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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雲人物】範仲淹:文武雙全的千古第一名相

 老沔城人 2019-11-11




 





【風雲人物】

範仲淹:文武雙全的千古第一名相








    如我這樣的年齡,在正吸收知識之際,恰逢史無前例之時,除毛選及毛詩詞外,能讀的書很少,但不知在哪兒弄來一課本,其中有便有範仲淹這《嶽陽樓記》,在母親的教導下,遂將其背熟,至今還能背誦完整。

    對這篇文章,其實當時理解的倒並不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聖賢情懷,而是文中那對景致的描述:

    “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遊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裏,浮光躍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

    當時就覺得,這一組排比,簡直美得讓人心顫,畫面感極強,朗朗上口,誦之便覺口留余香,特別是這“岸芷汀蘭,郁郁青青。”句,借著這潮水拍岸,似乎能嗅到那幽幽暗香;于是,在給孫女起名字時,便用了這個“芷”,香草美人,以前屈原便有此比喻嘛。

    範仲淹可以說是在曆代所有名人中最完美之人,在他身後的無論哪個時代都是極爲推崇的,除了本朝偶有批判所謂“忠君”思想時除外,那“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情操都是爲時代所稱道的。

    作爲一種人格典範,他對後人影響深遠,完全當得起他在《嚴先生祠堂記》裏所推崇的“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範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北宋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他幼年喪父,母親改嫁長山朱氏,範仲淹苦讀及第,授興化縣令,後曆經陳州通判及蘇州知州等職,因秉公直言而屢遭貶斥。

    範仲淹文武雙全,曾任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針,鞏固西北邊防;他出任參知政事,發起“慶曆新政”;不久後,新政受挫,範仲淹被貶出京,曆多地知州,及改知颍州時,範仲淹扶疾上任,于途中逝世,年64歲,追贈兵部尚書、楚國公,谥號“文正”,世稱範文正公。

    範仲淹的出身很是坎坷,他兩歲喪父,其母改嫁商戶朱家,繼父朱文翰做過小官吏,對他很好,“既加養育,複勤訓導”,寄予厚望,期成大器;所以,範仲淹自小所受的教育還是很好的。

    但後來他因好詩書而不願隨養父從商,于是寄宿到醴泉寺讀書,節儉度日,再後來,當他得知自己並非朱家親生子後,羞憤之下“感泣辭母,去之南都入學舍”,決意脫離朱家,負琴攜劍,求學南京,想以功名立身。

    在他這一段讀書的時間中,他度過了最爲艱難的時光,一日只吃兩頓飯,終于在五年後考中進士,時年27歲,從此步入仕途。

    匡扶社稷是範仲淹的理想和奮鬥目標,如果要從“三不朽”標准來衡量範仲淹的話,他可謂是方方面面都符合古今聖人之標准,

    自他步入仕途後,先後在多地擔任地方官,最後是在青州任上因忙于赈災而患重病,死在遷官路上,他的一生是爲國爲民,唯獨不爲已,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即使是在京城當朝官時,也是直言敢谏,勇于擔當,俗話說無欲則剛,範仲淹正是憑著這一身正氣,不貪官,不圖財,從不爲已謀私利,以至于死後是家無余財,于公于私,他身上的所展現的高風亮節,一直爲後世所欽佩,正如《宋史·範仲淹傳》所載:“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範仲淹一生功勳無數,其中最大的兩項正好是對外對內,亦武亦文,一是安邊,一是革新,只要看在實施這兩項國之大計他所發揮的作用,便可知道一個文武雙全,才華橫溢,有擔當,有能力,人品高潔的中國第一賢相,他武能安邦,文能治國,我覺得那戲劇舞台門楣上所挂的“出將入相”,正是爲他一人所設計的。

    他所處時的大宋有個很頭痛的問題,這便是由李元昊建立的西夏國,地域大致在甯夏、甘肅、陝西、青海以及內蒙古部分地區;西夏雖小,子民僅250多萬,但50多萬青壯年幾乎全部是軍人,這種全民皆兵且戰鬥力極強的西夏人,讓大宋吃盡了苦頭。

