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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闻道”一词是孔子他老人家在（《论语·里仁》）提到的，原文是“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中“道”指的是儒家的“仁义之道”、“自然大道”。懂得了仁义的道理，就应该用自己的一生去实践它，有时为了捍卫“仁义之道”，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孔子的道德价值观，这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所包含的深刻的内涵。孔子的“杀身以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正是“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的最佳注解。 我们今天的仁人志士对“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的解释有所偏颇，说早上听到做圣人的道理晚上就可以死了，如果这样解释是对的话，那谁还敢去闻道呢？一闻道就要死了，一闻道就死而无憾了，那还闻道干嘛呢？“朝”和“夕”是相对的，是阴阳，中国人说死不一定是死，中国人说早上不一定是早上，中国人说晚上不一定是晚上，一看到“朝”就认为是早上，一看到“夕”就认为是晚上，那你是太不懂《易经》了。这里的“朝”不是仅仅指“早上”，是指“有朝一日”的意思。你“有朝一日”听到了怎样做“君子”的大道和法门，你就会发现之前的自己有很多错误和缺点，那怎么办呢？就把以前的错误和缺点改掉，重新再来，改过自新就可以了。譬如昨天那个有很多错误、很多缺点的我，通过改过自新，昨天的那个我已经死了，今天的我已经改过自新了，重新做人了，涅槃重生了，现在的我是一个“新”的我，这才叫“朝闻道夕死可矣”。那些似是而非的解释流传千年和儒家《论语》的精神是完全背离的、谬误的、曲解的。20世纪中叶中国十年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打到圣人孔子，就是有很多人误解了孔老夫子的思想，叫“断章取义”，叫“不负责任”。一派糊涂！圣人怎么会讲错话？！ 我都全国各地的大学去讲学，对于“朝闻道，夕死可矣。”当代的大学教授和当代大学生都是这样理解的：“早上听到（或明白了）一个道理（或真理），晚上死了也是可以的。”如果问“明白了（或懂得了）一个做人的道理（或真理）就死而无憾了，这值得吗？关键你愿意这样做吗？”你认为这样的理解是合乎情理的吗？一个人一生要明白的道理实在是太多了，如果明白一个就去死，那不知道要死多少回了。同时明白了道理不是为了去死，而是为了更好地去做事、去行道、去实践。 今天我们谈论人生观、价值观时常说“为真理而死”、“为正义事业而死”，这正是“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深刻内涵。这句话千百年来激励着仁人志士为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就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知”和“行”的关系。《礼记》也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前四句可用一个“知”字概括，学习的目的不是停留在“知”的阶段上，而是要在“知”的基础之上“行”，即去做，去实践，达到“学以致用”，即“觉以致用”。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孔子的道德理想，也是人类最高的道德准则。“朝闻道，夕死可矣 ”之“道”不是一般的“道理”、“事理”，而是特指儒家的“仁义之道”。懂得了仁义的道理，就应该用自己的一生去实践它，有时为了捍卫它，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孔子的道德价值观，这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所包含的深刻的内涵。这一内涵从孔子的一生、从《论语》一书的思想精髓中可以得到印证。 首先，“朝闻道，夕死可矣”重在“行”，即实践。 一方面，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席不暇暖，为的就是推行他的“仁爱”。然而孔子的政治主张得不到统治者的采纳，不得已，转而讲学授徒，希望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人才，通过他们去宣扬他的思想学说，去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孔子就是这样用自己的一生去推行他的政治主张、实践他的道德理想，孜孜不倦，死而后已。“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反映了孔子一生对政治理想、道德理想的执著追求。孔子为“道”而生，亦为“道”而死。 另一方面，“仁”作为儒家最高的政治要求，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所以孔子从来不轻易以“仁”许人。跟孔子同时代的人没有被称为“仁”的。在孔子看来能够达到“仁”的都是古之圣贤：泰伯、文王、微子、箕子、比干、管仲。这些人的行为都关乎天下国家大计，关乎人民的生活疾苦。他评价一个人是否“仁”是重在其政治功绩上的。但是，“仁”作为一种道德修养，是有高低之分的。我们可以自觉地加强自身修养，以“仁”的诸方面的美好品质来要求自己，一步一步地靠近（接近）做人的最高境界。人的道德修养就是一个由低到高不断提高的过程，这个过程没有止境，换一句话说，人的道德修养就是一个由散乱到定静的回归的过程。