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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再看第四个主题，法与经济。在探讨了法与地理的关系之后，很容易让人产生悲观的宿命观念，既然一切都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那我们为实现自由所做的努力岂不都是白费？为了平衡这种可能产生的负面情绪，孟德斯鸠紧接着论述了法与商业的关系，就是告诉读者，只有重视商业贸易，才能克服气候等自然条件加在它身上的种种限制，并最终实现理想的自由状态。这就是为什么要在“法与地理”这部分内容之后谈论经济问题的原因。我们还是从三个方面来讲这个主题：
先来看看：法与贸易的关系。孟德斯鸠认为，商业贸易适合自由政体，并且能够促进自由政体。 孟德斯鸠之所以如此重视商业的作用，和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很直接的关系。孟德斯鸠虽然出身贵族家庭，但当他从父亲和伯父那里继承财产和爵位的时候，家道已经衰落，同时继承的还有一身债务。《论法的精神》出版的前几年，孟德斯鸠的经济状况仍然十分糟糕。在他给自己女儿写的一封信里，他告诫女儿务必节俭度日，还特别强调，现在经济状况还没有好转，还不是给她添制新衣服的时候，能省就省一点。他为了省钱，甚至连女儿结婚时的仪式都省了，可见当时他的财务状况。对于当时的贵族而言，财富就是社会地位的保证，而且孟德斯鸠还渴望能从男爵上升为侯爵，所以，他必须想尽办法创造财富。因此，挣钱对他而言，就不是一件有违贵族身份的难为情的事情。 而事实上，孟德斯鸠也的确非常擅于经商，他通过土地买卖和交换以及成功的葡萄酒经营，积累了大量财产。仅仅根据一份公证档案的记载，孟德斯鸠购买地产就有41次，交换地产20次，出售地产6次。他一点都不避讳自己在经商方面的所作所为，他说“我丝毫不喜欢通过宫廷走门路而得到发迹，我想通过经营地产达到目的”。 我们都知道，孟德斯鸠早年曾经买下过法官职位，而当时在波尔多，做一名法官的年收入是375里弗尔，庭长的年薪是750里弗尔。里弗尔是当时法国的货币单位，直到1795年之后才改为后来的法郎。而他临终前的年收入竟然高达6万里弗尔，是他做庭长时年薪的80倍，即便和当时非常有名的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相比，也是他为《百科全书》编辑收入的50倍。这和当年牛顿炒股亏掉了自己十年的收入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牛顿说，自己能够计算出天体运行的规律，却计算不出人类的疯狂。要是孟德斯鸠听到这句话，估计会向牛顿好好传授一下自己的经商秘诀。所以，孟德斯鸠其实是一个很会赚钱的人。因此，尽管当时的社会对经商的评价不高，但他却要极力为商业活动辩护。法与贸易的内容部分对孟德斯鸠本人也是非常重要的。 正因为如此，孟德斯鸠在论述这部分内容时竟然用一篇散文开头，题目是《向谬斯女神祈求灵感》，在一本严肃的理论著作中突然加入这种文学化的表达，风格跳跃太大，显得非常突兀，当时出版前就有人建议把这篇散文删除，但孟德斯鸠坚持保留。你可能也会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作者要在谈论商业之前突然改变文风呢？ 原因有三：
而且，当时社会对于商业还有负面评价，投身商业会被认为有悖传统道德，所以，孟德斯鸠也希望文字的美能够帮助读者把注意力从传统道德约束中移开，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商业辩护。 在他看来，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把宗教宽容、商业贸易以及政治自由三者结合得最好的国家，而在这三者关系之中，商业正是其他两者的基础。 首先，孟德斯鸠认为，重视商业的社会心态必然会更加开放。人们在贸易当中会频繁接触和自己不同的人群，能够更多地体验世界的多样性和各自存在的理由，培养更为宽容的心态。而且，如果一个国家宗教信仰不自由的话，它的商业也很难发展起来。因为如果有人可以随意剥夺他人的思想自由，当然也就可以随意剥夺他人的生命和财产。所以，当年依靠远洋贸易迅速崛起成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就特别重视信仰自由。 1600年4月，一艘远洋航行的荷兰船只漂到了日本九州岛，船上幸存有24名船员，当地人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德川家康。