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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建开 【内容提要】胥绳武乾隆年间曾任萍乡知县，以《萍乡竹枝词九首并序》名世。但他的身世及生平事迹鲜为人知，存在较多的空白点。本文作者通过努力挖掘古籍资料，对胥绳武的生卒年份、安葬地址、家庭情况、在萍乡的任职起止时间及政绩、他与文人的交往、他的文学创作成果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的考证，使这位两百多年前的地方官吏形象比较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关 键 词】清代 胥绳武 身世 生平事迹 胥绳武，字燕亭，清代山西凤台县（今山西晋城）人。乾隆年间曾任江西萍乡县知县，在任五年。虽然他的去世距今仅两百年，但是现存与其有关的资料不多，有些文史资料尚未发掘出来，因此我们对他的了解还仅停留在他的《萍乡竹枝词九首并序》这组作品层面上。而他的这九首萍乡竹枝词广为世人所知，也只是在1990年3月戴志明主编的《萍乡古诗》一书面世之后。 笔者因2005年主编《楚萍竹枝词》一书，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胥绳武的《萍乡竹枝词九首并序》是萍乡地区清末之前唯一的竹枝词作品，笔者由此对胥绳武的生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欲一探究竟。现将我近三年的研究成果梳理出来，以供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和研究工作者参考。 一、胥绳武的生卒年确定及其安葬地址 民国时期刘洪辟编纂的萍乡地方志《昭萍志略》中卷五之《官师志》，上面所有官员的小传中均无生卒年月介绍。这些官员小传是从历代《萍乡县志》中转载过来的，历代《萍乡县志》里自然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胥绳武是今山西晋城人，但是在今晋城市志及旧志上都没有查到胥绳武这个人。 清人唐仲冕的十卷本文集《陶山文录》于卷八收入其撰《原任江西萍乡县知县胥君墓志铭》一文，该文中记载：胥绳武“于嘉庆十三年某月某日卒于浙江藩司幕中，年五十二岁。” 清嘉庆十三年即公元1808年。以此推算，胥绳武应生于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十二生肖中属牛。 胥绳武去世后并没有葬在他的山西凤台老家。 “无意远游，庆方伯自苏迁浙，强之携眷往。至未一月，以病终。庆公经理其丧，恩谊周挚。”（见唐仲冕撰《原任江西萍乡县知县胥君墓志铭》） “方伯” 在殷周时代本是一方诸侯之长，后用于泛称地方长官。汉以来之刺史，唐之采访使、观察使，明清之布政使均称“方伯”。这里所称“庆方伯”是对一位庆姓布政使的称呼。清乾隆二十二年，庆姓布政使由江苏调至浙江任职，当时胥绳武是他的一名幕僚。胥绳武本来有病在身，本不想随之去浙江，但是庆方伯执意邀其同去，结果到浙江（具体到达城市应该是杭州）不到一个月，胥绳武便因病情加重去世了。由于胥绳武远离家乡，他的丧事都是由这位庆方伯一手操办的。 “其妻张氏，奉其柩，葬于吴县之十三都五图李字圩。”（见唐仲冕撰《原任江西萍乡县知县胥君墓志铭》）至于李字圩在今吴县何处，已难于考证。笔者认为正因为胥绳武客死他乡又葬于他乡，凤台县胥氏家族未知其所终，所以在晋城市史志上便未载其名了。 二、胥绳武的家庭情况 据清人唐仲冕撰写的《原任江西萍乡县知县胥君墓志铭》中记载：胥绳武的祖父曾经为清朝廷建立过功勋，但受到同僚的排挤和上司的压制，郁郁不得志。他的父亲叫胥源，母亲姓石，因胥绳武祖父之功被朝廷分别授予文林郎和孺人的封号。