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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江都诗协 得悉钱春绮先生驾鹤西行的消息，心中着实悲伤痛惜了一个时期。记得前年去上海，还曾专程到大华新村先生现在的寓所拜望先生，那时先生虽因腿伤行动有些不便，但身体，特别是精神还是很好的。时隔两年，想不到先生竟这么匆匆地走了。
据网上介绍，钱春绮先生，1921年生，文学翻译家，江苏泰县人。1946年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曾先后在上海市立第四医院、上海卢湾区医院、上海静安区医院从医。1960年，钱先生辞职离开医界，专职从事自巳喜爱的诗歌翻译工作，曾任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除了几部医学著作外，钱先生的译作主要有歌德《浮士德》、《歌德诗集》、海涅《诗歌集》、波德莱尔《恶之花》、德国中世纪史诗《尼贝龙根之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六十余部，总字数近千万。曾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是我国翻译界的资深翻译家。
网上的资料当然有它的来源和根据。但据我所知，钱先生却实实在在是我们江都市小纪镇人。钱先生的父祖是制卖香烛的商人，在小纪镇，有一定年龄的人，提起“钱家香店”是没有人不知道的。之所以将钱先生的籍贯说成是江苏泰县（现姜堰市），大约和小纪镇毗邻泰县，历史上也曾归属过泰县有关。我和钱先生相识，是由我爱人的老师高锡堂先生介绍。三十多年前，我从部队回乡探亲，得见高先生。当高先生知道我喜爱文学、喜欢读书后，便表示要把我介绍给他的老友钱春绮先生，并写了介绍信件。这样我在休假结束赴杭州作例行健康疗养途径上海时，便专程到南京西路钱先生当时的寓所拜访了钱春绮先生。
那时的钱先生六十岁上下，身体健康，态度十分谦和，神情之中透露着一丝忧郁。也许是初次见面，钱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不太善谈。我那时不自量力，凭着手头的一本清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便想做《楚辞今译》的事（那时文禁刚开，书店里此类书不象现在这样容易见到）。所以话题自然是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主要是谈诗歌。钱先生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便翻译出版了海涅的《诗歌集》、《新诗集》、《罗曼采罗》（原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对《歌德诗集》、《歌德叙事诗集》等歌德诗歌集的翻译，也早在六十年代初便已完成；而用力最勤的《浮士德》的翻译，“文革”前也已告竣。可惜多数译稿，都在“文革”中被毁或失落，只有部分幸免。例如《浮士德》的两个下半部都在“抄家”时被抄走，两个上半部因为当时放在友人处而幸存。所以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钱先生的上述译作，不少是后来新译或补译出来的。钱先生谈起这些往事，虽然感慨万端，然而心境却很平和的。谈到《浮士德》的翻译，钱先生讲在日本《浮士德》的译本有三十多种，而在偌大的中国，直到六十年代，也仍然只有郭沫若三十年代的译本一种；而且郭译是从英文转译的，不像钱先生的译作直接译自德文。由此可见当时我国文化建设之一斑。我曾请钱先生翻译介绍一些现当代外国诗人与诗歌，钱先生当时讲“我只搞死人，而且是外国死人，这样比较保险；例如荷马，例如莎翁，例如歌德、海涅，例如托尔斯泰，这些文学巨匠，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对他们都有定论，中国的‘之流们’还能说些什么”。其实钱先生忘记了他吃的是这些“外国死人”的饭，而在那个特殊时期吃的也正是这些“外国死人”的亏。当然钱先生的这个观点后来好象有所改变，因为在《世界文学》杂志上，有时可以看到钱先生的译诗，而且在飞白主编的十卷本《世界诗库》德国部分，也选收了不少钱先生的译作，其中便有如李利、恩克龙、霍尔茨等这些近现代德国诗人的作品。
