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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们拥有大片土地和豪华宅舍。仲长统说：汉代民间有许多“豪人”，“身无半通青纶之命”，“不为编户一伍之长”，却“连栋数百，膏田满野”，“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樊重的土地有“三百余顷”，宅舍又皆“重堂高阁”。汉宣帝时的阴子方，“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汉成帝时的丞相张禹，“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汉灵帝时的郑太，司农郑众之曾孙，“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刘秀子济南王刘康，“多殖财货”，有“私田八百顷”。荀悦所说“今豪民占田，或至数百千顷”，大致反映了当时豪族田产的规模。 他们在自己的田庄中不仅经营农业，还兼营林、牧、渔、工、商、假贷等副业，因而相当富有。樊重“能治田，殖至三百顷，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赀至百万，其兴工造作，为无穷之功，巧不可言，富拟封君”。司马迁说过：“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樊重能够“财利岁倍”，“赀至巨万”，当主要依靠这些副业。仲长统描述“豪人”的富有时，也说他们“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 秦汉社会以小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父母亡后兄弟分家是通行的做法。如薛包，父母死后，“弟子求分财异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财”。樊重“外孙何氏兄弟争财”，或许就是分家时的事。樊梵“悉推财物二千余万与孤兄子”，樊準“以先父产业数百万让孤兄子”，阴庆“推田宅财物悉与（其弟）员、丹”，肯定都是兄弟分家后的事。像樊重那样“三世共财”，则是少见的例外。在这一背景下，“共财”的家庭不可能很大，经济上再富有，人口也不会太多。因此，豪族通常要利用其财富，团结宗族乡里，招引宾客，以突破家庭规模的限制，扩大自己的势力。 宗族不“共财”，当然会有贫富之别。但在血缘纽带的维系下，宗族成员有相互扶助的义务，特别是其中的富人，有依亲疏远近赈赡穷人的责任。《白虎通·宗族》：“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这应是当时流行的观念。崔寔所著反映东汉豪族生活的有《四民月令》，规定第一项便是“赈赡宗族”富人未必都是大宗或族长，但他们以财富为后盾，以赈赡为手段，通常会成为宗族的领袖。 战国秦汉盛行养客，达官贵人宾客满门。如孟尝君有宾客“三千余人”；淮南王刘安“招至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外戚窦婴“喜宾客……游士宾客争归之”；丞相公孙弘“起客馆，开东阁……故人宾客仰衣食”；东汉诸侯王“争礼四方宾客”。闾里豪族也多有宾客，如“阳翟轻侠赵季、李款多畜宾客”；涿郡“大姓西高氏、东高氏……宾客放为盗贼”；颍川“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仲长统《昌言》描述“豪人”，有“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及“刺客死士，为之投命”等语，可见豪族养客也是普遍现象。 所谓“宾客”，鱼龙混杂，既有攀附权贵的士大夫，也有尚武行侠的剑客，还有亡命无赖之徒。司马迁说，由于“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好人人薛中盖六万余家”，致使“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班固也说，孟尝君等列国公子，“皆藉王公之势，競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苟悦《汉纪》述汉武帝诛大侠郭解事后，概括说“世有三游”，一日游侠，二日游说，三日游行；游侠“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游说“饰辨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势”；游行“色取仁以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继而批评养客者“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这里的“宾客”和“朋友”都指“三游”之类。 仲长统《昌言·理乱篇》说：东汉“豪人”不仅有“奴婢千群”，还有“徒附万计”。《昌言》既将“奴婢”和“徒附”并称，徒附应和奴婢一样也是豪族田庄中的劳动者。杨联陞认为：“徒附”是豪族家“依附的小农”，主要“从事农作”，是“半自由人”。崔寔《政论》：“上家累巨亿之赀，户地侔封君之土……下户崎岖，无所踌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 除“贫民”外，奴婢也是东汉豪族田庄中的劳动者。大侠朱家曾买“家僮数十人”而“置之田”。江陵凤凰山汉墓竹简之“遗册”中，有从事农业生产的“操锄”大婢、“将田操锸”大奴、“刍牛”小奴、“耕大奴”等若干人。这是奴婢被用于田间耕作的铁证。