文林郎是文散官名，隋置，取北齐征文学之士充文林馆之义，之后一直延至清代。孺人是明清两朝七品官的母亲或妻子的封号。至于胥绳武祖父的名字及官阶是什么，现尚未得知。 胥绳武先后娶过两任妻子，前妻黄氏，为其生育长子胥镇；后妻张氏，生一男一女，男名灵恩，为次子，其女名不详。据《原任江西萍乡县知县胥君墓志铭》中记载：“子二：镇，元配黄氏出，娶某氏；灵恩，张氏出。女一，亦张出。皆幼。君才迈俗，于镇有吉甫之严，故其殁也，镇不在。” 关于“吉甫之严”一句，有如下典故： 相传尹吉甫为周宣王时重臣，其长子为伯奇。伯奇母死，后母欲立其子伯封为太子，乃谮伯奇，吉甫怒，放伯奇于野。伯奇“编水荷而衣之，采苹花而食之”，清朝履霜，自伤无罪而见放逐，乃作琴曲《履霜操》以述怀。吉甫感悟，遂求伯奇，射杀后妻。 （见《初学记》卷二引汉蔡邕《琴操．履霜操》） 后代用这个典故委婉地代称某人因为宠爱后妻的缘故驱逐前妻所生的儿子。“君才迈俗，于镇有吉甫之严，故其殁也，镇不在”这句话里就暗用了这个典故。作墓志铭的人为死者讳，说胥绳武不同凡俗（凡俗之人都是爱子女的，尤其是长子），因为后妻的缘故，驱逐了前妻所生的长子胥镇，所以他死的时候，长子胥镇不在身边。 胥绳武去世时为五十二岁，当时他的长子胥镇已娶妻，次子胥灵恩和其妹都还年幼。由此推知，胥绳武续娶后妻张氏的时间应在四十岁以后，即1797年以后。据此，笔者认为其后妻张氏年龄应比胥绳武小二十岁左右。这就是说，张氏的年龄与胥绳武长子胥镇的年龄不相上下，甚或比胥镇年龄还小几岁。 三、胥绳武在萍乡任职起止时间及任职期间的政绩 （一）胥绳武在萍乡任职的起止时间 唐仲冕撰《原任江西萍乡县知县胥君墓志铭》载：“君讳绳武，字燕亭，山西凤台人也。以乾隆丁酉科拔贡生出宰萍乡”。这里只说胥绳武是以乾隆丁酉年选拔的的“拔贡生”身份到萍乡任职，没有言明具体到任的年份。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仅21岁的胥绳武被选为拔贡生。拔贡制度为科举制度中选拔贡入国子监的生员的一种。清制，初定六年选拔一次，乾隆七年改为每十二年(即逢酉岁)选拔一次。由各省学政选拔文行兼优的生员，贡入京师，称为拔贡生，简称拔贡。同时，经朝考合格，入选者一等任七品京官，二等任知县，三等任教职；更下者罢归，谓之废贡。胥绳武的前任是陕西乾州（今乾县）人马友兰，马系举人出身，他是乾隆三十八年上任的萍乡知县。 据《昭萍志略》称，胥绳武在萍乡任知县始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止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此前，他曾在安义县任职数月，之后又在丰城县任职两月，继之又署饶州（今上饶市）司马。饶州司马即饶州同知，同知名义上是知府手下的副职，在清代实际上是一个闲职，领奉禄不管实际事务。他在饶州上任刚两月，又调任萍乡县知县（见胥绳武《萍乡县志序》——刘洪辟：《昭萍志略》卷十一《艺文志·文征》第四十五页）。他的主要仕途经历是在萍乡知县任上的五年。那么，有没有记载他具体上任时间的资料呢？在“数位典藏网”上收录了一份当时任江西巡抚的郝硕向清廷呈报的奏折： 题报： 署萍乡县知县胥绳武于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到任，连闰至四十六年八月十一日试用已满一年，洵属称职，请准实授。 清廷收到此份呈报的时间为“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这份档案原件现保存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以上这条资料便明确记载了胥绳武到萍乡代理知县的确切时间：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一日。 胥绳武被免职后，接任他职务的是浙江仁和人孙大椿。