钱先生早年从医，记得告诉我学的是耳鼻喉科专业；后来弃医从文，除了在医学院所修的德文外，又自学了英、法、日、俄几种文字，并研修了古希腊文、拉丁文、土耳其文。除了歌德、海涅的诗歌外，德国中世纪的诗人瓦尔特，十六、十七世纪的诗人萨克斯、格吕菲乌斯，十八、十九世纪的诗人金特、莱辛、席勒、缪勒、韦尔特等人的作品钱先生也有译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钱先生翻译了德国中世纪的伟大史诗《尼贝龙根之歌》，把这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填补了我国史诗翻译介绍上的一项空白，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先生晚年用力最深的是对尼采的翻译，一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原文不足30万字，先生加的注释便达到近6万字。钱先生的译作，文笔流畅优美，读来毫无滞涩之感；而钱先生撰写的《译后记》，则是绝好的导读文章，脚注则以资料翔实，释意精辟见长。我的体会，就外国诗歌而言，读荷马史诗当读罗念生、王焕生，读莎翁诗剧和十四行诗当读方平、屠岸（散文译本则是朱生豪），读但丁当读朱维基，读弥尔顿当读朱维之，读普希金当读戈宝权，读华兹华斯当读黄杲炘，读歌德和海涅当读钱春绮。钱先生对于德语文学特别是德国诗歌的译介，确实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
我和钱先生的交往，主要形式是通信。钱先生在信中说，我们是乡亲，又是以文会友，所以感觉亲切。乡亲自然是事实，以文会友在我则是断不敢受的；对于钱先生，我始终是执晚辈后学之礼。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翻阅了保存的钱先生的来信，发现那时我的主要目的是三个：一是就外国文学、外国诗歌的一些问题请教钱先生；二是就我业余搞的《楚辞今译》和《李白、杜甫诗歌名篇合译》的事希望得到钱先生的指点；三是托钱先生在上海给我买书，因为那时我随部队驻守在戈壁滩上，买不到要看的书。钱先生对于我的问题和愿望，总是详尽的给予解答，尽力的给我满足。为了给我买书，钱先生跑了不少上海的书店，包括出版社；为了给我找一部《圣经》，钱先生多次出入教堂。找到了还要花邮费亲自到邮局往新疆给我邮寄；书买不到还要写信向我打招呼，告诉我他所了解到的出版信息。现在想来，我那时实在是少不更事，无端给长者添了不少麻烦。至于在文学知识方面给我的教益，则就更难尽述了。例如关于外国诗歌的“诗形”、“诗体”、“诗格”等，钱先生在信中给我作了详细的讲解，并且举莎剧《哈姆雷特》中的成句，向我说明英文原文的音步、抑扬情况和汉语译诗的对应关系。钱先生对于晚辈后学，实在是关心备至、诲勉有加的。钱先生的心又特别细，发现一封信在路上要走十天，后来给我写信便使用“航空”，指望走得能快些，殊不知一用“航空”，倒比平信更慢了两天。又很节约，给我写信，信纸往往是用公函的反面；信封有时则用用过的公函信封拆开重糊或干脆自制信封（那时还没有强调要用标准信封）。还要说的是，钱先生虽然在上海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和我们说话，却决不打“上海白”，而是一口地地道道的纯正的里下河乡音。
在我的书架上，静静地插立着钱先生亲笔题赠的歌德的不朽诗篇《浮士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这部精彩的译作与钱先生其他译作一起，完全可以进入“名著名家名译”的行列。钱先生以学医始，而在弃医从文之后，踽踽独行，作了一个“翻译个体户”，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是钱先生的不幸，又是钱先生的大幸。钱先生和我谈起过进入上海文史馆的感受，丝毫没有流露出晚年终被承认的自豪与喜悦，只是淡淡地说：“我的手稿在我身后可以有所着落了。”
钱春绮先生走了，这是中国翻译界的一大损失，更是中国读书界的一大损失。眼下正是清明时节，读着钱先生的译作，寄托对先生不尽的哀思与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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