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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之际，胡人作为一个群体在汉地的活动，既能见诸史书，也表现在汉代文物中。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大量出现的胡人图像，正是建立在汉代艺术家和工匠长期以来对胡人的接触和认识上。很显然，从西汉中期到东汉中后期的两百余年间，对汉人而言，胡人已经成为这个民族记忆中的一部分：在汉人视野中出现过彪悍的匈奴骑兵，有过举族内迁匈奴牧民，让国人印象更深的是高鼻多须的西域胡人。 
汉朝统治者从中开始接触到了令人新奇的域外文化和奇珍异宝，开始逐步对胡物和胡风产生好感，并在西汉武帝和东汉灵帝时期达到两次高峰。在汉代艺术中，胡风袭来，中国艺术风貌也为之一变，成为汉代中国艺术的一大特色。 一、胡人在汉地的活动 两汉四百余年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而胡人在汉地的活动，围绕着汉朝对外关系的不同阶段而展开。在不同的时期，胡人的种族、活动范围和身份均有较大的变化。总的来说，胡人在汉地的活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四个阶段 胡人在汉地的活动是围绕着汉朝对外关系的不同阶段而展开的。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汉武帝凿空西域之前。这一时期匈奴和汉朝处于敌对状态，丝绸之路尚被匈奴阻绝，汉人对西方之地理交通不甚清楚，使者未通，此时胡人在汉地活动较少，基本是以掠夺边塞人口、牲畜、财产为主。 第二时期，汉武帝凿空西域之后的百余年间，至西汉后期汉朝自顾不暇而失去对西域的控制。这一时期，由于丝路上的匈奴人被肃清，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此后西胡诸国和汉朝之间的使者往来穿梭，贸易络绎不绝。而匈奴之降卒也开始入汉，充当所谓“胡奴”而见诸史书和汉画像石之中。 
第三时期，西汉末至东汉前期，此时汉庭内忧外患，无暇西顾，丝绸之路断绝，重新为匈奴所侵占。胡人在汉的活动再次减少。第四时期，东汉中期重新控制西域，直至东汉末期。这一时期有两大历史事件，其一为东汉将军窦宪击败匈奴，丝路重开，其二为西域都护班超重新控制西域，东汉再次对西域地区进行有效管理。此时西胡使者、商旅再次大量穿行在丝路上，直至东汉晚期再次失去对西域的控制。 
2.两大高峰 在此四个时期中，我们可以看到汉代丝绸之路时断时续，基本上均与汉匈战争进程有关。在这四个时期中，第二时期和第四时期可以称之为胡人在汉活动的两大高峰。这两个时期大约持续了两百年左右。但是此二者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第一个高峰始于西汉武帝，由于丝路刚通，胡人的活动是以使者的外交活动和商旅的贸易为主。第二个高峰始于东汉，相比第一个高峰，有两大特点，第一是贵霜王朝的崛起。第二是佛教的东传。贵霜王朝崛起的意义在于，中亚原本地方割据凌乱的局势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统一的大国。 
贵霜迦腻色迦一世对佛教的支持也促使着东汉时期胡僧作为一个群体大量出现。这些都是西汉时期所没有的。因此，东汉中后期胡人，似乎应以贵霜人为主。 3.四大区域 汉代胡人在中国的活动流寓地处于不断的变化中。西汉时外国使者、质子的主要活动区域不外乎是长安和洛阳。南匈奴部族之活动区域大致在今日之内蒙古鄂尔多斯、陕北一带。针对东汉时期胡人的流寓地区，中央美术学院罗世平先生提出了四大区域：即洛阳地区、徐海地区、四川地区和江南吴地。 
这四大中心和汉画像中胡人图像的出现地有密切的关系。笔者认为胡人进入江南吴地的时间比前三者为晚，应与汉末战乱有关。洛阳地区是东汉政府的行政中心。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块东汉时期的带有佉卢文铭文的井栏残石，1924年采集于河南洛阳，上面有佉卢文佛教内容的题记，记载了东汉灵帝年间（公元168至189年间）贵霜大月氏人留寓洛阳的史迹。洛阳地区在东汉末年已经出现了佛教寺院，西域胡僧功不可没。 
南方吴地之胡人应与东汉末期中原的战事有关，很多胡人逃难至相对安定的南方地区，并在那里生活、传教。三国时期胡人的活动当属康僧会最为重要。在考古遗物中，吴地大量出现的魂瓶虽然主要流行于三国至西晋时期，但东汉的影响十分明显。 四川地区是汉代胡人的另一个重要流寓地。武帝从张骞口中得知在身边有四川的特产邛竹杖和蜀布，并致力打通四川至印度的西南之路。虽然这条路没有开辟成功，但四川作为西域胡和“身毒民”的居住地，在文献和考古资料中都得到了印证。 
二、胡人在汉地的影响 1.对皇家的影响 以西胡人为代表的胡人成为沟通中西方文化的桥梁。在中国史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统治阶级，皇帝和诸侯王们对异域文化表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热情。物质文化的极大丰富是汉朝胡人遣使入贡的直接结果。 自张骞通西域后，大量西域特产的珍稀动植物、奇珍异宝开始为汉人所知。武帝之后，胡使进贡给汉朝的域外奇珍络绎不绝，很多出现在汉宫奇珍的名单之上，藏于上林、昆明池中，仅供皇室成员享用。对稀有之物的垄断无疑表现了皇室的权威，还反映了皇帝对四夷之地的掌控和君临天下的气度。 