当时的日本政府特别担心这些外国人会利用宗教控制日本，但领航员英国人亚当斯随即向德川表示，荷兰信仰新教，奉行宗教与经济分立的政策，只要能够做生意就好，至于信不信教完全无所谓。正是这艘慈爱号的意外搁浅和亚当斯的言论打动了日本，1605年春天，慈爱号船长手持德川家康颁发的贸易许可证返回荷兰。此后，日本就不再和西班牙这些打着贸易旗号在日本传播天主教的国家来往，而选择与荷兰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外贸关系，并由此兴起了一门研究欧洲的学问——兰学。你看，一个重视商业的民族，往往宁愿牺牲政治和宗教利益。英国和荷兰就是这样非常务实的国家。 另外，重视商业的社会会更加追求自由。你想啊，商人是非常现实的，他肯定不会每天想着如何献身国家、如何服侍权贵，而只会想着怎么才能赚到更多的钱。这样一来，专制政体所需要的奴役思想和君主政体所需要的荣誉观念就不容易产生，甚至连宗教拿来恐吓信徒的末日审判可能都不会再有人关心。 孟德斯鸠以英国为例，他说为什么这个国家就很少出现像法国一样多的谄媚者和阿谀奉承的人，就是因为大家都在忙于赚钱。就连古龙笔下的上官金虹和孙老头这样的人，好像也很少和金庸书里的人物一样动辄华山论剑、比武招亲，而是忙于争地盘、开钱庄、办分舵，商业社会来临，侠客们连打架的功夫都要没了，谁还有闲工夫每天围着权贵嘻皮笑脸？ 你看，这样一来，尽管商业氛围的确会带来很多弊端，但至少有助于形成自由政体所需要的思想土壤。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商业社会，也总要好过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的专制社会吧？ 我们再看，孟德斯鸠认为，贸易的精神本质上就是自由的精神。一个商业发达的社会才能更好地实现和保护自由。而且，商业天然地需要自由安全的政治环境，只有在自由的政体中才能如鱼得水。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政体下，商人才敢于增加投入，获取更多利润，而在专制国家就不可能。用孟德斯鸠的原话来说，就是在专制政体下，人们致力于保存，而在自由政体下，人们致力于获取。难怪孟德斯鸠认为，商业是专制国家实现自由的唯一途径。 但是，你也别以为孟德斯鸠如此抬高商业的作用就只是为了自己的经商行为辩护，这样就太小看作者了。他是借谈论商业贸易的作用，来对法国的政治现实进行委婉的批评。比如，孟德斯鸠就批评法国政府出于征服目的而对外扩张。如果一个国家成为了一个商业社会和贸易国家，它就没有必要借助战争致富。即便它把一些国民送到远方去殖民，其目的也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扩大通商。这一点咱们可以通过鸦片战争加以说明。其实最开始，英国人并没有打算直接诉诸战争，而是派遣了马戛尔尼来到中国，觐见乾隆皇帝，开始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扩大对华贸易，开放通商口岸，后来谈不拢，又有各种贸易逆差，才发动了后来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 反正，战争征服并不是它最初的目的。但是和英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恰恰是孟德斯鸠生活年代的法国。仅在路易十四的统治期内，法国就参加了四次大的战争：1667年至1668年与西班牙争夺荷兰的遗产战争，1672年至1688年的法荷战争，1688年至1697年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九年战争，以及1702年至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而晚年甚至把法国税收的一半都用在凡尔赛宫的支出上。所以人们说，路易十四一辈子就热衷于两件事：打仗和盖楼。仅这两项就耗尽了法国国库，让法国政府债台高筑。 孟德斯鸠对路易十四热衷于对外扩张的做法非常不满，他就不断在书里赞扬英国如何重视贸易的作用而不轻易发动战争，来委婉批评法国的做法。英国会为了商业利益放弃政治利益，而法国则会为了政治利益牺牲商业利益，这是非常不明智的。他希望法国君主相信，通过商业扩张而不是军事征服，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 再比如，他还对贸易进一步区分为节俭性贸易和奢侈性贸易，并批评法国盲目开设银行的做法。