唐仲冕撰《原任江西萍乡县知县胥君墓志铭》上载他“恭遇庆典，复前阶”，即因遇到乾隆某次庆典时，恢复了胥绳武的原七品官级别待遇。但是没有说到恢复原任职级别后的胥绳武究竟又任了什么官职。此墓志铭中还说他“休官年未四十”，也就是说他三十余岁便退出了仕途。胥绳武被免去萍乡知县那年是1784年，那年他才二十八岁，可见胥绳武后来还在其他地方任过官职。 （二）胥绳武任萍乡知县期间的“县级班子”成员及政绩 在清代，县一级的主要官员有知县、县丞（知县的主要助手）、主簿（主管文书，办理日常事务）、县尉（主管社会治安）、监税（主管税征）。胥绳武任萍乡知县期间，江西高安人徐乘时任县丞（乾隆四十八年改由江西玉山人邱详担任），萍乡芦溪人陆绳五任主簿，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张剑任县尉（乾隆四十七年改由浙江海宁人钟式金担任），南昌人鲍忠义任监税。 胥绳武生来便聪敏过人，辨析品评经史，文笔超脱疏朗，年轻恃仗志气节操。萍乡与湖南毗邻，其间设有不少驿站，过往的官员、权贵很多。他虽仅为一萍乡县官，但性格刚强，对于来往的官员和权贵从不肯低声下气、阿谀逢迎。治民则严厉打击强暴，为善良百姓撑腰壮胆，审判案件准确、果决（见唐仲冕：《原任江西萍乡县知县胥君墓志铭》）。 《昭萍志略·官师志》上也说胥绳武“治事果决”，“修先农坛、建农神庙，重民事也；新学校、兴书院，崇文教也。纂辑邑乘，搜罗校阅不遗余力。剞劂甫竣，书未上呈，以诖误去。”这里说的便是他在知萍乡县期间的政绩。 胥绳武自撰的《萍乡县志序》中也说：“……嗣是授令萍乡矣。明年修学宫，明年补城、建龙神庙，明年葺书院，各以次竣，余且任邑志之请矣。”这就是说，胥绳武从他上任萍乡知县的第二年始，除办理县衙日常公务如征收税赋、审案断狱、管理社会治安等在外，每年都做一件在当时认为是大工程的“公益事业”： 乾隆四十六年修学宫。这项工程前后花了三年时间，学宫才得以修竣。 《昭萍志略》卷六《学校志·学宫》中记载：“雍正十二年知府簿履青檄知县熊我苏集绅士改建于明伦堂左，以旧址为明伦堂。乾隆四十六年知县胥绳武率绅士林立基等重修。”此处学宫即文庙。《昭萍志略》卷六《学校志·学宫》第九页上记载有“明伦堂，在文庙右”可证。 萍乡县学宫修竣时，胥绳武撰有《学宫记》一文，中曰：“然举其公且勤者十有八人，既承事庙庑祠堂，业有定式，余复预为之筹学。……诸君子黾力治公事如家事，惟余与学博以时身纪其间三载，学宫成，乃为纪。” 乾隆四十七年补城墙、建龙神庙。 胥绳武主持修补萍乡县城城墙一事，《昭萍志略》卷二《营建志·城郭》中亦有记载：“乾隆……四十七年，知县胥绳武补修，东径九丈，南径十丈八尺，西北径七十丈八尺。” 龙神即龙王。龙神庙是用来祭祀龙王祈求保佑当地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灭灾求福的场所，每年于春秋两季各祭祀一次。《昭萍志略》卷二《营建志·坛庙》中载：“神龙庙在关帝庙右，清乾隆四十七年，知县胥绳武建。每岁春秋仲月致祭，用羊一豕一，余品如式。”此庙是在胥绳武来萍任职后才建的，胥绳武热衷于祭祀龙神，他在萍乡知县任上曾多次举行过祭祀龙神的仪式，在他自己主持修葺的乾隆年间《萍乡县志》的《艺文志·文征》里，就收录了他为祭祀龙神而撰写的《祈晴文》和《祈雨文》等文。 乾隆四十八年主持修葺书院。萍乡历史上的书院有三座：一为鳌洲书院，二为濂溪书院，三为栗江书院。现三座书院均废。胥绅武主持修葺的的鳌洲书院，是今萍乡市一中的前身。 鳌洲书院原建在萍乡小西门外，即现萍乡西环路城南汽车站附近的金鳌洲上。据《昭萍志略》记载，该书院是逐步形成的。最早由明代万历年间萍乡知县陆世勣主持建造占鳌阁，内祀文昌神。清康熙四十八年，萍乡知县贺邦桢重修了一次，他召僧人入供并奉佛于后堂。乾隆二十一年，知县沈廷标建金鳌书院，增构堂舍数间，分别取名为“敬业”、“乐群”，将阁下辟为讲堂，祭祀宋儒程颐、程颢兄弟及朱熹、张、胡等五贤。