的题铭到买地劵、棺椁铭柩上题铭等，其意在“志人”与“志墓”，并以一定的等级身份向冥界报到。从这个意义上说，铭旌的文字就是墓志盖题铭的最初形式，是代表向“阴间”报到时的名片。 （本文曾发表于2012年《中国书法》第3期。） 注释： [1] [4]（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6页。 [2]（明）徐师曾撰 ，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42页。 [3]（清）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解诂》，《大戴礼·武王践阼》，中华书局，1983年。 [5]（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滱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6] 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2003年。 [7] 丛文俊《象形装饰文字涂上宗教色彩的原始书法美》，载丛文俊《中国书法全集·商周金文》，荣宝斋出版社，1993年版。 刘天琪教授 刘天琪，博士，字适之、师子，号适斋，别署两由轩。1972年生于黄龙府（今吉林农安）。现任教于西安工业大学中国书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03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获历史文献学专业（书法史与书法文献方向）硕士学位，导师丛文俊先生；2009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获美术学专业（美术考古与古代石刻研究方向）博士学位，导师程征先生。主要从事美术考古与古代碑志文化、近现代西部美术史等学术研究，兼事书法篆刻创作。 书法作品：行草 《王安石诗》 现为：国务院（教育部）学位中心评审专家；国家艺术基金评委；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理事；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学术委员；海南印社副社长；骊山印社副社长。 主持完成国务院“十二五”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书法分典》编纂工作（2012—2017年），任主编；国家人文社科基金《古代碑志题铭与纹饰研究》项目（2012-2017年）；教育部《古代墓志志盖题铭艺术研究》项目（2010-2015年）。 篆刻作品：篆刻 见人友善如己友善 （附边款） 曾获第六届中国书法兰亭奖（2018年）；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集体奖（2010年）；学术文章入选全国第七届书学讨论会；全国第八届书学讨论会；全国第十届书学讨论会（并获最高奖）等。书法篆刻作品入展全国第七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二届楹联书法大展等。 题跋作品：《唐冯师英墓志铭》（完整） 题跋作品：《唐冯师英墓志铭》（局部） 自2009年以来，共有30余篇学术文章发表于《中国书法》《书法研究》《美术》《美术观察》《国家博物馆馆刊》《美术学报》《美苑》《书法》《唐史论丛》等专业期刊。 其中《略论隋唐十二生肖墓志的起源与装饰风格》一文，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造型艺术》。作者建立了古代墓志志盖书法与纹饰研究的理论体系，并首次提出“题铭书刻”、“类鸟虫书”等学术命题，引起学界的关注并多次被引用。出版有：《隋唐墓志盖题铭艺术研究》（南方出版社，2011）、《碑帖学导论》（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古代墓志志盖题铭艺术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15年）、《中华大典·书法分典》（岳麓书社，2017年）等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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