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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南朝的中国，是保留了自夏商周以来绵绵不绝，少受北方胡风影响的宫廷与贵族文化的最后所在，建康城（现江苏省南京市）是这个纯粹文化的最后的首都。到今天的南京看一看，地名与风土人情中或多或少还能看到那些华夏的留存。 隋唐自北中国统一南方，自有其北方的地利与人口经济形成的军事优势，但，南朝自有三代以来的纯正文化作为正统的凭据。自胡汉文化占据中国以来，国人总以得失评述历史，如果军事失败就是文化的失败，这样的历史不是真正的历史，南朝输在军事上，本身就是极大的悲剧。 南朝更像中国的东罗马帝国，在西罗马帝国消失后，绵延了罗马的传统，隋唐虽然是汉人的朝代，但是他不是自南朝脱胎而出，而是来自北朝的铁血风烟，从胡汉混居、残杀暴虐中建立，胡风汉骨可以说是让其大展雄风，称雄东亚数百年。但是，军事上的强大不代表文化上的先进，胡风的影响我们不能一带而过。 以唐太宗的太子李承乾为例，他就深受突厥文化的影响，并在日常生活中极力模仿突厥生活习俗：(太子)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选左右貌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辫发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纛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敛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又尝谓左右曰：“我试作可汗死，汝曹效其丧仪。”因僵卧于地，众悉号哭，跨马环走，临其身，剺面。良久，太子欻起，曰：“一朝有天下，当帅数万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委身思摩，若当一设，不居人后矣。 说到太子的军人爱好，不免谈到唐代的军制，唐代的府兵制起源于北魏时期鲜卑人当兵、汉人务农的政策。府兵全家可以免除赋役，当兵成为鲜卑人的专利。唐代开疆辟土，北方和西方的胡人称唐太宗为“天可汗”。 唐代统治的地区除了传统的汉人区域外，还有广大的胡地，唐皇是“天可汗”，在胡人的眼里，唐皇是以胡人首领的身份领授政权的。 唐代军人有很多是胡人，高仙芝是朝鲜人，安禄山是东北的杂胡。李光弼、仆固怀恩，甚至于郭子仪的朔方兵里也有很多回鹘人。 但另一方面，隋唐政权是以汉人身份统一了南方，对南方的士大夫非常礼遇，对南方保留的古典中国文化也十分尊崇。所以，唐代政府的文人官僚有很大比例是南方的士族，而科举取士也以南方为多。从文化上来说，南北佛教、道教的统一，都是以南方为主轴；在音乐、工艺和医药上，都是南方成分占了强势地位。 这种南北胡汉文化与胡汉治理方式的并存，使得唐代胡汉共建中国的特点开始形成，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北朝汉人对南朝文化上的尊敬，唐代还是一个以汉风为主要风格的时期。 汉人之族，华夏之风本来讲究严格刚直的风气，近代日本人因居于小岛，免受胡族入侵，自引入华夏文明后则有部分古风遗传——形象刻板，正襟危坐，敢负职责。 汉人听音乐多于石音、钟乐，讲究的是以音正形、正心。不是以音乐作靡靡之享受，而胡人多以流行弦乐，不“正坐”、不正冠。胡人并不奉行礼治，其婚丧嫁娶也不依礼而行，一些发展比较原始的部族里甚至存在不同辈婚，兄妹婚等乱伦行为，更是让自夏商周三代以来逐渐养成的华夏精神文化趋于衰落。 胡人掌握政权与优势的经济资源后，上行下效，中原礼崩乐坏，如若不是衣冠南渡，在南方中国保留了相当的古典中国的传统，汉族自夏商周三代的文化积累与书藉典 例，恐怕早就毁于一旦了。 （一） 坐凳子是五胡十六国时期汉人胡化的结果 中原汉人原本席地而坐，并无坐椅子、凳子的习惯。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在胡人汉化的同时，汉人在生产、生活中也潜移默化地吸收了胡人的部分习俗，典型的例子就是“胡床”。胡人发明的高足座椅，被汉人称为“胡床”。胡床自北向南逐渐流行，促使高足家具的兴起，终于改变了汉人席地而坐的习惯。 （二） 筵席方式的改变 “筵席”一词与席地而坐的习俗紧密相连，举行宴会时，在地上铺上大的“筵”，再铺上小的“席”，作为坐垫，中间有矮足的称为几、案的桌子。这种筵席方式，至今在日本、韩国依然可以见到。胡床及高足家具流行后，人们不再席地而坐，宴饮搬到了高高的桌子上，但“筵席”的说法一直沿用下来，不过已经失去了它的本意。 （三） 胡人生活相关的技术与风俗的流传 十六国时期，随着骑马民族的南下，把畜牧及与其有关的生产技术带到了中原地区。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牛、马、骡、羊等牲畜的饲养、役使方法，兽医术、相马术，以及制作毛毡、奶酪、油酥的技术，逐步为汉人所接受。《齐民要术》还谈到胡人的饮食习惯对汉人的影响，它提到的“胡物”有：胡饼、胡椒酒、胡饭、胡羹、羌煮等，中原地区的汉人已经把胡人的饮食习惯吸收到自己的生活中，逐步采用烧烤兽肉、奶酪为饮料的胡人习俗。胡语、胡歌、胡乐、胡舞、胡戏也大为流行。 胡汉共建中国，自此拉开了序幕，汉人虽然重新占据了历史的高点，但是隋、唐王朝，显然与秦、汉王朝已经有了不少区别，主要是风俗的异化，而风俗的转变，也给汉人刚正不阿，刚直认真的性格带来了部分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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