乾隆四十七年知县胥绳武主持重建，将“占鳌阁”改名为“冠山阁”，将后堂改名为“祠”，增祀周敦颐于中心位置，号“六贤祠”。他在东西两侧置舍三十六间，扩大了书院规模，并将僧人迁回旧庵。这是他重视教育的一个重大举措。胥绳武并撰有《鳌洲书院记》，收入在他主持重修的《萍乡县志》内。 乾隆四十九年主持重修先农坛和重修《萍乡县志》。 关于胥绳武主持修先农坛之事，《昭萍志略》卷二《营建志·坛庙》中载：“先农坛在县大西门外，清雍正六年知县刘熺奉文建……乾隆四十九年胥绳武修。”，“每岁仲春亥日致祭。用羊一、豕一，余品如式。祭毕，举行耕籍礼。” 古时每年春耕前，天子、诸侯举行仪式，亲耕藉田，种植供祭祀用的谷物，并以示劝农。历代皆有此制，称为耕藉礼或籍田礼，至清末始废。行耕籍礼的作用，按现在的话来说，是官府发出的重视农业生产、督促农户认真耕作的一种信息或号召。 主持重修《萍乡县志》是一件大事。在胥绳武任萍乡知县前，最近的一次修萍乡县志工作是在清康熙二十二年由尚崇年、熊大彬等修纂的，距乾隆四十九年已刚好一百年了。重修县志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尤其是胥绳武主持的这一次重修县志，工作量更是猛增。胥绳武主修的《萍乡县志》规模相当于此前陆世勣主持的《萍乡县志》和尚崇年主修的《萍乡县志》两次修志工作量总和的一倍半。 胥绳武对这件事非常重视。他在《萍乡县志序》中说： “余记郑渔仲之言矣。其言曰：'类书犹治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患多之无术耳。’惟《志》亦然，请事斯语。余念由开馆而来矣，岁俸所支购古籍几万卷，公退之余值志稿汇到检书室中，烧白蜡、啜苦茗，悉心搜研之，徵疑信、参异同，毋敢以苟率完公事。僮子傍候良久，方垂头而睡，近听谯楼漏辄三四下，余因之例前志矣。” 他认为编《志》书不怕资料多，只要把握全局，做到将资料分门别类有条有理，就可以编好。胥绳武对这项工作十分热心，为了编修好这部《萍乡县志》，他慷慨解囊，拿出了自己一年的俸禄来购置几万卷古籍，供搜寻编志资料用。乾隆时的县官年俸究竟有多少银两我们姑且不去细究（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刘建生在二十集记录片《晋商》第六集的解说词里说：一个七品县太爷一年的年俸加上养廉银是1045两白银），但胥绳武为修好并非自己故乡的县志而能做到这一点，确是难能可贵。 胥绳武将重修的《萍乡县志》看成自己这一生中唯一可流芳百世的重要载体。他说：“凉水温公作《通鉴》，自谓：'平生精力尽于此书。’朱子注《大学》，亦云然。余不敏，窃拳拳是《志》。手抚新编，为之喟息！”（《萍乡县志序》）字里行间，传达出他将“平生精力尽于此书”的深切感受。胥绳武的《萍乡县志》刚刚编好还未及上呈时，他已因事受到牵连而被免去知县之职。他在被免职之后，仍然留在萍乡执着地进行这项工作，值到他重修的《萍乡县志》付梓，此时的他一书在手，感叹至深。 根据《昭萍志略》卷四《食货志·户口》上记载的资料，清乾隆四十八年萍乡县的丁口数为14.0515万人，仅相当于今萍乡市芦溪县总人口的一半。在当时生产力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这位才二十多岁的知县重农事、建书院、抓教育、修县志，在他任职的几年间能做成这么几件大事，也实属不易了。由此可见，胥绳武是一位很有事业心的知县。 四、胥绳武与文人的交往 胥绳武能诗，会做对联，在其任萍乡知县的五年期间，与本地文人肯定有不少交往，吟诗唱和之作也应该有一些。但是由于其诗文集《燕亭集》直到他去世那年春天才完成审订，未及付梓，他的作品没有能够流传下来，我们今天已无法揣测胥绳武与哪些萍乡文人有过唱和酬赠之作了。 萍乡著名文人刘凤诰出生于1761年，少胥绳武四岁。胥绳武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任萍乡知县，此时刘凤诰年方二十岁。