认为，法国的政体和别国不同，在法国，贸易主要是为了满足君主一人的奢华需要，君主也舍得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多花钱，所以从事的是奢侈型贸易。但在多人执政的政体下，大家都没什么钱，贸易主要是建立在薄利多销的基础之上，所以节俭是必须的。不同的政体适应于不同的贸易形式，这不是想改就能改的。关键是认识到自己国家贸易的属性，而不能违背事物本身的性质。 比如，银行就只适合在从事节俭贸易的国家建立，而不适合法国这样的君主国家设置。因为一旦在君主国家开设银行，就等于把权力和金钱分置于社会两端，让权力掌握在较低阶层的个人手中，有权的人没钱，有钱的没权，结果是什么？必然是权钱勾结或者社会动荡。孟德斯鸠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思想，主要是为了批评法国财政部长约翰劳的经济政策。为了解决法国政府的财政危机，约翰劳盲目相信银行的作用，认为纸币是银行发行的，银行就能创造财富，银行就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原动力和创造力。当上法国财政大臣后，为了应付千疮百孔的财政，采取开设银行、滥发纸币的做法，推行所谓“劳氏制度”，结果导致通货膨胀、财政紊乱，使法国经济陷入破产状态。 孟德斯鸠还坚决主张贸易自由，从而尖锐地批评法国的包税官制度。所谓的包税官，是当时法国大革命之前存在的，替国王包征全国某些赋税的代办人，他按照一定比例抽取税赋上交国家之后，剩下的就可以作为自己的收入。为了获利，他们往往用尽各种手段压榨人民，因而遭到人民的广泛痛恨。现代化学之父拉瓦锡当年就做过包税官，他向包税局投资了50万法郎,承包了食盐与烟草的征税大权,实际上就是买官敛财。在法国大革命中，激进派为讨伐专制时代的官员，发布逮捕所有包税官的命令，大批包税官被捕，拉瓦锡也在其中。尽管他申辩说：“我和政治毫无关系，做包税官所获得的钱，都用在了科学实验上。”但最终还是被押上了断头台。 孟德斯鸠之所以如此反对包税官制度，就是因为他们会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给商人制造各种麻烦，抽取过高的关税，这也破坏了贸易自由。而英国在这方面做得就比法国要好得多，他们的关税由政府直接办理，经商非常便利，商人根本无需耗费任何时间，也不需要支付额外支出来承受包税官带给他们的一切困难。 你看，通过和英国的对比，孟德斯鸠不断地批评法国在贸易方面存在的种种弊端，并希望法国能够通过贸易政策的调整来培养自由的土壤，从而避免革命悲剧的发生。 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法与贸易的关系：
既然作者如此推崇商业的作用，就必然要谈到商业的一系列支撑条件。比如，为了给商业活动提供信贷支持，银行制度才得以产生，为了方便交换，纸币发行制度才得以建立，出于分解风险的需要，公司制度才开始出现。因此，作者接下来转而论述法与货币的关系问题。作者的核心思是：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应该适合政体和贸易的需要，而用设立银行、滥发纸币的方式解决财政危机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 要想了解孟德斯鸠的货币观，就得先了解他的论敌约翰劳的经济思想。约翰劳家里从事金融业务，所以他从小就在父亲的会计师事务所学习，天生对数字非常敏感。不过，饮酒无度还赌博，所以把巨额遗产挥霍一空。1694年，他在一场决斗中杀死了情敌，因此被关进英格兰监狱的死牢，后来靠贿赂流亡到法国，遇到了法国摄政奥尔良公爵。 约翰·劳 两人在赌桌上认识以后，约翰劳不断向他推荐自己的货币政策，他认为，既然现在法国到处缺钱，如果有大量的钱进入市场，就可以刺激经济，增加就业，然后市场对货币的需求又会越来越大，就会进入一种良性循环。当时的法国，全年的收入一半以上用来还利息都不够，而且新的债务还在不断产生，奥尔良公爵也急需有人帮助他解决财政危机，两人相见恨晚。1716年，公爵支持约翰劳成立了法国第一家私人银行——通用银行，其主要任务就是发行纸币。 现在我们都知道，货币有名目价值和实际价值的区别。名目价值就是铸币表面所表明的成色和重量，而实际价值则是铸币的实际成色和重量。当时法国的经济状况很糟糕，所以人们就经常降低金银币的成色，但仍然按照原面值流通。比如，拿8两的银子当10两来用，这说明货币流通过程中人们看重的是货币的符号形式而不是其实际价值。既然如此，仅仅具有符号价值而没有实际价值的纸币，当然更加便于携带和流通，也更加稳定，因而逐步取得了货币地位。约翰劳进而认为，既然纸币是银行发行的，那银行就能创造货币，因此，只要政府缺钱，就可以通过建立银行、发行纸币的方式加以解决，这就是片面重视银行作用的所谓“劳氏制度”。 