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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魏晋的旧籍，会有无数名士的形象在眼前浮现，如心性洒脱的谢安，放诞不羁的阮籍，宁可打铁也不出仕的嵇康...... 他们因玄学成名，因事迹得人景仰，事迹中最得人推崇的品质，不得不数“雅量”。 什么是雅量呢？ 古语说：雅高尚之谓也；量，斗斛也。 如此说来，雅量应是一种高尚的容器。衍生来，便是一种崇高的气量。雅，是美好而雅致的，量是一种宏阔的气量。 古人最擅用词，将这样好的两字放在一起，便组合出了一种特别的品质，这种品质使人在不幸时真正能坦然面对得失与痛苦，使人不俗，更使人备受敬仰。 这个词最早用于形容人的品格是在《三国志》一书中，裴松对《周瑜传》这一篇进行注解：“干还，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孙权）叹瑜曰：‘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气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 这里的雅量与魏晋的形容并不是如出一辙，是说周瑜的才干与抱负是极为拔尖的，到了魏晋，有《世说新语》一书，对“雅量”一词有了更多不同人物的描述及精神品质的灌溉。 其一，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这一点，《世说新语》有很多例子，如，谢安同贵族们一起划船出游，船划到水中央，但见波浪翻涌，船已经很不稳了，眼看船就要翻了，船上的贵族们眼见着性命不保，纷纷开始慌乱的叫号，但谢安却神色不动，泰然如初。 面对生死都能面色淡然而不改脸色，该是内心修为极高才能做到的事，刘义庆将其归纳到雅量一类中，这该算气量的一种。 极为强悍的意志成就了广阔若凛凛江河的气量。 当然，谢安最为人称道的还不是这件事。是在淝水之战上，晋朝的国祚都压在十万兵马上，而对方有八十万大军，谢安作为首辅在大军压境前还在同人下棋。棋上风云变幻胜负难料正如阵前，谢安很稳，落子的神思都在棋局上，好像他眼前只有那一盘棋。棋未走完，捷报先至，他拿着那写着捷报的纸，眼角都未能瞧出些许波动，还是对方屏息而又紧张问：战况如何？ 谢安才缓缓答：“小儿辈大破贼。” 天大的事在他这儿，也掀不起他眼角的一点波澜，如论如何都是淡定着，这是谢安的特点，也是他在魏晋能反复被人称颂的理由。 北齐有书《皇甫和传》说：“深沉有雅量。”用在此处，正好。 其二，忍耐而默然承受有一种气量比较接地气，是在损耗到自身利益或被羞辱的时候，当事人作出的举动或反应。 试想一下，假如我们走在街上被骂了，能淡定着不变脸，不吼回去吗？魏晋名士中，就有人做到了，故称“雅量”。 有个贵族名为王夷甫，他曾托族人办一些事，但好久过去了依旧未得到任何消息，在一次宴会上，王夷甫再见那位族人，再问起此事，可这个族人却翻脸不认人，不仅没办，还气势汹汹地大发雷霆，把手中饭盒扔到王夷甫的脸上。按常人来讲，被莫名羞辱到这个程度，反手就要打人了，但王夷甫没有，他默默将脏污洗干净，拉了当时的丞相王导离开了。 忍耐是怂、是丢人吗？ 并不是。刘义庆将此事记下来，证明在他心中对王夷甫这种举动是极为敬佩的。在当时的宾客眼中，又何尝不是呢？ 王夷甫因为此举而留名的时候，那个族人在人眼中永远都是理亏的，惹人厌烦的。明眼人都会懂得。两厢对比，只会让人的品性高低区分得更为明显。 其三，尊崇自己的内心，保持本真《世说新语·雅量》中记载了王羲之的一件事，被人津津乐道，这也是传闻里“东床快婿”的由来。 说郗太傅给王丞相休书一封，要替自己闺女找个女婿，丞相回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那郗家门下往东厢一看，个个正襟危坐，仪态不凡，唯有一个人袒胸露怀在床上躺着，像没听到一般。 这人正是王羲之。 明明是没有仪态，为何被作者放进《雅量》一篇中呢？ 当时门阀之间，往往为了加强自身力量而相互联姻，是谓“强强联手”，那是以利益为前提。王羲之性喜山水，不好此道，也没想过被选中，自然不会勉强做作。 这种纯粹是源自一种本真，故被作者写进雅量篇目中。 之前说到，雅量在三国用来形容人的才气与抱负，但在魏晋广泛形容人品，且也有了不同的标准，为什么会这样呢？一、门阀子弟的文化修养和玄学追求魏晋是个追求玄学的时代，也就是清谈学说，宗旨是道家学说，老庄思想。而参与的人多是贵族子弟，他们也被灌输了儒家“礼”的概念，这时老庄的“逍遥人格”便与儒家的“克己复礼”巧妙相结合了。 也就是“神人思想”与“圣人思想”的结合。 道家主张消除情欲，无欲无求，在心；儒家主张“礼”，审度有势，修身齐家。 主张内心的“任情适性”，仪态的“哀而不伤”，故，魏晋名士能在面上情感不外露，内心旷放不羁。 二、道家的“返璞归真”，自然而然
有了“机巧”的概念，便会存“机巧”的心思，会投机取巧了，心思自然不再纯粹，不纯粹的人，精神也不会专注，只能离大道原来越远。 道家是尊崇内心归于自然的，所以这些名士亦能回归自己的本心。 刘义庆将这种本真归到“雅量”，想必也是极为欣赏这种“真”的。 唯有心无杂念，才能神色安然。 唯有坦然，才能有资格说“道”，才更能顺应天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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