除了胡人使节进贡汉庭的奇珍异宝外，胡人的风俗文化也成为汉代帝王心仪和仿效的对象。这种皇室对胡风的喜好成为汉末重要的文化现象。自武帝西域凿空，绵延至灵帝已有三百年。“胡风”对汉地的浸染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不似胡地之特产，朝夕之间就可送至。皇帝对胡风的嗜爱必然有其背后的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和根源。 从对胡风态度上看，“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表明它已经成为一种流行在汉人上流社会的一种普遍风气。而胡风在东都洛阳的盛行，一定和胡人在京洛地区的活动有关。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东汉中后期汉画像石中出现的胡人图像的深刻原因。 
两汉时期，分封在各处的汉代诸侯王们享有很多特权，他们同胡人也有密切的关系。一个著名案例就是楚王刘英的礼佛。从整个汉朝看，汉代楚国同西胡关系密切并非偶然的。西汉楚国的解忧公主就远嫁乌孙，为稳定边疆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徐州狮子山发现了解忧公主的祖父、西汉楚王刘戊的墓葬，其中两块金腰带牌具有明显的匈奴草原文化风格。汉诸侯王对胡风的热衷可见一斑。可以想象，胡人在汉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传播的地位功不可没。 
2.对民间的影响 除了有皇室御用而百姓难得一见的珍宝和异兽外，胡人和胡地的物产对中国的影响更表现在汉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以植物为例，西域传入中国的植物种类极多。《西京杂记》中记载有西王母枣、胡桃（核桃）、羌李、安石榴等，《上林赋》中记载有（葡萄）蒲桃、离支（荔枝）等。 除水果外，对国人影响巨大的作物还有棉花、胡椒、大蒜、大葱、豌豆等等。这些异域植物极大丰富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着衣和饮食习惯。 
在音乐和舞蹈方面，胡人对中国的影响极为深远。印度和中亚民族能歌善舞的特点，直到今天仍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胡乐传至中国后，也经过了汉人的改造，李延年、蔡文姬等汉代音乐家对此有过重要贡献。胡人在汉地的积极传教活动更促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即佛教在中国生根发芽。佛教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人认知世界的方式，超越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并最终成为影响中国人近两千年的普遍信仰，融入了中国人的灵魂。 
胡人还为汉代美术带来了新风。尤其是希腊式艺术的东传对萨珊波斯艺术、犍陀罗艺术乃至中国艺术的影响形成了一种链条式反应。汉代若干器物的造型也受到了西方诸国的影响；秦始皇所造金人，也是得到西域的风气而造；织物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在汉代民间极为流传的汉画像艺术中，胡风的影响尤为重要。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几个母题上，如人兽搏斗、翼兽、正面车马、一头双体等等。 
我们相信，艺术的传播绝不是空穴来风，当我们将史书记载和考古出土资料结合起来，就会发现胡人在汉代的诸多领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胡人”是汉画像艺术中的另一个重要母题。但同上述人兽搏斗、翼兽、正面车马、一头双体等母题不同的是，胡人本身就是这些因子相互作用、传播、融合的文化使者和载体。 三、总结 在同胡人的交往中，汉民族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意识。同时汉代工匠将胡人的形象引入汉画艺术之中，正是由于胡人在其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通过史书记载和考古材料的结合，我们肯定了胡人在汉地的大量活动，形成了胡人流寓汉地的两次高潮时期和四大主要分布区，胡人为汉代社会和文化带来了新物产和新风尚，引起了皇室的大力推崇，并对推动民间文化交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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