    西夏人對宋朝的屬地是不斷地進行的襲擾和蠶食,如牛皮癬一般弄得大宋朝很是不爽,但宋軍開國日久,軍力早已廢弛,遠不是馬背上長大的西夏人對手。

    再加上北宋實行的是輪戍法,所以造成兵不知將,將不識兵,結果就是一敗再敗;但是,宋仁宗還算是個有血性的皇帝,在他的堅持下,宋軍是屢敗屢戰,在經曆了三川口之戰後,宋軍被打得是頭破血流,再無鬥志。

    在這危急之時,範仲淹主動請命,擔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和延州知州,到任後,他針對西夏小國寡民、缺乏補給、不擅攻城的現實,在邊境大量築城,形成對西夏的碉堡封鎖群。

    範仲淹實行“囚籠政策”相當奏效,大大壓縮了西夏的回旋空間,使得西夏只能無奈地步步後退,從而扭轉了宋朝屢戰屢敗的局面,迫使西夏停止入侵,與宋議和,時有語曰:“範公在,不敢犯。”

    對西夏成功的防禦,證明了範仲淹能審時度勢,在充分了解了敵我雙方的實際情況下,用最爲有效的方法,建功西北邊陲,這是他武能安邦的具體體現。

    至于文能定國,當然是指由他發起的“慶曆新政”,這個說來很是複雜,簡單來說,就是當範仲淹爲參知政事後上《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等十項主張,史稱“慶曆變法”。

    仁宗采納了大部分意見,施行新政,但是,由于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們的阻撓;隨著範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相繼被排斥出朝廷,各項改革也被廢止,這次改革雖然失敗,卻爲後來的王安石變法拉開了序幕。

    變法雖然失敗,但範仲淹卻培養和扶植了一批非常有能力的年輕變法骨幹,其中包括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每一個都是能在青史上留下濃墨重彩一筆的人物,他們爲北宋走向中國曆史上繁榮的頂峰起了重要的作用。

    範仲淹不但在軍事上和政治上才能卓越,在文學上也是一流之人物,他的《嶽陽樓記》因爲境界崇高,文筆優美而爲天下人所推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是範仲淹一生行爲的准則,而在詩詞上,範仲淹也可謂是獨步天下,其成就在當時鮮有人能比肩。

    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
    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
    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
    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旅夜思鄉乃古之題材,寫的人多多,但我以爲,在這衆多同題材作品中,範公的這首是最好的,尤其是這最後九個字,字字經典,作爲我這好酒之人,可能更有一層于深處的體味。

    範仲淹是正經的文科生,然而詭異的是,他卻有著高超的軍事才能,寫這首詞時,他正率軍在西北負責抵禦西夏;由于遠離故鄉,範仲淹思鄉之情油然而生,遂寫下這首千古名詞《蘇幕遮·懷舊》。

    長空湛碧,大地橙黃,秋景爽飒,煙霭翠色,遙接淼淼秋江,這秋意的遼闊而多彩,讓人頓生“秋水共長天一色”之慨;然而,一個“寒”字緊連著淒淒芳草,伴著將落的夕陽,隱逗出鄉思離情,所謂“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一幅悲涼的“落日晚秋圖”便呈現在我們眼前。

    羁泊異鄉,黯然淒怆,鄉思離愁,獨倚高樓,“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郁積的旅愁在酒的誘發下發展到高潮,詞也就在這難以爲懷的情緒中黯然收束,但它是思鄉卻不頹廢,柔而有骨,深摯而不流于俗套,意境遠比同類詞更爲闊大。。

    這是一首在金戈鐵馬的間隙中所吟出的內心惆怅,而不是深閨亭閣中的無病呻吟,它是以闊遠而秾麗的意象,借蕭瑟的秋景,以抒作者的深摯之情而不流于頹靡;所以清代文學家鄒祇谟點評曰:“前段多入麗語,後段純寫柔情,遂成絕唱。”

    記得當年看王實甫的《西廂記》時,讀到《長亭送別》一節,崔莺莺的唱詞道:“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總覺得似曾相識,遂找來一堆的書來證實,弄了半天方才明白,這王大才子是套用範公的,只是將黃葉改爲黃花了。

