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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35 字 | 🎵 29 分钟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 这本书的书名中出现了两个地名，“平城” 位于今天山西大同一带，“洛阳” 你很熟悉了，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平城和洛阳，都曾是南北朝时期北魏王朝的都城。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王朝，原本定都平城，后来在孝文帝当政时期迁都洛阳。这次迁都是孝文帝改革的重要一环，改革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推动北魏的汉化。所以今天这本书讲的就是北魏的汉化进程。 这本书的作者是逯耀东先生，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担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有趣的是，他还是一位美食家，经常撰写美食评论。这种多重身份使作者的文章经常不拘一格，妙趣横生。今天我将直接从这本书的高潮一幕切入，为你解释一个重要的问题：北魏王朝的汉化改革，为什么反而导致了国家的崩溃？ 你将听到： 1. 北魏王朝前期对于汉化为什么比较保守？ 2. 孝文帝为什么要推行如此激烈的汉化改革？ 3. 孝文帝的改革和北魏王朝的崩溃有着怎样的联系？ 书籍信息： 书名：《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 作者：逯耀东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2006-9 页数：302 定价：36.00 元 装帧：平装 ISBN：9787101051834 关于作者 逯耀东，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台湾大学、台湾辅仁大学等。研究领域包括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史学史等，业余从事美食文化写作。 关于本书 本书是逯耀东教授的代表作，关注了古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游牧民族进入中国以后，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如何相互冲突，引起激荡，进而相互融合，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化。本书以北魏王朝为研究对象，展现了拓跋鲜卑进入中原一百多年以来的文化变迁历程。 核心内容 拓跋鲜卑进入中原以后，一度对汉化保持既不抗拒，也不冒进的谨慎态度。汉人出身的冯太后加速了汉化的步伐，自幼接受汉文化熏陶的孝文帝更是推动了全面汉化的激进政策，这最终引发了鲜卑贵族内部的分裂，导致了北魏的灭亡。 点击查看大图，保存到手机，也可以分享到朋友圈 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 今天给你讲的这本书叫《从平城到洛阳》。这里出现了两个地名，“平城”位于今天山西大同一带，“洛阳”你很熟悉了，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平城和洛阳，都曾是南北朝时期北魏王朝的都城。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王朝，原本定都平城，后来在孝文帝当政时期迁都洛阳。这次迁都是孝文帝改革的重要一环，改革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推动北魏的汉化。所以今天这本书讲的就是北魏的汉化进程。 本书的作者是逯耀东先生，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担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有趣的是，他还是一位美食家，经常撰写美食评论。这种多重身份使作者的文章经常不拘一格，妙趣横生。今天我将直接从这本书的高潮一幕切入，为你解释一个重要的问题：北魏王朝的汉化改革，为什么反而导致了国家的崩溃？ 