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宋思成 排版｜六 韬  中国的农业发展历经千年，但是长期以来都是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民分裂为一个个独立的单位，独立经营，各自发展，小农经济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为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小农经济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农民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经营规模小，生产条件简陋，难以推广农业机械化，抵御天灾人祸能力薄弱，技术难以革新等诸多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大地上一直存在，在1943年11月29号，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劳动英雄大会上，作了题为《组织起来》的长篇讲话，他提出了集体互助的办法，即集体化，集体化历经多个阶段，其间波折不断，此起彼伏，接下来我将简要叙述中国农村集体化的每个阶段，并简要分析其间的得失成败。 早期的组织称为“合作组”，产生于抗战时期，在当时的背景环境下，中国农村普遍存在严重的饥荒问题，连年的战乱和天灾人祸无疑给予当地农村以沉重打击，危机关头，涌现出了一批像李顺达、耿秀峰、耿长锁等劳动模范，他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带动当地的农户进行集体化生产，成立互助组，起初互助组进行的是编织麻绳的副业，在耿秀峰的带动下，成立了以土地合种为目的的互助组，互助组被称为是社会主义的新苗——农业合伙组。然而合伙组最先遇到的矛盾即是分配问题，土地面积和劳力使用往往是难以平均的，这就直接导致了土地多的人会存在“吃亏”的现象，分配矛盾直接造成了合伙组在一开始就面临瓦解的危机，地多的李玉田率先选择退股，面对困境，耿长锁加入了这个不被看好的农业合伙组，在他的带动下，农民的生活有了起色，合作的优势凸显出来了，在之后的一年里，合伙组得到了发展，人数扩大，产生了不少有利于农民的福利制度，但是在秋收之后，又因为分配问题，合伙组再次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减员，耿长锁不得不临时调整分配制度，由此可见分配制度对农民生产积极性有重大影响，处理好农民分配问题，对我们国家的农业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农业合作社在之后的每年都在粮食产量上取得了不小的进步，然而在那个时代，过于激进的生产模式却频频遭到误解，土改后的农业合作社反被划为“富农”，和剥削阶级画上了等号，好在耿长锁积极申辩，终于得到了上级的理解，同时农业合作社的规模也得以进一步扩大，此时合作社的福利制度逐渐显露成效，就在1948年的冬天，合作社收养了两对无家可归的孤儿，这两对孤儿如果生活在旧社会将根本无法生存下去，但合作社的出现让她们的生活的得到了保障，并拥有了接受教育的权利，这在过去的小农经济社会是无法实现的，在这里，农村合作社的福利制度让我想到过去的优秀制度是否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反观现行的农村社会，人民公社瓦解之后，农业剩余并没有用于投入新一轮的扩大再生产，反而转向建房；与此同时，医疗卫生，教育以及对贫困户的补贴均遭到解体，我们是否能从过去的集体化农业生产中延续一些有益的福利制度呢？这是值得思考的。 伴随着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农民们普遍出现了剩余，这部分的剩余应该流向何处呢？许多农民首先想到的就是买地，而买卖土地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部分农民出卖土地，牲畜，农具的现象，可能会将现行的制度引向过去的土地集中的剥削制度，这个时候农业合作社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升级为“办社会主义”的初级社，初级社取消了土地的分红，农民的土地一律入股，农民的生产资料一概作价入社。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步实现了稳步健康的发展，广大农民从活生生的事实中，尝到了初步合作的甜头，积极自觉地要求进一步合作。当时，80%以上的合作社都增产增收，而且一般都是互助合作优于单干。到1954年底，全国农民的一半多都加入了互助合作组。 现行的初级社仍然被称为“半社会主义”，为了再“提高一点”，中国开始学习苏联的集体农庄的生产模式，走“全社会主义”道路。电影《幸福的生活》无疑勾起了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上过去对初级社的信任与支持，绝大多数农民纷纷入户，集体农庄的模式在初期无疑是成功的，大机器的引进极大的加快了农业生产的步伐，但是，合作社的发展依然会碰到一些问题，依旧存在一批农户不愿意加入合作社，中农是动摇的，他们在一直都在计算着入社和不入社所带来的粮食收入问题，而富农则对集体农庄的生产模式表示强烈反对，富农大多是地广人少，缺乏劳动力，而集体化的生产模式与他们传统的生产模式相违背，入社就相当于交出自己的土地，这显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在分配制度上，初级社按照每个农户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以及劳力入股分红，而高级社则完全以劳力分红，生产资料一律归集体所有，从初级社的分配模式走向高级社的分配模式，由入股分红走向按劳分配，其间必定经历了许多困难。 为什么合作社能够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走向成功？我认为是其背后的生产模式给农民带来的优势是制胜的关键，集体化的生产模式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效率，合作带来的力量增强了农民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社区的福利制度为农民的医疗卫生，教育等活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而这些都是过去的生产模式下的种种弊端，施行按劳分配的制度，有力的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带动生产模式由过去的互助组顺利过渡到最后的高级社，最终实现了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集体化。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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