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一个人只有勇敢地挑起“仁”这一重担，不断观察（觉照）和克制自己的欲望，严格要求自己、反省自己，同时还要自觉地按照国家社会的典章制度和行为习惯去规范自己的思维和行为，不能超越礼仪去行事，这样才能不断地提高道德修养。“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坚忍不拔的走完这一艰难的过程，就一定能够达到“仁”的最高境界。“仁者先难而后获。”（《论语·雍也》）这一艰难的过程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生，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则是世世代代。“以德治国”、“构建和谐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说是孔子“吾道一以贯之”在21世纪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这个过程不会终止，只有不断的提高和延伸，让世世代代实施“仁政”这是一个永恒的、亘古不变的主题。 其次，“朝闻道，夕死可矣”强调伟大的奉献精神。 一个人有志于“仁”，他就会终身实践，毫无怨恨，毫无遗憾。“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为了追求“仁”的最高境界，甚至于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就是把“仁”看作最高的道德修养，且高置于生死之上。 后来，亚圣先师孟子继承和延续了孔子的这一思想：“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孟子·告子上》）“义”是“合道的事、合理的事、合法的事、合情的事、应该做的事”。“舍生取义”就是为了正义事业，为了他人利益、全民利益、国家社会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和奉献自己的生命。“仁”是人的内在本质，“义”是人的外在的行为，二者是统一的。知道了仁义的道理，就要终身去实践它，甚至于为此牺牲生命，鞠躬尽瘁也在所不辞，也无怨无悔。 “朝闻道，夕死可矣”被排在三个“不亦”总纲之后，是《论语》的第一条。所谓“闻、见、学、行”圣人之道，首先要“闻其道”。道不闻，则无由“学、行”。其实，朝闻道夕死可矣中“死”，不是死去的意思，而是“固守”的意思。所谓“固守”，也就是“承担”。而“朝、夕”，不是单纯的“早晨、晚上”，而应该从“天、地、人”三个角度来考察。从“天”的角度，代表了时间上的“开始、最后”，从“闻其道”开始，不断地固守和承担“圣人之道”直到最终成就“不愠的世界”而不退转；从“地”的角度，代表了“东方、西方”，也代表了整个天下所有的地方，无论任何地方，无论条件恶劣还是优越，都要不断地固守和承担圣人之道直到最终成就“不愠的世界”而不退转；从“人”的角度，最大的承担就是生死的承担，所谓出生入死。只有从这三方面去理解，才是真知道“朝、夕”。 原来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断句是“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由于古文都没有标点，因此断句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千古以来被惯用的这个断句，就把“死”当真的死了。而从上面的分析知道，这“死”是“固守”、是“承担”，相应的断句就是“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其实，里面的“道”字是可以省略的，因为整部《论语》就是说这圣人之道和行圣人之道，省略“道”并不会影响理解，“朝闻夕死”，这更符合古汉语的语气。光“闻”不“死”，是不能行圣人之道的，只能成为口头禅，而历史上的少数腐儒们，最大的弊病就是光“闻”不“死”，这“死”，是“固守”、是“承担”，而要“固守”、“承担”，就必须“死心塌地”、“痴心不改”，偷心不死是不可能行圣人之道的。 道，是什么？就是世界的秘密。不要告诉我说世界没有秘密。如果你喜欢问问题，你会发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分每秒都是秘密。如果能明了自己从何而来，去向何方？为何生，为何死，为何受尽苦楚？就活明白了，就可以死个明白了。糊里糊涂地来，糊里糊涂的挣扎，追逐，就像木偶剧，在落幕之前，倘能发现那提着线的手，也心安了。 过程永远都替代不了结果，虽然，人们越来越注重过程。快乐和苦痛都是浮云，都是人生的影子。幸福不是归宿，过着“幸福的日子”并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俗世的成功失败，都是贪玩的孩子们的游戏，就像让家长们最为头疼的，就是孩子们沉迷于网络游戏。 人不像鸟兽鱼虫，吃饱了睡，睡醒了找吃的，吃饱了再睡，发情的季节，发发情。在这些简单的欲望里面，的确有简单的快乐、烦恼和幸福，但这只是为了活着，而不是活着的意义。活着另有重要的任务，你也许不明了，那就是要“活明白”。就是要探究生命一切的来龙去脉，就是要“悟道”。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探究为什么活着。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了，活着就才会坚守、才会珍惜，才会有动力。 因为，“朝闻道，夕死，可矣！” 科学是“悟道”的有效辅助手段。人类所做的，所有那些看上去没用的事，比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艺术、商业等，三百六十行都与悟道有关。所有的行业都是为了“悟道”，都是为了“觉醒”。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个“状元”指的就是“圣人”，指的就是“觉醒的人”。