我们听到少数民族的“汉化”，总觉得这代表历史的进步。这从宏观上说是没错的，但对于具体的问题，要做具体的分析。作者指出，北魏王朝前期对于汉化一直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孝文帝拓跋宏却大刀阔斧地推行汉化，甚至要求鲜卑贵族全部把自己的姓换成汉人的姓。这场改革引起了轩然大波，最终导致了北魏王朝的崩溃。 孝文帝面临的问题并非个案，而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以后普遍面临的问题。孝文帝改革的教训，经常被后世提起。所以，理解了孝文帝改革，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历史上类似的困境。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为你讲述作者的观点：第一，北魏王朝前期对于汉化为什么比较保守？第二，孝文帝为什么要推行如此激烈的汉化改革？第三，孝文帝的改革和北魏王朝的崩溃有着怎样的联系？ 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我们过去总觉得汉化是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必须经历的阶段，但在北魏王朝前期，统治者对于汉化却长期比较保守。比如北魏的第三位皇帝，太武帝拓跋焘就说过一句很有趣的话，说接受汉文化这件事，好比抓园子里的鹿，你一急，它就跑了。你慢慢来，反而能抓住它。那么北魏前期的统治者为什么会对汉化保持这么谨慎的态度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搞明白一个概念，所谓的“汉化”，到底是什么意思？用一句话概括，所谓“汉化”，就是少数民族在接受了汉族的生产方式以后，又逐步接受汉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政治制度，乃至思想文化。北魏是鲜卑人建立的政权，鲜卑人本来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他们进入中原以后，发现农耕的产出比游牧更多也更稳定，就会开始从事农业。从事农业以后，你就得定居吧？一旦定居下来，你就得学着在新的环境下过日子吧？跟谁学呢？身边住着不少汉人，他们拥有一整套世代相传的风俗习惯，可以说是现成的老师。于是，定居下来的游牧民族就跟着汉人邻居学种田养蚕，洗衣做饭，时间一长，就接受了汉人的风俗习惯。这时统治者一看，当初跟着自己骑马打仗的那群人都变成了和汉人一样安土重迁的小农，那政治制度也得跟着变。怎么变呢？中原的汉人王朝早就在实践中形成了治理小农的一整套制度，不用白不用。于是，统治者就采用了汉人王朝的制度，还请汉人士大夫出来做官。一旦统治者任用了汉人士大夫，就要学着跟他们对话。汉人士大夫尊奉孔子，信仰儒家，那么这些游牧民族出身的统治者也不得不尊崇儒学。到了这一步，游牧民族就接受了汉人的文化，所谓的“汉化”也就完成了。 你看，“汉化”其实是游牧民族的拿来主义导致的结果。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地区，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看到汉人有好的东西，就拿来用。正是这种拿来主义的态度，使游牧民族一步步融入了汉人的文化。既然这个过程如此自然，那么北魏前期的统治者为什么对汉化表现得很保守呢？ 你大概会说，这大概是由于游牧民族想要保留作为征服者的自尊。当然有这种因素，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北魏前期的统治者对汉化这么谨慎，首先是因为鲜卑人并没有完全接受农业生产方式，游牧在他们的生活中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鲜卑人入主中原的时候，北方经历长期战乱，加上天灾不断，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经常发生饥荒。北魏第二任皇帝拓跋嗣在位期间，因为旱灾，国都平城附近发生严重的饥荒，朝廷甚至讨论起了迁都的问题。这时，一个叫崔浩的大臣站出来反对迁都，理由是农业虽然没有收成，但国内还拥有许多牛羊。春天快到了，等牧草长出来，牛羊就开始产奶了。到时候，靠奶酪就可以熬到秋天庄稼收获，所以没必要迁都。从崔浩的这个建议就可以看出，北魏内部的畜牧业仍然很有地位。 发达的畜牧业经济，在北魏王朝的政治制度中有很明显的体现。