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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在一般地提出并论述了心为字宙的本体之后，进一步对心的内函进行探讨，认为心的具体表现为“良知”，即人生而具有的良知良能。 良知说起源于孟子。《孟子 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守仁接过孟子的良知概念，赋予它以广泛的内容。 孟子像 首先，他把良知扩充为一种贯穿于万事万物的普遍原则：
这良知，无所不在，包罗万象。它“昭明灵觉，圆融洞彻，廓然与太虚而同体。”它“无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它“无方体、无穷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者也。”当然,良知所具有的这种普遍原则不在心之外,而是存在于心。 其次，他特别强调良知中的道德意识内容。“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这种道德意识，是人生而具有的。“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 第三，他把良知上升为宇宙本体。“良知者，心之本体。”既然良知是心的本体，而心是宇宙本体，顺理成章，良知也就是天理，也就是世界的本原，万物的根源：
天地万物都是良知外向发动时的显现或派生：“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 他进而将其发挥的“良知”与《大学》的“致知”结合起来，构成了他的“致良知”说。为了激励人们努力进行自身道德修养，王守仁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口号，这也是其所谓致良知”的最高标的。他说，人虽然有圣愚之分，但是，作为本体的良知，却是人人生而具有的、不假外求的，“愚夫愚妇与圣人同。” 他将理学家的重要命题“格物”解释为“正心”，强调去欲存理，以至于圣人。他说：
他认为，心体上容不得一丝杂念，这犹如眼睛容不得丝毫尘沙一样，“些子能得几多，满眼便昏天黑地了。”对于“好色好货好名”诸如此类的邪念，必须时时警惕，不可稍有松懈，“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必须痛下功夫，毫不留情，“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必须干净彻底，“扫除廓清，一亳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则众恶相引而来。”“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他强调一个诚字，认为去私存正从善去恶，必须真实不二，纯良无杂，诚挚不欺，直而不曲。他说，为学“惟说立诚二字”，“善能实实的好，是无念不渗矣，恶能实实的恶，是无念及恶矣，如何不是圣人？故圣人之学，只是一诚而已。”“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个敬字，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于此不察，其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大学》工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工夫总是一般。”意诚则心正，心正则身修、则家齐、则国治、则天下平。 讲诚，就是要在一念隐微之处，即细微之处下功夫，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自然笃实光辉，虽私欲之萌，真是洪炉点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讲诚，就是要在独处，即只有自己才知道的地方下功夫，既不欺人，也不自欺。“人若不知于此独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处用功，便是作伪，便是见君子而后厌然。此独知处，便是诚的萌芽。此处不论善念恶念，更无虚假，一是百是，一错百错，正是王霸义利诚伪善恶界限。于此一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诚。古人许多诚身的工夫、精神命脉，全体只在此处，真是莫见莫显，无始无终，只是此个工夫。”如此，人的良知便能回复。因为良知乃人的本性，生而具有，无人、无时不在，“虽妄念之发，而良知未尝不在，但人不知存，则有时而或放耳。虽昏塞之极，而良知未尝不明，但人不知察，则有时而或蔽耳。虽有时而或放，其体实未尝不在也，存之而已耳。虽有时而或蔽，其体实未尝不明也，察之而已耳。” 王守仁“致良知”的另一个重要含意，是致良知于事事物物：
格物、致知源于《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朱熹解释格物致知为即物穷理。他认为，理是一个独立于人心的宇宙本体，理在气先，理载于气。阴阳二气动静演化，形成日月四时，进而生成万物(包括人)。气托载着理，气生万物，万物亦托载着理，故物物有理。人要体认天理，只有接触事事物物，去体认托载于事事物物土之理。这与唯物论的反映论不同。唯物论的反映论承认先有物质，后有精神，人在实践中改造社会与自然，从而认识客观规律—理。朱熹的即物穷理则认为先有精神，后有物质，人与事物接触，不过是体认那托载于物上的、先天存在的“天理”。 王守仁不同意朱熹的见解。他认为，格物致知不是即物穷理，不是体认事事物物之理，而是推广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吾心良知之天理。这显然是在维护他心即理、心外无理的心学命题。在他看来，不是人在接触客观事物的过程中获得了认识，而是客观事物由于人的接触而获得了理，体现出了人的良知。这显然是颠倒了认识的顺序。但是，揭开王守仁在格物致知说上的主观唯心主义面纱，我们看到，他的心，他的天理良知终于还是避不开客观存在的事事物物，还是避不开接触事物的实践活动。他说，良知虽说是人生而具有的，但是，在未与外物接触的时候，它处于“廓然大公、寂然不动”的状态。