汉武帝的算缗令、师丹的限田限奴之议和王莽的王田令，都将“田”与“奴婢”并提，则表明这种现象相当普遍。东汉的情形也大致相同，奴婢和田地一样仍是重要财产。樊重田庄中的主要劳动者就是“童隶”。马援诸子“奴婢各千人已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薛包分家时，“奴婢引其老者……田庐取其荒顿者……器物取朽败者”。济南王刘康“多殖财货……奴婢至千四百人，厩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仲长统眼中的“豪人”则皆“膏田满野，奴婢千群”。东汉《郑子真宅舍残碑》有“宅舍奴婢财物”之句，《金广延母徐氏纪产碑》有“平生素以奴婢田地分与”他人之语。《四川郫县东汉残碑簿书》记录了二十几户人家的财产情况。其中除田、舍、牛之外，也有奴婢，如“奴田、婢口、奴多、奴白、奴鼠，并五人……”；“奴口、口口、口生、婢小、奴生，并五人，直廿万”；“奴立、奴口、口鼠，并五人，直廿万”；“奴俾、婢意、婢最、奴宜、婢营、奴调、婢立，并……”。这些奴婢的主人都不太富有，“田”最多的有“二顷六十”亩，最少的只有“卅口亩”。他们的奴婢不大可能只从事家务劳动，应当多被用于各种生产活动。 东汉初年，常见豪族率宗族、宾客起兵的记载。如刘植“与弟喜、从兄歆率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人据昌城”；阴识“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往诣伯升”；耿纯“与从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老病者皆载木自随”，投奔刘秀。在这样的豪族集团中，老弱妇孺居多，青壮男子可能会参与作战，但也不是军中士卒的主体。例如耿纯，先被更始大将李轶“拜为骑都尉，授以节，令安集赵、魏”，手下可能已经有了一支军队。投奔刘秀后，又拜为“前将军”，三弟诉、宿、植为“偏将军”，皆统兵“居前”，冲锋陷阵。所率军队肯定不止“宗族、宾客二千余人”。 与豪族武装有关的，还有所谓“兵长”和“渠帅”。彭宠攻朱浮，浮“遁走，南至良乡，其兵长反遮之”。李贤注：“兵长，兵之长帅也。”刘秀破降铜马、高湖、重连等军，“封其渠帅为列侯”。李贤注：“渠，大也。”桓谭上疏曰：“臣谭伏观陛下用兵，诸所降下，既无重赏以相恩诱，或至虏掠夺其财物，是以兵长渠率，各生狐疑，党辈连结，岁月不解。”文中“兵长”、“渠率”并提，说明他们性质相近。东汉初年，“兵长”和“渠帅”多是乘乱而起、作威作福的各种暴动武装的首领。其中多数应是豪族，他们的军队则是豪族武装。杜林说：“况草创兵长，卒无德能，直以扰乱，乘时擅权，作威玉食。”大致勾画出了他们的特征。 总之，在东汉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豪族不是一种军事存在，而是一种社会势力。他们占有大片土地，役使贫民和奴婢从事生产并守卫田庄。宗族和宾客则是他们干预世事的帮手和爪牙。 九年（丙午、166）[1]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诏公卿、郡国举至孝。太常赵典所举荀爽对策曰：“昔者圣人建天地之中而谓之礼，众礼之中，昏礼为首。陽性纯而能施，陰体顺而能化，以礼济乐，节宣其气，故能丰子孙之详，致老寿之福。及三代之季，婬而无节，陽竭于上，陰隔于下，故周公之戒曰：‘时亦罔（蒙蔽）或克寿。’《传》曰：‘趾适屦，（削足适履。）孰云其愚，何与斯人，追欲丧躯。（为了追求婬欲，甚至不惜丧失自己的生命）’诚可痛也。（强奸犯就是这样的人。但这里指皇帝。）臣窃闻后宫采女五六千人，从官、侍使复在其外，空赋不辜之民，以供无用之女，百姓穷困于外，陰陽隔塞于内，故感动和气，灾异屡臻。臣愚以为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此诚国家之大福也。”诏拜郎中。 [2]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 [3]诏征张奂为大司农，复以皇甫规代为度辽将军。规自以为连在大位，欲求退避，数上病，不见听。会友人丧至，规越界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规擅远军营，当急举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涂，故激发我耳。吾当为朝廷爱才，何能申此子计邪！”遂无所问。（如此苦心孤诣。） [4]夏，四月，济陰、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 [5]司徒许栩免；五月，以太常胡广为司徒。 [6]庚午，上亲祠老子于濯zhuó,zhào龙宫，以文为坛饰，淳金扣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 汝南太守宗资以范滂为功曹，南陽太守成以岑为功曹，皆委心听任，使之褒善纠违，肃清朝府。滂尤刚劲，疾恶如雠。滂甥李颂，素无行，中常侍唐衡以属资，资用为吏；滂寝而不召。资迁怒，捶书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今日宁受笞而死，滂不可违。”资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怨之。于是二郡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资主画诺（在文书上签字）；南陽太守岑公孝，弘农成但坐啸（闲坐着吟咏）。”（两个甩手太守任用功曹，褒善纠违，肃清朝府，很潇洒。） 