北魏王朝除了对农业的收成征税，还对畜牧业征税。比如当时有这么一项税收制度，规定从事畜牧业的百姓每二十户就要向朝廷缴纳一匹战马和一头牛。总之，这时的北魏王朝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而是一个兼有农业和畜牧业两种经济类型的帝国。这种经济特征导致北魏王朝在前期仍然保留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比如北魏的前三代君主们都很热衷于打猎，每次打猎的排场都很大。太武帝拓跋焘就曾经在一次打猎中射死几千头鹿，用了五百辆牛车才把鹿运回去。 你看，鲜卑人在当时并没有完全接受农业生产方式，北魏统治者对于汉化自然也就没那么积极，因为从游牧转为农耕是汉化的第一步。同时，北魏统治者对于汉化的态度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出于平衡权力斗争的考虑。 北魏王朝前期的权力斗争，主要表现为鲜卑贵族和汉人世族之间的矛盾。鲜卑人进入中原以后，要想站稳脚跟，就要寻求和世家大族的合作。我们知道，自从魏晋以来，世家大族就是中原政治舞台上的主角。鲜卑贵族想从世家大族那里争取支持，世家大族也想在鲜卑贵族那里寻求庇护。双方看起来似乎各取所需，一拍即合，但暗中其实存在很深的矛盾。鲜卑贵族只想利用世家大族来为他们的统治服务，而某些世族成员却想借机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这种理想偏偏又和鲜卑贵族的利益相互冲突，于是酿成了严重的政治斗争。著名的汉人士大夫崔浩最后成为这场斗争的牺牲品。 我在前面提起过崔浩，他曾经阻止朝廷迁都。崔浩这个人很有才干，为北魏王朝入主中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崔浩帮助鲜卑统治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的理想是“世族政治”，就是恢复汉人世家大族的政治地位，明确世族和庶族之间的界线，保障世族子弟世代为官。 崔浩的这种政治理想，是儒家文化长期熏陶下的结果。我们知道，儒家推崇西周的贵族制度。在崔浩看来，世族政治最接近西周的贵族制度，是最理想的政治。作者为了说明崔浩对儒家文化的推崇，特意用崔浩家里的一本食谱来说事。这本食谱叫作《崔氏食经》，根据里面的记录，崔家做饭时对食材的需求量特别大，说明崔家是一个同居共餐的大家族。同时这本食谱中对祭祀祖先非常重视，一年中不同时候该用什么供品，都有详细的规定。这些都表明崔家严守儒家的伦理规范，因为同居共餐和祭祀祖先，都是儒家伦理规范的要求。 正是这种世代相传的儒家文化，塑造了崔浩的世族政治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崔浩为鲜卑统治者出谋划策，获得了很高的政治地位。接着他又利用这种政治地位，来培植汉人世族的势力。汉人世族纷纷进入北魏政权，开始与鲜卑贵族分庭抗礼，政治冲突就这样产生了。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期间，鲜卑贵族都团结在太子身边，与崔浩等汉人世族相互攻击。崔浩甚至还向拓跋焘打小报告，说太子想要篡位，不如早点把他废了。崔浩玩得这么欢，终于给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 当时崔浩承担了一项重要工作，给北魏编写国史。崔浩在这本史书中对于皇家拓跋氏早年的一些阴暗面直言不讳，鲜卑贵族看到以后，十分愤怒，就跑到太武帝拓跋焘那里去告状。拓跋焘最后下令处死了崔浩，还有很多汉人世族也被株连，遭到了沉重打击。这就是著名的“国史之狱”。 国史之狱背后反映了鲜卑贵族和汉人世族之间的激烈斗争。面对这种局面，北魏统治者当然不敢对汉化改革操之过急。汉化意味着重用汉人世族，这可能招来鲜卑贵族的不满，最后危及皇帝的统治。所以拓跋焘会说，汉化就像抓鹿一样，得慢慢来。 总之，北魏前期的统治者对于汉化持谨慎态度，这一来是因为畜牧业在经济中比重仍然很大，二来是为了平衡鲜卑贵族和汉人世族的政治斗争。但北魏第七位皇帝孝文帝拓跋宏即位以后，发动了一场空前的汉化改革。孝文帝甚至下令，鲜卑贵族要把自己的姓改成汉人的姓。他以身作则，把自己的姓从“拓跋”改成了元朝的“元”。为了能够更彻底地推进改革，他还把国都从平城迁到了洛阳。洛阳是什么地方？那是东汉、曹魏和西晋的旧都，是汉文化的中心。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引起了许多鲜卑贵族的反对，其中也包括太子。结果孝文帝居然连太子都杀掉了。那问题就来了，孝文帝为什么要推动一场如此激烈的汉化改革呢？ 