1717年，他成立了一家叫密西西比的公司，获得了北美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贸易特许权。按照约翰劳的说法，密西西比河流域遍地金银，只要法国人随便拿一些商品就能跟当地的印第安人换回一堆金子。当时法国的国库券严重贬值，手里拿着十万的国债，可能年底能剩个三万就不错了。但是如果投资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可能就会翻上好几倍的价值。所以，公司一经设立，股票就被全民疯抢。当时甚至有贵妇为了买股票，天天在路上等约翰劳的马车，终于有一天看到了，就下令让仆人把马车撞到树上，制造一起交通事故，然后等约翰劳下车询问的时间，赶紧上去要求申购股票。 在这样疯狂的需求下，约翰劳进一步利用银行超量发行纸币，仅仅在1719年短短5个月的时间，银行就印了10亿里弗尔的纸币，要知道，当时孟德斯鸠担任法院庭长的年收入才750里弗尔啊。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后来随着密西西比公司股票的泡沫破裂，很多法国人血本无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人都不再相信银行和纸币。约翰劳的经济政策致使法国经济陷于破产。 孟德斯鸠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针对约翰劳的经济政策提出了自己的货币思想。他和休谟一样，都反对银行的发行，尤其是反对以纸币发行为基础的信用。在他们看来，货币的价值、商品的价格决定于货币的数量。在商品数量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数量增加，商品价格就会同比例提高。所以人为地增加货币数量，对一个国家并无好处，有时甚至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其实，对约翰劳政策的不满早在他写作《波斯人信札》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只不过那个时候，他的批评更为直言不讳：“在用了许多猛烈药剂之后，他以为已经使法国恢复了丰腴，实际仅仅使法国肿胀。”这种对约翰劳的激烈批判可以看作孟德斯鸠对法国君主专制制度不满的表现，是一种指桑骂槐式的宣泄。不过话又说回来，约翰劳过分重视了银行的作用，但孟德斯鸠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过于轻视了银行的作用，这些都是他的历史局限性。 不过，作为经济史上“货币数量论”的代表人物，孟德斯鸠的地位还是被经济学界忽视了。尽管如此，还是有人给了孟德斯鸠公正的评价。1939年，凯恩斯在其《通论》的法文版中，将孟德斯鸠说成是“真正的法国的亚当·斯密，贵国经济学家中最伟大的人。” 我们现在总结一下法与货币这部分的观点：孟德斯鸠认为，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应该适合政体和贸易的需要，以设立银行、滥发纸币等方式解决财政危机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
商业的发展离不开银行和货币政策的支持，商业的繁荣同样也要依靠充足和不断增长的人口。但是，由于黑死病和梅毒、洪水，甚至多妻制的影响，当时法国和世界的人口都有减少的趋势。孟德斯鸠对这一趋势非常担忧。没有人口，经济就会失去持久的发展动力。因此，他在讨论完商业问题后，自然就转而谈论人口问题。 我们在第一期导读里就曾经说过，理解孟德斯鸠的这本著作，关键的两个抓手是他对王权和教权的态度。孟德斯鸠的人口思想也不例外，同样也是指向专制主义和天主教会的。 先来看看专制主义对人口的影响。孟德斯鸠认为，一个国家的政体对人口的增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贫困之家子女众多，因此就有人认为，人越穷就会越重视生育，税赋越重，越能让人勤奋工作。但孟德斯鸠不赞同这种观念，他举例反驳：美洲的妇女为了避免让自己的子女也遭遇到他们的不幸，就宁愿堕胎也不生育，在这些专制国家里，贫富差距极为悬殊，很多穷人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怎么还能想到培养一些在孩提时代就不断在疾病中过日子的子女呢？可见，是政体的性质而非贫富差异，影响了人口的增长。共和政体和自由有利于人口繁衍，专制政体的不自由和贫穷不利于人口繁衍。