    “古來征戰幾人回”,這邊關總是同戰爭相依相存,也是豪放詞的重要來源,時人總把宋詞中的豪放肇始歸于蘇東坡,其實我覺得,這範仲淹才是寫豪放詞的第一人,只不過他寫的數量沒蘇轼那麽多,也不及那“大江東去”有名罷了。

    當然,毛主席認爲他的詞是:“介于婉約與豪放兩派之間,既蒼涼又優美,使人不厭讀。”我覺得毛主席之所以沒將他歸于豪放派,是因爲他是將豪放之情以傳統的題材述之,在層面的感覺上便顯得狹窄了些的緣故吧。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
    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裏,燕然未勒歸無計。
    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

    這首《漁家傲·秋思》便是他一掃五代以來柔媚的代表詞作,他雖不是豪邁卓群,但沈郁蒼涼,廣漠蕭瑟的塞外景象一覽無余,爲詞世界開辟了嶄新的審美境界,讀之頗有王維名句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之神韻。

    長煙落日後孤城,即將到來的定是血腥的戰鬥,一個“閉”字,將一幅充滿肅殺之氣的戰地風光畫面,展現在人們眼前,隱隱地透露宋朝不利的軍事形勢。

    秋來早往南飛的大雁,風吼馬嘯夾雜著號角的邊聲,崇山峻嶺裏升起的長煙,西沈落日中閉門的孤城,作者用近乎白描的手法,描摹出一幅寥廓荒僻、蕭瑟悲涼的邊塞鳥瞰圖。邊塞,雖然經過了曆史長河的淘洗,但在古詩人的筆觸下,卻依然留著相同的印迹。

    範仲淹身負重任,防守危城,他徹夜未眠,徘徊于庭,將直抒胸臆和借景抒情相結合,通過將軍的英雄氣概及征夫的艱苦生活,其愛國激情和濃重鄉思,兼而有之,抒發的是作者壯志難酬的感慨和憂國的情懷。

    範仲淹逝世後被谥“文正”,這是文人中最高的美譽,曆史上不說衆多的高潔名士,即使是那曆朝獲得此項殊榮之人,都無一人能同其相比,在有著濃厚的“春秋責備賢者”傳統的中國,一個人物無論多麽優秀,總能被人挑出這樣那樣的毛病,無論是宋之司馬光,明之方孝孺,還是清之曾國藩,都有被人诟病之處,唯一沒有異議的便只有這範公範文正了。

    對範仲淹如此高的評價,不僅是兩宋人物的共識,也是被後來朝代所公認,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就曾說過:“中國曆史上有些知識分子是文武雙全,不但能夠下筆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戰。範仲淹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

    範仲淹還是一位書法家,宋四家的黃庭堅曾說:“範文正公書落筆痛快沈著,極近晉宋人書。”明人也評價他的書法是“書極端勁秀麗,無毫铓縱逸之態。”他留下的手卷《道服贊》,極展其書藝風采,當年是民國四公子之一的張伯駒花了一百多兩黃金購得,後捐獻給了故宮博物院。

    觀範仲淹的一生,早年節衣縮食,苦讀求仕;中年爲官地方,勤勉辛勞;及戍邊鎮關立偉業,廟堂之上分君憂,一生幾無所樂,最終發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人生慨歎,也將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寬闊胸懷展示了出來。

    他一生幾起幾落,在他最後多年的仕宦生涯中,一直徘徊于低層州官中,然而,這聲大徹大悟的慨歎如名刹大廟裏的鍾聲渾厚沈遠,震悟大千。這一聲大歎悠悠千年,激勵著多少志士仁人,匡正了多少仕人官宦。

    古往今來,書生意氣、文人風骨,一脈相承,它作爲中國士大夫的傳統觀念,早已是深入人心,範公的一生所爲,以及給我們留下的文字,承載著或沈重或纏綿的過往,時隔千年時光,依舊熠是熠生輝、余香滿室,它橫跨天際,光照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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