两人是否有过交往，由于笔者至今没有读到过刘凤诰的诗文集《悔存斋集》，此集中是否收录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唱和诗我还不得而知。刘凤诰是1789年考中进士的，但此时胥绳武已去职多年。 根据笔者目前所能查阅到的资料显示，当时胥绳武与两位文人有过诗文唱和，这就是与胥绳武年龄不相上下的蒋知让和当时年近七旬的清代著名诗人、诗话作家袁枚。 蒋知让（公元1756？1758—1809年），字师退，江西铅山人，蒋士铨之子，蒋知廉之弟。于乾隆第五次南巡时被召试，赐举人出身。官河南唐县知县。因染患心忡气喘病症医治无效，于嘉庆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在任上病故。知让颇工诗，著有《妙吉祥室诗集》，《清史列传》行于世。笔者认为，很有可能蒋知让也是与胥绳武在同一年被授以以拔贡身份的，只是后来才被乾隆帝赐予举人出身。 《昭萍志略》一书的卷十二《艺文志·诗征》里收入了蒋知让的一首七言古风诗《赠胥燕亭明府》： 我来萍西三十里，停船沽酒湘东市。 逢人开言问县官，闻道县官清似水。 县官玉貌方少年，掩映凤凰池上莲。 县官神智不可拟，随地涌出聪明泉。 鳌洲上建谈经舍，官至层层起高榭。 词源手挽溉儒林，书声静逐萍川泻。 斋坛亲草祈雨文，万丝密破西郊云。 龙祠一堵卑且隘，官来立庙酬神勋。 我得此言已心乐，且说且听连诺诺。 更说今年一事奇，午日道人方采药。 忽惊平地绕金蛇，云里之面尚拿攫。 醴泉注出一泓清，消息应时甘似酪。 官来支亭嵌碑记，十笏蓬麻手新斫。 公然垦土得旧基，古础方花占三角。 不解当年陆长官，叠砌量阶为官作。 听罢归船酒兴长，明朝挟故升官堂。 问官何术能致此，官笑不语神昌昌。 告我新建地图志，略悉民情裨吏治。 迩来朝夕费精神，旁搜数百年来事。 我起抠衣为官贺，天下似官能几个？ 官修祠祭祀循良，他日为官添一座。 在蒋知让这首叙事诗中，他以在萍乡湘东街市上询问当地民众的方式，了解知县胥绳武在萍乡任期内的政绩与口碑，并当面问胥绳武用什么办法将萍乡县治理得这么好，最后以“我起抠衣为官贺，天下似官能几个？官修祠祭祀循良，他日为官添一座。”结束，说将来胥绳武也会因为政绩卓著、为民造福而被后人列入官祠祭祀之列，对胥绳武大加称赞了一通。 诗中“迩来朝夕费精神，旁搜数百年来事。”一句，说的是胥绳武搜集资料编修《萍乡县志》的事。胥绳武着手修《萍乡县志》是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的事，因此蒋知让来萍乡过访胥绳武也应该是这一年的某月。 蒋知让此时亦在河南的唐县任知县，在清代交通不很便利的情况下他跑这么远来看望胥绳武（或许是他回铅山老家路过萍乡？），而且还做了这么一首长诗来赠送给胥，可见这两位年轻的县官（这年两人的年龄均还不到三十岁）之间的交谊是很深的。中国人一向崇尚“礼尚往来”，想必胥绳武对蒋知让这位好友也曾作诗酬答，只是我们现在已读不到他的这些诗作而已。 胥绳武与袁枚的交往，见之于袁枚所著《随园诗话·补遗》卷五中第七十四条： 近日山西多诗人，余已将何、刘两公诗，载入《续同人集》矣。今又有胥明府讳绳武者，读《小仓山房文集》见寄云：“不为韩柳不欧苏，真气行间辟万夫。所说尽如人意有，此才岂但近时无？扫除理障言皆物，游戏文心唾亦珠。喜是名山藏未得，传抄今已遍寰区。” “声名在世任推排，自擅千秋著述才。天为斯文留此老，我思亲炙待将来。风回海上波争立，春到人间花怒开。比拟先生一枝笔，迂儒秃管枉成堆。” 这条诗话表明，胥绳武曾于读袁枚所著《小仓山房文集》后作诗寄给袁枚两首七律，其内容为仰慕和赞颂袁枚的文学才华和他的著作。 《小仓山房文集》成书于乾隆四十三年戊戍（1778年），这一年袁枚已六十三岁。胥绳武所读到的《小仓山房文集》是袁枚当面交给他的还是袁枚从江宁小仓山寄给他的？胥绳武是不是在他任萍乡知县的五年期间获得的？对于这些问题，笔者目前尚未找到确证。