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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文化，最早记录于舜帝登基之时焚草木敬天地的仪典，后得益于两汉起与西域及东南亚各国的通商，丰饶的花果、草木、膏脂等香料供给促进了中原香文化的发展。宋元时期用香的习俗已走入寻常人家，至明初洪武年间，用香之规仪、香具之规制皆得厘定。至此，香文化由民间迷信与宗教信仰中独立出来，可视为继茶文化、文人画之后，中国文人精神的又一载体。  西汉 鎏金铜熏炉 熏炉流行于西汉，是实用香料由草木类走向树脂类、用香场合由祭祀走向日常生活、香文化由“品香气”衍生为与“观香形”并存的重要器具。汉代熏炉中以博山炉最为常见，多为皇室贵胄所用。因其炉盖 形似山峰，层峦叠嶂，香烟从山峰中的气孔袅袅飘出，颇有传说中的 仙山“博山”之妙境，故而得名。而该器体形如豆，通体鎏金，多为女性贵族使用。炉盖镂雕三螭虎卷曲盘绕之状，盖心有环钮。炉身中部两侧各有辅首衔环，炉身上下腹、托柄、圈足等表面均浅刻云气纹、三角纹等装饰，下托为三凤，器型端庄大气，尽显皇家威仪。  南朝 羽人戏龙、戏虎拼砌砖画 南北朝时期源自西域的佛教兴起，在中原文明的高度包容下，香文化“奉神 明，达蠲洁”的特点与汉代以来趋于成熟的香具制作工艺有机结合，衍生出了品类繁多的礼佛用具，对后世影响深远。戏龙砖画中左部一羽人右手持鹊尾香炉，作跨足回首状，中上部一飞仙手捧托盘，内置五足炉；戏虎砖画上一飞仙则迎风手捧莲花香炉。此两件砖画从人物造型到香具刻画，皆与千里之外的敦煌壁画遥相呼应，反映了彼时佛教文化与本土文化和谐相融、香具器皿多样发展的空前盛况。  唐 素面青铜行香净瓶 净瓶又称军持瓶，是佛教大乘比丘随身携带的十八物之一，先由西域僧侣传入中原，于魏晋隋唐兴盛。因其造型精巧使用便利，亦曾成为生活器皿走入百姓家，唐后式微。该器用于存贮饮用、净手之水，多在佛事敬香中与南朝砖画里描绘的鹊尾香炉、宝子（香盒）成组配合使用，可视为最早的“炉瓶三事”。该器细长颈，瓶首为出水口，腹圆长身，短流为注水口，有盖，中有小束腰，系典型的唐代净瓶样式。  宋 龙泉窑青釉鬲式炉 在汉唐漫长的熏陶之后，用香已普遍为宋代士族接纳。加之有宋一代瓷器昌盛，文人阶层空前壮大，涌现出了大量的高品质瓷质香具。龙泉窑以釉色清雅、釉质晶莹温润见长，是著名的宋瓷窑口。鬲式炉其型追仿商周的青铜鬲，是官府士族的用香常器，于诗词字画中亦多有描述。该器折缘敞口，短颈扁腹，下承三足，造型肃穆雅致，是标准的鬲式炉造型。自元代起确立的“炉瓶三事”中，“炉”的造型多源于此型。  明 胡文明制鎏金缠枝莲纹铜盒 经至明代，香文化已趋于寻常，不论阶级信仰，人皆用香。胡文明为明万历年间云间人（今上海），著名制铜匠师。其制品多为紫铜鎏金，造型精巧，雕制细腻，深得百姓喜爱。胡文明为人勤勉，作坊产量极高，一时专有 “胡炉”一词特指其制品，至今存世量仍较大。然而，胡炉制品的普世风格因一反明代的素简之风，在文震亨的《长物志》中被批为 “文人忌用”。该器为胡文明手制香具的传世品，由此可见香事于明代的普及与繁荣。  明版周嘉胄著《香乘》二十八卷 周嘉胄是明代晚期寓居南京的扬州文人，他见证了香事文化的全盛时代。彼时香器制作工艺精良，香料品种得益于经商贸易而日益繁多，可谓无人不用香。故而，他花费了20年时间，将香料品类、用香礼仪、香谱配方、香具规制乃至香事诗文分卷梳理，条理明晰，博引旁征，成就了古代香文化的集大成之作，是中国人千年用香的缩影。该书刊成于明崇祯十四年，共八册二十八卷。此套即为首印版。  清乾隆 蟠螭纹钮象耳玉炉 对于“炉瓶三事”的记录，最早出现在元 代的壁画《祇园大会图卷》中。画中僧侣 的礼佛行香之具首次出现了香炉、香盒与 箸瓶的固定组合，并由此沿用至今。其中 香盒用来盛放香料，箸瓶用来插放香铲、 香筷等工具，而香炉则用来焚香、品香。 明清之际，这个组合日渐由佛门走入俗 世，由佛供香具成为生活用具乃至观赏类 工艺品。这件青白玉炉由清宫督造，尺寸 精巧，雕饰繁缛，是香具由实用器变为观 赏品的代表之作，亦是香文化行至鼎盛的 时代写照。 中国人在用香的历史中有着自己独特的文明，其形式虽随着宗教信仰、社会生活、工艺技术和审美情趣的经年变换，但通过香文化所承载的对于精神世界与品质生活的不懈追求却贯穿始终。然而，一度与寻常生活紧密交融的香文化在今天，已经成了一个陌生的概念；正如扬之水在《香识》一书的后记中所说，两宋士人生活里与诗词相依偎的那一缕香韵，早已是现代生活中完全消失了的气息。因此，在生活节奏日益加速、生活环境日趋嘈杂的今天，希望通过此次对于香具的梳理与回顾，能够使古人的生命内涵与精神追求照进当下，让观者可以在香文化中找到安静，由安静获得平静，由平静走向宁静，最终在宁静中得以致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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