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泰及颍川贾彪为其冠，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于是中外承风，竞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xǐ lǚ（拖着鞋子走路）到门。（争先恐后地登门和他们结交。） 宛有富贾张泛者，与后宫有亲，又善雕镂玩好之物，颇以赂遗中官，以此得显位，用势纵横。岑与贼曹史张牧劝成收捕泛等；既而遇赦，竟诛之，并收其宗族宾客，杀二百余人，后乃奏闻。小黄门（低于黄门侍郎一级的宦官。后泛指宦官。）晋陽赵津，贪暴放恣，为一县巨患。太原太守平原刘使郡吏王允讨捕，亦于赦后杀之。于是中常侍侯览使张泛妻上书讼冤，宦者因缘谮诉、。帝大怒，征、，皆下狱。有司承旨，奏、罪当弃市。 山陽太守翟超以郡人张俭为东部督邮。侯览家在防东，残暴百姓；览丧母还家，大起茔冢。俭举奏览罪，而览伺候遮（伺机拦截奏章），章竟不上。俭遂破览冢宅，藉没资财，具奏其状，复不得御。徐璜兄子宣为下邳令，暴虐尤甚。尝求故汝南太守李女不能得，遂将吏卒至家，载其女归，戏射杀之。东海相汝南黄浮闻之，收宣家属，无少长，悉考之。掾史以下固争，浮曰：“徐宣国贼，今日杀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弃市，暴其尸。于是宦官诉冤于帝，帝大怒，超、浮并坐髡钳，输作左校。（皆冒死主持正义，皇帝如此包庇宦官。） 太尉陈蕃、司空刘茂共谏，请、、超、浮等罪；帝不悦。有司劾奏之，茂不敢复言。蕃乃独上疏曰：“今寇贼在外，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寝不能寐，食不能饱，实忧左右日亲，忠言日疏，内患渐积，外难方深。陛下超从列侯，继承天位，小家畜产百万之资，子孙尚耻愧失其先业，况乃产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轻忽乎！诚不爱已，不当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遍海内，天启圣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议，冀当小平；明鉴未远，覆车如昨，而近习之权，复相扇结。小黄门赵津、大猾张泛等，肆行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刘、南陽太守成纠而戮之，虽言赦后不当诛杀，原其诚心，在乎去恶，至于陛下，有何！而小人道长，荧惑圣听，遂使天威为之发怒，必加刑谴，巳为过甚，况乃重罚令伏欧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东海相黄浮，奉公不桡，疾恶如雠，超没侯览财物，浮诛徐宣之罪，并蒙刑坐，不逢赦恕。览之从横，没财巳幸；宣犯衅过，死有余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责邓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从而请之，光武加以重赏，未闻二臣有专命之诛。而今左右群竖，恶伤党类，妄相交构，致此刑谴，闻臣是言，当复唬诉。陛下深宜割塞近习与政之源，引纳尚书朝省之士，简练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于上，地洽于下，休祯符瑞，岂远乎哉！”帝不纳。宦官由此疾蕃弥甚，选举奏议，辄以中诏谴却（宣称是皇帝的指示，严加谴责，加以退回），长史以下多至抵罪，犹以蕃名臣，不敢加害。 平原襄楷诣阙上疏曰：“臣闻皇天不言，以天象设教。臣窃见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罚星扬光其中，于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无继嗣。前年冬大寒，杀鸟兽，害鱼鳖，城傍竹柏之叶有伤枯者。臣闻于师曰：‘柏伤竹枯，不出二年，天子当之。’今自春夏以来，连有霜雹及大雨雷电，臣作威作福，刑罚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刘，南陽太守成，志除奸邪，其所诛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阉竖之谮，乃远加考逮，三公上书乞哀等，不见采察而严被谴让，忧国之臣，将遂杜口矣。臣闻杀无罪，诛贤者，祸及三世。自陛下即位以来，频行诛罚，梁、寇、孙、邓并见族灭，其从坐者又非其数。李云上书，明主所不当讳；杜众乞死，谅以感悟圣朝；曾无赦宥而并被残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汉兴以来，未有拒谏诛贤，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昔文王一妻，诞致十子；今宫女数千，未闻庆育，宜修德省刑以广《螽斯》之祚。按春秋以来，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为河者，诸侯位也。清者，属陽；浊者，属陰。河当浊而反清者，陰欲为陽，诸侯欲为帝也。京房《易传》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异，地吐妖，人疠疫，三者并时而有河清，犹春秋麟不当见而见，孔子书之以为异也。。（《孔丛子》曰：叔孙氏之车子鉏商樵于野而获麟焉，众莫之识，以为不祥，弃之五父之衢。冉有告曰：麇身而肉角，岂天之妖乎。夫子往观焉，泣曰：“麟也，麟出而死，吾道穷矣”。乃作麟歌。吾感之曰：唐虞世兮凤凰游，功名蜂起夏商周。川逝如斯命非时，削笔滴血绝春秋。道降德衰争霸业，天反地覆子何求。麟兮麟兮即将失，悲其伤者老孤丘。）愿赐清闲，极尽所言。”书奏，不省。 十余日，复上书曰：“臣闻殷纣好色，妲已是出；叶公好龙，真龙游廷。