第二部分 这首先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有关。孝文帝即位之际面对的政治局势是这样的：北魏建国已长达八十多年，鲜卑人越来越多地开始从事农业，国家制度也开始了汉化进程。孝文帝登基时只有五岁，实际掌权的是他的祖母冯太后。冯太后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她建立了俸禄制度。自从拓跋珪开国以来，北魏各级官员都没有俸禄，他们只能靠贪污和掠夺百姓来获取财富。你或许觉得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对于一个游牧征服者建立的政权来说，这其实是不足为奇的。这种制度当然会激化社会矛盾，于是冯太后执政时期，就仿效此前中原王朝的经验，推行了官员的俸禄制度。从此官员从国家那里领取工资，再敢贪污和掠夺百姓，就要受到惩罚。 除此以外，冯太后还推行了一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制度，那就是均田制。这项制度规定，国家定期按人口向农民授予土地。听上去很简单，引起的社会效应却很大。那些流亡的农民，以及为贵族耕种土地的农民，都获得了自己的土地，成为国家直接控制下的劳动力和征税对象。这为北魏的农业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 冯太后作为一个汉人，将北魏王朝的汉化推进了一大步，孝文帝从事的是冯太后未竟的事业。不过光是这样，还不能解释孝文帝对汉化的态度为何如此激进，甚至连自己的姓都要改掉。对孝文帝来说，汉化不仅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也寄托着他的文化理想。 这种文化理想在迁都的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孝文帝迁都的举措是必要的，因为平城的鲜卑贵族很多都反对汉化，只有摆脱他们，才能将汉化推向深入。但迁都并不是只有洛阳一个选项，华北平原上的邺城可能更适合迁都。邺城位于今天的河北省，曹操修建的铜雀台就坐落在这里。从经济角度说，北魏的经济中心就位于华北平原，邺城能够很方便地获得物资供应。从国防角度说，邺城隔着黄河，易守难攻。洛阳却在黄河以南，距离南朝又不太远，难以防守。而且自从北魏建国以来，邺城就被视为陪都。前面提到拓跋嗣曾经因为平城发生饥荒，想要迁都，当时他考虑的其实就是邺城。那么孝文帝为什么要放弃邺城这样一个现成的陪都，选择迁都洛阳呢？这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洛阳才是汉文化的中心，才是北魏应该定都的地方。 孝文帝是在冯太后的言传身教下成长起来的。冯太后作为一个汉人，对孝文帝推行了标准的汉文化教育。孝文帝从小就爱好读书，史书上说他精通儒家五经的要义，对于诸子百家也都有所涉猎。这种教育的熏陶，使他和那些只会骑马打猎的鲜卑贵族很不一样。所以，在孝文帝心目中，洛阳是一处文化圣地。它从东汉以来就是中原王朝的首都，是汉人士大夫最集中，儒家学术最发达的地方。北魏王朝只有在这里建都，才能摆脱游牧民族的野蛮习气，成为一个文化先进的国家。同时，洛阳距离南朝又很近。迁都洛阳，便于他荡平南朝，统一天下。 总之，当时的政治局势和孝文帝个人的文化理想，共同推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汉化改革，其中迁都洛阳又是关键的一步。孝文帝知道，平城的鲜卑贵族不可能同意迁都洛阳。对他们而言，迁都意味着放弃早已习惯的生活环境。而且不少鲜卑贵族都认为，北魏的江山是在马背上打下来的。离开平城会使鲜卑人丢失勇猛善战的民族特性，变得跟汉人一样文弱。迁都的事情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引发一场严重的内乱。为了顺利迁都，孝文帝想出了一条妙计。 公元493年，孝文帝召集群臣，声称要攻打南朝。接着他强迫平城的大部分鲜卑贵族随军参战，一行人浩浩荡荡，一路南下。当时正值夏天，大雨下个不停。道路泥泞，行军很困难。那些鲜卑贵族们叫苦连天，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洛阳。在洛阳稍作休整以后，孝文帝特意选了一个下暴雨的日子，下令大军继续南征。这时鲜卑贵族们全都跪在孝文帝面前，恳求不要再南征了。孝文帝见时机已到，就说：“不继续南征也可以，除非你们答应我迁都洛阳。”这时鲜卑贵族们就只好同意了。于是孝文帝马上诏告天下，北魏的国都从此就是洛阳了。从平城带来的那些鲜卑贵族，都被迫就地居住。