古代的“行业”，“行业”的“行”就是修行的“行”，修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身上的业障，所以称之为“行业”。所以，我们的先祖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修行，就是为了“悟道”，就是为了觉醒。 其实“艺术就是生活”，生产、生活、实践或劳作，都是为了活着，活着是为了悟道。所以，艺术不是为社会生活服务的，艺术而是为了修行、为了悟道、为了觉醒而服务的。 老子也宣扬“闻道”，他在《道德经》中说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是什么意思？上等根气的人为上士，中等根气的人为中士，下等根气的人为下士，此三者闻道，上士深明其义，深信不疑，勤而习之；中士次之，只觉精深玄妙，虽明了道用之妙，却若即若离，无意志坚持；下士根气最差，不明白道为何物，目光短浅，不信天地运转之规律，所以闻道一笑了之。 庄子亦讲“闻道”，《庄子·大宗师》设为寓言说：“南伯子葵问乎女偶曰：‘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闻道矣’”。 道，是极致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即自然规律、自然法则。老子的《道德经》开篇就说到：“道可，道非，常道”。道家学说对于世界的认识，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认识。信仰道家文化的人们很难达到庄子道学思维的层次。因而要想知道、识道、悟道、得道，没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是不可能的。这里的“道”主要是讲修行人士所追求的大悟大彻的极致之路。悟道亦有开悟、得道、领会道理之意。“闻道”的“道”即真理，是最高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代圣贤所提出的创造性的见解，亦可谓之“圣贤智慧”或是“中华智慧”。 “智慧”有不同的层次。普通的“智慧”就是入世间的智慧，可谓实用智慧，即处理世间一切疑难问题的智慧。《战国策》记载春秋之末晋国贵族知伯与赵襄子的斗争。赵襄子抗拒知伯的要求，知伯决水灌晋阳，围晋阳三年。坡中粮食将尽，赵襄子对张孟谈说：“粮食匮，城力尽，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张孟谈说：“臣闻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则无为贵智士也!”(《战国策·赵策一·知伯帅赵韩魏而伐范中行氏》)于是设法出见韩、魏之君，共攻知氏。取得了消灭知伯的胜利。这个故事说明，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救亡图存，转危为安，要依靠智士的智慧。“智慧”之所以可贵，在于有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妙用。这类解决危难问题的智慧，虽然和“悟道”有关，还不是“悟道”所追求的最高智慧。我们所讲的“圣贤智慧”，基本限于入世智慧，当我们掌握了“入世”的智慧，这是获得“出世”智慧的必由之路。 “悟道”所追求的最高智慧是关于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的解答，这就是中国古代圣贤所讲的“道”。孔子自述学术宗旨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孔子是以“好学”而自许的，学的目的在于“闻道”。孔子在当时以“博学”著称，直到战国时期，孔子仍被认为知识最多的人。《庄子·秋水》河伯与北海若问答的寓言中，河伯说：“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可见一般人以孔子为多闻的典型。但对于孔子来说，博学多闻只是求道的途径。《论语·卫灵公》记载：“子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卫灵公》又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孔子的“一以贯之”，即其道之所在。孔子又自称”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下学即致力于“多学而识之”，上达即达于一贯之道。 儒家和道家都以“闻道”为目的，但他们求道的方法有所不同。儒家以为“道”与“学”是统一的，要通过博学多闻来求道。道家则把“道”与“学”对立起来。老子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老子》四十章)《庄子·外篇》更宣称“无思无虑始知道”(《知北游》)。道家认为这“无思无虑”的“知”才是最高的智慧。 中国圣人讲的“道”，具有不同层次的含义，道指真理，赤指真理的客观内容，即最高的原理、原则。这最高的原理、原则又可分为若干层次：有人生之道，有自然之道，有致知之道。 人生之道是中国古代圣贤思想的中心议题。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这“道”指人生的最高原则。人生之“道”亦即人生的智慧。孔子论“知”云：“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这就是说，人生的智慧在于提高道德觉悟，而不必注意鬼神问题。孔子这句话表现了一种重要倾向，即不从宗教信仰来引出道德，而认为道德与鬼神无关。这是中国古代圣贤思想的基本倾向之一。这确实表现出非常高的智慧。 传承圣贤智慧，共赢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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