但是，袁枚到过萍乡却是无疑的，这有他作的《萍乡纪事》诗（见于《昭萍志略》卷十二《艺文志·诗征》第六页）为证： 远望碧桃盛，不知何家村。停舟褰裳往，颇闻书声喧。 柴门教学子，列坐何彬彬。闻有江南客，欣然喜动颜。 各将文章来，愿闻所未闻。为之少讲解，围坐点头频。 归各具鸡黍，手自擎瓦尊。父兄荷锄归，亦来觇佳宾。 但劝客小住，不名天黄昏。我乃行役者，风中不定身。 告以势难留，纷纷泪满巾。披衣送登船，姓名佥云云。 后会知难期，前途君自珍。感兹醇朴意，如逢羲轩民。 方知古桃源，依然在人间。但恨无缘留，回头空白云。 笔者欲获知此诗袁枚作于何年何月，然而奇怪的是，笔者查遍傅毓衡编著的《袁枚年谱》，既没有发现这首诗的诗题，也没有见到袁枚游历萍乡的记载。 五、胥绳武的文学创作及留存作品 胥绳武同中国封建社会的许多文职官员一样，既是地方的行政长官，同时也是文人。在“学而优则仕”的古代，以科举取士为入仕的正途（当然也会有买官卖官的），以诗文衡量一个人的才华与能力。除了武职以外，若不会做诗文几乎就无法进入仕途。 在古代，一个官员的职位越高，诗词文章就流传得越久远，几乎文名与官位高低成正比。这除了他们本身的文学才华以外，他们职位越高，其门生也多，接触的名文人就越多。另外，官做得越大，经济收入就越高，刊印自己的诗文集的经济实力就越大。古代印书多用高档宣纸，刻印的字形也大（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三号字大小），印同样容量的内容，用纸比现在要多得多，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无法使自己的作品刊行于世的。 封建社会提倡“立功、立德、立言”以光耀门庭。在不能建大功、立大德的前提下，写文章、作诗赋以立言使之流传后世，是绝大多数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目标。胥绳武当然也不能例外。 胥绳武一生中撰写了不少诗文，而且他也很重视自己的作品，有刊印自己的诗文集的想法。唐仲冕撰的《原任江西萍乡县知县胥君墓志铭》中说他“君生而颖秀，甄综经史，词笔超朗”，“休官年未四十，专肆力于诗古文词”，“今年春，自号芝天老圃，删定诗文稿为《燕亭集》”。这后一句中的“今年春”，指的就是胥绳武去世的嘉庆十三年春天。非常可惜的是，就在他已“删定诗文稿为《燕亭集》”后不久便一病不起，文集未能付梓，最终散佚，被历史所湮灭，使后人无法看到胥绳武诗文的全貌。 今天我们能见到的仍存于世的胥绳武的诗文很少，而且他的这些诗文作品基本上都是刊发在他自己重修的乾隆本《萍乡县志》中。他的这些文章，前面笔者大都引用过，计有：《学宫记》、《鳌洲书院记》、《萍乡县志序》、《祈晴文》和《祈雨文》共五篇。胥绳武撰写的现存文章中，以其六百余字的《鳌洲书院记》最具文采。他的《祈雨文》和《祈晴文》两文，则是他所撰篇幅最小的文章。 笔者另从“江西名镇网”上搜到过据说也是胥绳武撰的《楚昭王庙记》一篇（http://www.jx.xinhuanet.com/mz/2004-02/19/content_1651807.htm，见帅琬庭文），文字相对于上面这篇《鳌洲书院记》更长一些，笔者尚无从知悉其最早的出处。 他现存诗词计十四首：五言古绝《楚台夜月》、五言长篇古风《萍乡行》、《萍乡竹枝词九首并序》、七律《读<小仓山房文集>二首》、词《满江红·九日偕友登冠山阁》。他撰写的这些诗文，除寄袁枚的两首七律诗外，全都是与萍乡有关的文字。从数量上说，胥绳武流传到现在的诗词虽然仅十四首，但他比起《全唐诗》一书中的许多诗人来，已经算是很幸运了。《全唐诗》一书中的许多诗人的作品，也就只录入其中一两首或三五首代表作。胥绳武之所以幸运，就在于他抓住了主持重修《萍乡县志》这个难得的机遇，若是由他人主持重修，他是不可能会有十多首诗词入编其中的。 在胥绳武的诗词作品中，流传最广的要算他的题为《萍乡竹枝词九首并序》的这组竹枝词了。