只有与外物接触，它才能发用流行，显现出来。良知的显现离不开事事物物，去恶从善，去私留正，除了静坐反省之外，同样要在事事物物上磨炼。私念是否已经克去，良知是否已经回复，这同样要在接触、处理事事物物的过程中才能得到检验。所以，“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要使事事物物都具有良知本体。说明白了，就是要按良知办事，就是要将良善的道德信念、准则付诸实际，就是要反对、克去种种违背良知的言行。但他不这样说，而是使用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表达措辞“致良知于事事物物”。既维护了其心学立场，又强调实行。同样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但王守仁并没有走到静坐养心、远离尘世的极端，而是强调密切结合事事物物，密切联系社会现实。这就是王守仁的心学没有走向枯寂，相反却对社会发生了重大影响的原因。只要他强调与社会现实密切结合，他的心学就会曲折地对社会发生深远的影响。 王守仁的“致良知”说，鲜明地、突出地表明了其心学的社会功能。“致良知”说要求人们自觉地去除各种违背封建道德准则的邪恶思想，这当然是针对下层人民群众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要破的，首先是下层人民心中反叛朝廷、大逆不道的思想。他所到之处，出告示、办学堂、兴教育，其主要着眼点，就是要向人们灌输孝、弟、忠、信思想，要人们消除物欲私念，忍受封建重压给自己带来的苦难，做维护明王朝统治的顺民。王守仁心学的这种性质，人们看得比较清楚，谈论得比较多，看法也比较一致。需要讨论的是：王守仁的灭欲存理，是否也是针对统治阶级的？ 众所周知，王守仁的灭欲存理，又是针对统治阶级贪贿残刻、荒淫无度、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道德沦丧、寡廉鲜耻等现象而提出来的。王守仁所处的时代，朝政混乱，农民起义不断，边患频仍。他指出了产生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在于统治阶级的道德沦丧。在他一生言论中，大量的、主要的是针对当政乃至皇帝的。他一生忠正耿直，对官场腐败深恶痛绝，屡屡痛加抨击。他出仕伊始，不顾自己身轻言微，即上疏陈言边务，指出北方边患频仍，根本原因在于内外大臣只顾自己固禄希宠，招权纳贿，压抑正大刚直之气，养成怯儒因循之风，以至于不可支持。他甚至于委婉地把责难的矛头直指皇帝，指出军队将领无才无德而受重用，丧师辱国却不受处罚，说明皇上赏罚不公，朝纲不振。他希望皇上“痛革弊源，惩艾而振作，”赏罚分明，“行法以振威。”这实际上是在指责皇帝昏庸，不理政事，不明是非。对于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他指出，农民所以反叛，“或是为官府所逼，或是为大户所侵，”揭示出官逼反的真缔，着眼于从统治阶级自身寻找原因，寻求根本解脱的办法。边患频仍，农民起义不断，天下纷乱。他指出，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心变坏了，特别是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堕落了。 因此，王守仁的灭欲存理以致良知的学说，亦是针对统治阶级而发的。他这种重视、强调个人修养的见识，历来为思想家特别是心学家注重。这是王学在后世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王守仁的修养方法，不同于陆学的偏于静养，而偏于事上磨炼，强调致良知于事事物物，具有积极的入世精神和经世思想，从而在当时和后世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何“致良知”？王守仁主张通过外部诱导与自我省察磨炼两种途径来进行。外部诱导即教育，自我省察包括无事时静坐省察、有事时事上磨炼两种办法。王守仁一生十分注意教育，不论是在家，还是外出旅游；不论是居官，还是贬谪龙场，无不以讲学为事。所到之处，或兴社学，或修书院，每每面命耳提，谆谆教诲。 王守仁认为，教育是一个人接受外部的帮助回复良知的途径。要回复良知，更重要的是自己主观的努力。主观努力的方法之一，是“无事时省察”，具体说来，就是静坐体悟。在静坐的过程中，息心静虑，安定思绪，将自己的所作所为一一回忆，分析辨明，总结是非得失，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念，逐一追究搜寻，拔去病根。王守仁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像陈献章那样一味主张静坐，没有走到远离尘世、远离社会现实的极端。相反，他看到了一味静坐可能产生的“喜静厌动、流入枯槁”，“或务为玄解妙觉，动人听闻”的弊病，因而，把静悟的办法限为初学者。在修养方法上，他更为强调的是应事接物，“事上磨炼”：
他虽然将“格物”解为“正心”，但并未因此而排斥接触事物。恰恰相反，他教人要从实事入手，才能够祛除私欲的障蔽，反对离开实事悬空致良知。他强调，致良知的关键在于行，在于笃行，善便存，恶便去。一味空说，终不能致良知。在《答顾东桥书》中，他写道：
王守仁的致良知说，从总体上、前提上和方向上是唯心的头脚倒置的。但是，一当他回复到现实面前，他便陷入自相矛盾之中，便得出了一些与唯心主义相左的结论。 上述关于致良知必须在事上磨炼的观点，就是一例。他认为良知是人生而具有的，不假外求，却又说良知是一个寂然不动的本体，只有在接触外物的时候才能显现出来，这就为接触外物留下了缺口。他认为良知可能为欲的障蔽而不能显现，进一步为接触外物留下了口实。他认为，只有在与外物接触的过程中，克服私心杂念，树立正气，才能使良知回复，才能使自己的道德意识逐步达于完善；脱离实际，专事空谈，或者接触事物而未下大功夫，都不能达到目的。这就承认了接触实际对于人的思想修养的重要性。他关于致良知就是致良知于事事物物的观点，实际上等于承认必须在行事上检验良知是否确已回复。在诡秘的说教后面，包含着认识论中某些精彩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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