那些留在平城的遗老遗少，见大军已经被孝文帝带走，也对此无可奈何。孝文帝就这样完成了迁都洛阳的夙愿。 两年后，孝文帝又将汉化改革推向深入，下令提倡说汉语，使用汉字，禁止穿着鲜卑族的服装，鼓励鲜卑族与汉族通婚，将鲜卑的姓改为汉人的姓。除此以外，孝文帝还以汉朝的典章制度为范本，改革北魏的制度和法律，尊奉孔子，提倡以孝治天下。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激起了鲜卑贵族的反弹，他们暗中串联，甚至把太子元恂搬了出来，一起反对改革。太子不爱读书，对儒家经典不感兴趣。他还长得很胖，不太适应洛阳炎热潮湿的气候，总想搬回平城去住。后来，在一批反对改革的鲜卑贵族怂恿下，太子居然试图偷偷跑回平城，但没能成功。孝文帝勃然大怒，将太子囚禁了起来。后来他担心鲜卑贵族会利用太子来制造分裂，于是索性将年仅15岁的太子处死了。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在表面上取得了成功，北魏看上去越来越像一个中原汉人王朝了。但孝文帝死后才过了三十多年，北魏就灭亡了。有意思的是，不少历史学家都认为，北魏的灭亡和孝文帝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清朝的著名史学家赵翼就认为，北魏灭亡的根本原因就是孝文帝的汉化政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面我就带你一探究竟。 第三部分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强大的北魏王朝究竟是怎么灭亡的？北魏的灭亡和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有关，也就是所谓的“六镇之乱”。所谓“六镇”，就是北魏在北方边疆地区设置的六所军镇，也就是军人驻守的防区，主要负责防御游牧民族南下。这六座军镇从北魏建国以来就开始建设了，和旧都平城一起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防御体系。公元524年，也就是孝文帝去世以后的第25个年头，一个叫破六韩拔陵的人在六镇地区发动起义，“六镇之乱”就此爆发。这场动乱彻底打破了原有的政治秩序，一批军阀在镇压动乱的过程中趁机崛起。这批军阀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人，一个叫高欢，另一个叫宇文泰。后来，高欢拥立北魏皇室子弟元善见为帝，并把国都迁到邺城，这个政权被称为“东魏”。宇文泰则拥立另一位皇室子弟元宝炬为帝，在长安建立了新的政权，这个政权被称为“西魏”。北魏王朝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也就正式宣告灭亡了。 你看，导致北魏灭亡的主要原因就是六镇之乱，但六镇明明是保卫北魏王朝的，怎么会反过来推动了北魏的灭亡呢？这就要追溯到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了。孝文帝的改革推动了鲜卑族融入汉族，但也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鲜卑族内部的分裂。南下洛阳的鲜卑族融入了汉文化，并且保留了贵族的地位，大多担任皇帝的亲随。留在平城和北方六镇的鲜卑族却逐渐沦为身份低下的贱民。他们的土地逐渐被豪强大族剥夺，还要承担繁重的劳役。远在洛阳的朝廷对他们很歧视，称呼他们为“北人”，觉得他们野蛮落后，不许他们入朝为官。而且按照国家法律，他们只能在边境世代当兵，不能随便迁移。你想啊，当年国都在平城的时候，这些人都是保卫国门的勇士，拥有很高的荣誉感。现在国都搬到了洛阳，他们就逐渐被人遗忘了。这种巨大的身份落差，让他们非常失望和愤怒。这就播下了叛乱的种子。 到了孝文帝的孙子孝明帝在位时期，六镇军民的怒火终于爆发了。当时北方的游牧民族柔然起兵 南侵，六镇之一的怀荒镇军民准备迎敌，要求镇里的长官开仓放粮。长官为了个人利益，拒绝打开粮仓。愤怒的军民就杀死了长官，掀开了六镇起义的序幕。这时一个叫破六韩拔陵的人脱颖而出，凭借他的组织和指挥才能，成为六镇起义的领袖。六镇军民保留了游牧民族勇猛善战的传统，南迁洛阳的鲜卑贵族却早已文弱不堪。为了镇压起义，洛阳的朝廷不得不允许一些地方实力派自行招兵买马，与起义军作战。这些地方实力派逐渐成长为军阀，最终导致了北魏的灭亡。 北魏的灭亡归根结底可以追溯到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这从表面上看，是偶然的政策失误，但其中还有更深刻的历史内涵。