从他给这组竹枝词所取的标题，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是受到唐代诗人刘禹锡竹枝作品的影响很深。清代的竹枝词创作最为繁富，当时的文人竞相以竹枝词为标榜，以善咏风土为荣、为乐，胥绳武自然也不能不受到这种创作氛围的浸润、熏陶。从现已出版的《中华竹枝词》和《历代竹枝词》两套大部头竹枝词集所收的作品来看，当时江西宜春府地区作者所创作的竹枝词相对较少，而咏萍乡的竹枝词则是空白。因胥绳武的《萍乡竹枝词九首并序》原仅保留在乾隆本《萍乡县志》内，而这个版本的《萍乡县志》在全国范围内已极其罕见，所以《中华竹枝词》和《历代竹枝词》这两套竹枝词集也未能将其收入书中。 但是，《萍乡竹枝词九首并序》中的第三首近年来最负盛名： 五隅年例扮迎春，忙煞城中城外人。 说道太平冒个事，项随衡去跳傩神。 近十几年来，随着各地旅游开发热的升温，研究民俗文化的文章也日益增多，许多对研究民俗文化有兴趣的作者对于其中傩文化的研究也是穷追不舍，津津乐道。这些文章中大都引用了胥绳武的这首竹枝词为例证。其次引用较多的是第四首： 湘东水长好撑篙，渡口船排半里遥。 各取小红旗子挂，客来争问买鱼苗。 胥绳武的这组竹枝词里，描述了乾隆时期萍乡风土民情的方方面面：其中第一首写萍乡的城郭风景如画；第二首写萍乡的水陆交通及种植作物：“满路桐油兼苧麻”；第三首写萍乡春节期间民间跳傩舞的热闹气氛；第四首写湘东渡口所见；第五首写萍乡由于历年战乱及疾病流行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流失，田多劳力少，每年都有福建、广东人来萍乡租种耕地的事实；第六首写萍乡商业店铺的开张、从湖南衡阳贩烟酒过来出售；第七首写萍乡妇女挑石炭的辛苦；第八首写萍乡的四处风景名胜：湘东黄花渡、城西金鱼洲、县衙门外的凤凰池、横龙寺清泉；第九首总写“萍乡风物似幽诗，此语人前不我欺”，说他自己“五载长官亲阅尽，公余为谱竹枝词。”我们从这组竹枝词的最后一首，可知这组竹枝词是创作于乾隆四十九年。 对于胥绳武的这组竹枝词作品的赏析与研究，芦溪县龙成前先生曾撰有《从胥绳武竹枝词看萍乡风俗民情》一文，此文发表在芦溪濂溪诗社社刊《濂溪诗文》第二期的“诗文论坛”栏目里，笔者不再赘述。 胥绳武这九首竹枝词中，现有六首被选录入孔煜华、孔煜宸编注的《江西竹枝词》一书中（文苑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 胥绳武的长篇五言古风《萍乡行》是一篇叙事诗，至今为世人所少知。这首诗详尽描述了清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年）农历五月发生在萍乡的一场特大水灾，是一条记载萍乡清代水患的重要历史资料。对于这场灾难，《昭萍志略》卷十二《风土志·祥异》篇中仅记载一句话：“[乾隆]四十九年夏五月大水，二十一日蛟起坏田宅，东境死者甚众。”而胥绳武则用了六百字的诗句来记录这场水灾及他组织救灾的情况。 这场水灾暴发当日，胥绳武正在南昌，笔者推测，他这次去南昌省城是为联系印刷重修的《萍乡县志》或是去校对“清样”。当下人向他报告这一不幸消息时，他正在馆驿：“开书读未竟，泪下心焦煎。”这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作为萍乡县的行政首脑，他当即意识到自己身负的重责，于是“火急呼仆役，莫惮行路难。”立即赶赴萍乡。 今南昌至萍乡芦溪也有约两百六十公里的路程。胥绳武花了五天才到达萍乡地界，一片惨象映入他的眼帘：“五日入萍界，举目殊旧观。宣风称闹市，十室九不完。通衢积深泞，冷灶无炊烟。市民见我至，哽咽不能言。”……“扶我过断桥，我行益凄酸。道旁视民舍，多余孀与鳏。哭声长不辍，垂老失儿孙。更闻子丧父，并见弟寻昆。” 胥绳武正午从宣风到得芦溪，“芦水觉腥羶”，见到的是“一如宣风然。”灾情一样严重。他感叹道：“我为五载令，无德能感天。忝寄百里命，何以抚凋残。” 于是他采取应急措施，打开常平仓发放谷米为灾民解难：“东有常平仓，贮谷偶无患。