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瑞士和荷兰的土地是欧洲最烂的，但人口却最为旺盛？ 孟德斯鸠还举了东方专制国家的多妻制，说明政体对人口增长的影响。他认为，服务于专制主义的多妻制也是不利于人口繁殖的。这可能和你的直觉正好相反。我们一般会认为，一个男人如果只有一个老婆，最多一年只能生一个，但如果他娶了很多老婆，不是应该生出更多的孩子吗？ 其实不是。在实行多妻制的波斯人中，更常见的现象反而是，一个男人在妻子众多的后房，反而只有几个孩子，而且十之八九体质虚弱。不但如此，为了监视妻妾，就要有更多的阉人，阉就是阉割的阉。阉人，就相当于中国的太监，而且，还需要伺候众多妻妾的婢女，这些婢女从一生下来就注定只能以处女之身老去，你看，为了一个男子的乐趣，白白占用了这么多生育资源，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岂不是大大降低了人口出生率？像君士坦丁堡和伊斯法汗这两个世界上最大帝国的首都，几乎每世纪都要召来一个整整的民族，补充首都日益凋敝的人口。所以，孟德斯鸠特别反对专制政体下的多妻制。 还有天主教对人口的影响。如果你对基督教发展历史有所了解的话会知道，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天主教原则上是不准离婚的。孟德斯鸠认为，天主教这个不准离婚的规定，也是造成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这话怎么理解？我们举个例子。你可能知道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国王约翰，就是当年不断发动战争，但每打一次仗领土就要缩小一点的那位“失地王约翰”，后来1215年被贵族们逼着在伦敦郊外的一处草坪上，签署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份宪法性文件《大宪章》。 约翰的母亲名叫埃莉诺，约翰是她的第八个孩子。埃莉诺是法国封地阿奎丹的公主，后来嫁给了法国国王路易七世而成了法国王后。但这位路易七世一心想为法国王室生下一个男性继承人，可偏偏埃莉诺就是不争气，结婚七年才给他生了个女儿，两人感情迅速降温。路易七世以“不守妇道和不能生育男性继承人”为理由，向教廷申请撤销自己与埃莉诺之间的婚姻关系，教会原则上是不准离婚的，但也架不住路易七世态度坚决地上诉，最后好不容易以“近亲结婚”的理由宣布他们的婚姻不合法，终止了这段19年的王室婚姻。 可是，这边离婚才一个多月，埃莉诺那边就立马和比她小十岁的英国国王亨利二世结婚了，而且这次再婚，埃莉诺可谓是知耻而后勇，先后给亨利二世生下了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其中就包括失地王约翰，埃莉诺也被后人称为“欧洲皇家祖母”，真是给前夫狠狠地打脸啊。你看，如果教会当初不准许埃莉诺和路易七世离婚，这后来的八个孩子不就没有机会出生了吗？而当时，要想离婚还真是很不容易，路易七世离得这么顺利，也算是非常罕见的。 后来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和西班牙公主凯瑟琳结婚后多年无子，亨利八世也想离婚，然后和自己看上的宫女博林结婚，但是罗马教廷死活不同意，最后亨利八世一怒之下脱离了罗马教廷，建立了英国国教。国王尚且如此，一般的教民和信徒离婚自然更是难上加难。难怪孟德斯鸠认为，不准离婚的戒律影响了人口的增长。 除此之外，天主教提倡独身的教义也十分不利于人口的增长。他们认为，独身比婚姻更为神圣，因而禁止神职人员结婚，要献身于永远的禁欲生活。孟德斯鸠对这一教规非常痛恨，在早期的《波斯人信札》里就尖锐地指出：“我不知道这种毫无效果的事业为什么反而会被尊奉为德行？这种教规不知道摧毁了多少人，比瘟疫和最惨烈的战争还要厉害。修道院这个永恒的家庭从没有生育过一个人，但它自身的存在却要靠无数的家庭来供奉。像一个无底洞一样，吞没未来的种族。”所以，在孟德斯鸠看来，传统的天主教不利于人口增长，进而不利于商业繁荣，而新教在这一方面恰恰可以弥补天主教的不足，它不鼓励出家，允许生男育女。这种倾向性实际上也引出了下一编对“法与宗教”关系的探讨。 我们来总结一下“法与人口”这部分的观点：孟德斯鸠认为，商业的繁荣离不开充足和不断增长的人口，但是专制制度和天主教义都不利于人口的繁荣。
关于法与经济这部分内容我们就讲完了，再来回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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