今黄门、常侍，天刑之人，陛下爱待，兼倍常宠，系嗣未兆，岂不为此！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耆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婬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书上，即召入，诏尚书问状。楷言：“古者本无宦臣，武帝末数游后宫，始置之耳。”尚书承旨，奏：“楷不正辞理，而违背经艺，假借星宿，造合私意，诬上罔事，请下司隶正楷罪法，收送雒陽狱。”帝以楷言虽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数，故不诛；犹司寇论刑。自永平以来，臣民虽有习浮屠术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笃好之，常躬自祷祠，由是其法浸盛，故楷言及之。（皇帝信佛教造浮屠由桓帝始，用阉竖由武帝始。) 符节令汝南蔡衍、议郎刘瑜表救成、刘，言甚切厉，亦坐免官。成、刘竟死狱中。成、刘素刚直，有经术，知名当时，故天下惜之。岑、张牧逃窜获免。 之亡也，亲友竞匿之；贾彪独闭门不纳，时人望之。彪曰：“《传》言‘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公孝以要君致衅，自遗其咎，吾已不能奋戈相待，反可容隐之乎！”于是咸服其裁正。彪尝为新息长，小民困贫，多不养子；彪严为其制，与杀人同罪。城南有盗劫害人者，北有妇人杀子者，彪出按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按致其罪。城南贼闻之，亦面缚自首。数年间，人养子者以千数。曰：“此贾父所生也。”皆名之为贾。（重视计划生育，保护婴儿。婴儿之父”贾“） [9]河南张成，善风角（占候之术），推占当赦，教子杀人。司隶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意按杀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讯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书，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经三府，太尉陈蕃却之曰：“今所按者，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也，岂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于黄门北寺狱，其辞所连及，太仆颍川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及陈、范滂之徒二百余人。或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陈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乃自往请囚。范滂至狱，狱吏谓曰：“凡坐系者，皆祭皋陶。”滂曰：“皋陶，古之直臣，知滂无罪，将理之于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众人由此亦止。陈蕃复上书极谏，帝讳其言切，托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 时党人狱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贤，度辽将军皇甫规，自以西州豪桀，耻不得与，乃自上言：“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上书讼臣，是为常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问。 杜密素与李膺名行相次，时人谓之李、杜，故同时被系。密尝为北海相，行春，到高密，见郑玄为乡啬夫，知其异器，即召署郡职，遂遣就学，卒成大儒。后密去官还家，每谒守令，多所陈托。同郡刘胜，亦自蜀郡告归乡里，闭门扫轨，无所干及。太守王昱谓密曰：“刘季陵清高士，公卿多举之者。”密知昱以激已，对曰：“刘胜位为大夫，见礼上宾，而知善不荐，闻恶无言，隐情惜已，自同寒蝉，此罪人也。今志义力行之贤而密达之，违道失节之士而密纠之，使明府赏刑得中，令问休扬，不亦万分之一乎！”昱惭服，待之弥厚。 [10]九月，以光禄勋周景为太尉。 [11]司空刘茂免；冬，十二月，以光禄勋汝南宣酆fēng为司空。 [12]以越骑校尉窦武为城门校尉。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得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及丐施贫民，由是众誉归之。 [13]匈奴乌桓闻张奂至，皆相率还降，凡二十万口；奂但诛其首恶，余皆慰纳之，唯鲜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绶封为王，欲与和亲。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自分其地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馀、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领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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