即日启封识，发粟敢嫌专。” “常平仓”是中国古代朝廷为调节粮价、备荒救灾在各地设置的粮仓。 另一方面，胥绳武赶紧将萍乡县的受灾情况上报给上司：“嗟尔蛟作孽，流尸沙壑填。荡我千家屋，石我千顷田。手写萍民图，驰骑呈上官。直词无粉饰，披沥为民艰。” 不久，有上司“大中丞”（掌管接受公卿的奏事以及荐举、弹劾官员等事务的官员）从长沙来到萍乡视察受灾情形，并嘱胥绳武：“令乃民父母，勿忧上官嗔。”意思是“你是一方百姓的父母官，你可以作主采取各种救灾安民措施，不要担心你的上司责怪你。”胥绳武请得上面拨下的赈灾款，亲自审核发放：“升堂检簿册，户户亲区分。”同时他告诫务农的灾民要“努力事耕耘”，奋力自救；告诫读书的士子不要荒废学业，要守得住清贫；告诫做工的和商人不要徘徊观望，要照常务工和经商。使“生者奠攸居，茅屋补松椽。死者伤暴露，速与营冢坟。” 但是，与辛卯年夏天相似，“上官络绎来，下民多嚣喧。” 而且“今实倍前事”，民风不古，结果出乎胥绳武的意料之外，滋生了事端，造成了过失，他因此而受到牵连，被朝廷免去了萍乡知县一职。当时究竟在赈灾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件因而归罪于胥绳武的过失，胥绳武没说，萍乡地方史志及胥绳武的墓志铭上也都没有记载，现在我们也难于考证清楚了。至于乾隆朝的《袁州府志》上有没有对此事的明白记载，因笔者尚没有看到过乾隆四十九年后刊印的《袁州府志》，故无法断定其有无。 最后，胥绳武“解官辞署出，民意仍拳拳。哀尔疮痍形，病者渐以痊。”他深感宦途的艰险，“我作萍乡行，聊当鸿雁篇。萍人勿多讶，宦途难具论。” 与萍乡这次大水灾有关的记载还有当时任训导的萍乡人欧阳桂芳，他也做了一首古风。他在此诗的小序中说：“甲辰余客萍川文氏书舍，其年夏五，苦雨连日，自以《易林》占繇，曰：'蚁封户穴，大雨将集。’噫，雨已淫矣，尚复益之耶？必患水。既而水陡涨，芦溪上下漂没庐舍，损伤户口以万数。余闻而悲之，作此诗。”（《昭萍志略》卷十二《艺文志·诗征》）亦可证此次水患灾情之严重。 虽然胥绳武在萍乡任职时间不长，但我们可以从现有历史资料中看出他是一个有强烈事业心、有作为的人，是一位关心民瘼的知县，同时他也是一位热爱萍乡的文人。因目前能搜集到的与胥绳武有关的历史资料非常有限，笔者对胥绳武生平事迹的研究工作也只是一个开端，现有的结论中也许有欠妥之处，祈请方家们赐教；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能够找到答案，有待笔者和其他研究工作者继续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原任江西萍乡县知县胥君墓志铭》，唐仲冕。《陶山文录》卷八，清道光二年刻本。 [2]《萍乡县志》，胥绳武修。清乾隆四十九年刻本。 [3]《民国昭萍志略》，刘洪辟。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5。 [4]清史档案：郝硕奏折，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数位典藏网·联合目录。资料识别：092125-001 （http://catalog./dacs5/System/Exhibition/Detail.jsp?ContentID=85&CID=34975&OID=2602364或http://catalog./dacs5/System/Search/Search.jsp）。 [5]《随园诗话·补遗》卷五，袁枚。蓝天出版社，1998，3。 [6]《萍乡古诗》，戴志明主编，萍矿报社印刷厂印刷，萍内出字（1990）第03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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