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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后期的混乱直接开启的中国人最为熟知的三国时代，东汉末年各路诸侯混战的情形至今还为人所津津乐道，《三国演义》用了一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来总结东汉末年混乱的原因，但是这远远不够。 小说对历史事件原因的描述现实是粗糙和具有文学性的喜剧概括，为什么东汉末年会造成中国长达四百年的分裂，东汉跋扈骄纵的权臣很多，为什么董卓的出现就让地方上冒出了那么多反对他的实力派诸侯，一个泱泱帝国竟然是会因为一个偶然的带兵进京事件而分崩离析？ 这些事情的背后绝不是一句简单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可以解释的，对于如此熟悉的三国时代我们也不能止步于小说家的分析，东汉末年种种弊端的开始，其实都可以追溯到宗室刘焉的一份奏章，为了解决当时朝廷的各种危机，刘焉提出了一项官职改革，那就是把刺史改为州牧，这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官职改革引发了后面一些列的连锁反应。 刘焉没想到的事虽然这份奏章暂时给自己带来了利益，但如同汉帝国的命运一样，他后代的命运同样的会被这样一个决定而吞噬。 （1）官制的规律中国从古到今官制变化很大，有的是不断的有新的名称出来，有的是虽然名称早已有之，但是其职责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所有的官制变化，基本上都是遵循一个规律，那就是每一个官制的改变都是皇帝和中央想要加强统治的结果，皇帝和大臣的博弈成了官制改革的主旋律，把握了这一点，你就能在纷杂的制度背后，找到那个最初的起点。 汉朝的政府结构在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的“九卿”。地方是郡县两级制度，郡的最高行政长官叫做太守，负责一郡的行政事务。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套完整的监察体系，为什么要有监察体系，因为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下，天下的财产都是皇家的，我自己的财产交给别人去打理，当然非常不放心，所以在地方进驻官员的同时，一定要再派官员去监视你。 这个监视的官员在汉代就叫做刺史，本来是不固定的，皇帝觉的你有问题了，就让你到地方上去刺探一下情况，回来向皇帝报告，所以叫做刺史。 监察体系的规律就是虽然代表皇上，但是自身的品级不能太高，这样才能更好的控制监察体系的官员，我们熟悉的汉代的督邮就是监察体系官员，为什么刘备要鞭打督邮（小说上是张飞打的，事实上刘皇叔也是很冲动的），就是因为督邮本身品级低出身低，仗着有皇权就飞扬跋扈所以刘备看不惯。 时间久了，随着东汉政治越来越不行，需要刺探的事情越来越多，而且只有监察没有实际的执行权那不还是干着急么，于是皇帝干脆就让刺史常驻地方，直接代表皇上行使对一郡的管理工作。 后来慢慢的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也就从太守变成了刺史，当然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基本上皇权时代的官职改革都是这样的模式，皇帝不放心地方，派出人去监视，久而久而监视的官员就成了地方的最高长官。 清代的巡抚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本来从名字就很好看出来，巡抚以“巡行天下，抚军安民”而名，本来都是流动的临时的，结果最后成了固定的一省的最高长官。 （2）刺史也玩不转了刺史成了常驻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之后，随着各地事物越来越难以处理，周边的匈奴西羌不断入侵，地方上军力财力都是问题，中央每天被各种坏消息弄得是焦头烂额，很多时候中央和刺史都是有心无力。 虽然刺史是最高长官，但是并没有拥有绝对的财政权和军权，这些都是各自分散在汉朝复杂的体系之中的，地方上处理起来事情，往往效率会非常慢。 这个之后汉朝宗室刘焉给皇帝出了一个主意，派德高望重的官员，去地方上担任州牧，统领一个地方的军民财所有权利，统一管理提高效率，应对当前复杂的局势，州牧全权管理地方，只对中央负责。 这个看上去很好的决定，实际上却是一个潘多拉的魔盒，这样做也就是说中央实在是没有能力直接处理事务了，一个地方全部交给州牧，州牧管理民政军事财政所有事务，出了事中央只找州牧一个人就行了，州牧按时给中央交多少钱就可以了。 汉朝的皇帝此时已经完全没有了汉武和光武的荣光，只想着尽快摆脱困劲的他们很快同意了刘焉的主张，于是全国范围内的，以州牧替代刺史的工作就这么展开了。 对于百姓而言，可能只是换了一个称呼，对于帝国而言，从此却走上了不归路，刘焉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刘焉本人当上了益州州牧，益州州牧在刘焉手中控制了六年，之后传给了他的儿子刘璋。汉献帝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璋为了对抗曹操，引入刘备作为帮手。三年后，刘备取得了益州的控制权，以此为基础创建了蜀汉政权。 这都是后话，但也是州牧制度一个典型演变。 （3）从来学不会教训东汉虽然中央政府一直不是很很强势，但毕竟威严在那里，哪怕是朝廷再黑暗，地方官员反叛中央的事情却从来没有发生，袁绍算是开了一个头。 成为各个地区的州牧们，终于尝到了甜头，一个地区所有的事务都归一个人说了算，尤其是可以招募军队和征税，这样一来就完全可以不听中央的调遣，我兵比你强钱比你多，凭什么还要听你的，这中观念上的魔鬼一旦放出来，从此四百年不得安宁。 董卓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因素，废立皇帝以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但此时的地方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董卓废了皇帝打的是太后的旗号，发号施令打的是皇帝的名义，但以袁绍为首的各路诸侯此刻已经完全不把朝廷和皇帝放在眼里了，他们所谓的反董卓联盟，不过是一个幌子，真正要做的就是抢地盘扩自己的势力范围。 但一种可以跟中央对抗的观念深入人心之后，所有的人都会有样学样，一开始是州牧权力大，州牧造反，后来哪怕是小人物出身也要造反，因为这种州牧称霸一方的制度，已经让大家看到，称霸一方成为了一种制度上可以长久实现的可能。 州牧制度不但是从制度上开启了一人独揽军民财所有大权的先河，更是从人心上打开了地方可以不听号令的先河，从此群雄割据大家眼里再也没有那个所谓的皇权，如果有那也只不过是暂时给自己遮遮羞，比如说曹操，刘备也是，只不过方式不一样而已。 令人唏嘘的是，中国的历史似乎从来不会从以前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做的往往都是饮鸩止渴的事情，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的李世民，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后代完全没有吸取历史的任何教训。 唐玄宗时期，为了解决财政和军事冲突问题，同样是采取了赋予地方全权的官职，从此也是开启了一个虚弱的中央朝廷和混乱不堪的时代，这次的官名大家更熟悉，叫做节度使跟州牧的权力一样，代表人物就是酿成安史之乱的安禄山。 总结：东汉末年从刺史改为州牧的变化，让中国陷入了长久了分裂，这种地方不服中央调遣的变化首先是从制度上的，其次更是从人心里的，有时候甚至是心里的变化比制度上更可怕。制度和人心是许多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如果只看到三国纷纷扰扰的局面只是看个热闹，那我们不管对三国故事再熟悉，也称不上是理解三国。 从制度和人心上看三国的乱局，你会比别人看的更远跟深刻透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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