孝文帝改革的失误，本质上是没有处理好游牧和农耕二元制帝国的内部关系。我在前面提到，北魏原本是一个兼有游牧和农耕两种生产类型的国家。北魏前期的统治者对于汉化持保守态度，就是为了平衡游牧和农耕这两类人群、两种文化的关系。太武帝拓跋焘虽然意识到汉化是大势所趋，但他指出这件事只能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孝文帝对于汉化的急切态度既有当时的政策需要，也和他个人的理想主义有关。迁都洛阳、禁止使用鲜卑语、强迫鲜卑贵族改姓这些举措，有些已经超出了当时的实际需要。更严重的是，这些举措在北魏王朝内部，人为制造了游牧和农耕这两类人群的对立，最终引发了内乱。 关于孝文帝改革的前因后果，就为你讲到这里。但孝文帝面临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个案，而是入主中原的外来民族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外来民族如何处理自身文化和汉文化的关系，这关乎政权的生死存亡。契丹人建立的辽朝，长期实行一种混合制度，叫作“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就是用契丹的传统制度去管理契丹人，用汉人的制度去治理汉人。辽朝用这种制度长期维持了一个半农耕半游牧的帝国，成为后世的典范。 到了清朝，这种治理多民族国家的技艺变得更为纯熟。虽然满汉的融合一直在推进，但皇帝们经常强调满人的习俗，比如他们经常举行狩猎活动，表示不能丢掉骑马射箭的传统。乾隆皇帝有一次还因为一件小事大发雷霆。满人有一个习惯，在宴席上必须随身佩带小刀，这是用来切肉的。后来一些满人贵族接受了汉人的饮食习惯，也就不佩小刀了。结果在一次宴席上，乾隆皇帝就训斥了那些不佩戴小刀的贵族，说你们身为满人，却不尊重满人的习俗，吃饭连刀都不带了，岂有此理！乾隆这绝不是小题大做，他是担心汉化的步伐迈得太快，像当年北魏那样，引发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乾隆有一次就公开发表感慨，说当年北魏搞改革，完全丢掉了自己的传统，很快就灭亡了。这个教训不能不吸取啊。 有意思的是，清朝皇帝并不排斥汉文化。他们大多都精通儒家典籍，乾隆还前后六次下江南，安抚汉人士大夫。那么清朝统治者对于汉化究竟抱有怎样的态度呢？他们认为满人不能被动地接受汉化，应该主动地使满人和汉人的文化相互接触，寻找最大共识。比如满人面临的一个核心文化问题，就是汉人儒家文化中的“华夷之辨”。这个理论要求严格分辨汉人和少数民族的界限，这显然不利于满人的统治。雍正却说，“华夷之变”中的“夷”并不是一个文化概念，而是一个地域概念。比如孟子就说过，舜是东夷之人，周文王是西夷之人。可见孟子并不认为“夷”这个称呼带有文化上的贬义。既然舜和周文王都能治理天下，说明中华自古以来就是华夷一家，不分彼此。所以满人虽然兴起于关外，但仍然可以成为中华的主人。 你看，清朝的皇帝没有被动地接受汉化，而是主动把握文化融合的节奏，使满汉两种文化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这是清朝能够长期维持一个多元一体国家的重要原因，也是对于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遥远回应。 总结 好的，今天这本书就为你讲到这里，下面为你总结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北魏前期的统治者对于汉化的态度比较保守。这一来是因为鲜卑人并没有完全接受农业生产方式，仍然保留了游牧经济。二来是因为鲜卑贵族和汉人世族之间存在尖锐矛盾，统治者需要平衡双方的权力斗争。 第二，孝文帝推动了激进的全面汉化，甚至不惜处死太子。这一来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局势需要，二来是因为他个人的文化理想。 第三，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和北魏王朝的崩溃密切相关，这是因为过于激进的汉化政策导致了鲜卑族内部的分裂，引发了六镇之乱。如何处理自身文化和汉文化的关系，这是入主中原的外来民族面临的共同问题。到了清朝，统治者没有被动接受汉化，而是主动在自身文化和汉文化之间寻找最大共识，这是清朝能够长期维持多元一体国家的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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