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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乌镇看了易立明导演的“等待戈多”，极为感动，似乎这么多年我一直是在等待这一版“等待戈多”的问世，其流畅亲切的台词完全打破了我入戏的困难，甚至把我的观剧变成了一次认真聆听和学习的机会。最让我高兴的是，过去含含糊糊理解的东西变得清晰了，过去得到的一些音符变成了旋律，终于贝克特的这部经典不再吓退我，我可以小心翼翼地走近它的世界，而内心的感恩自然就会油然升起。 我很早就知道贝克特的大名。1978年，当我阅读杨·克诺布夫的“布莱希特戏剧手册”时，就发现布莱希特非常推崇贝克特，认为他的戏剧是属于未来的戏剧。布莱希特也非常喜欢“等待戈多”。1953年，他就开始着手处理“等待戈多”的德译本，准备自己执导这部作品，可惜没有完成。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关注“等待戈多”，但看了几个国内外版本的演出后，觉得这部剧非常乏味，就打消了研究这个剧本的想法，而只是笼统地把这个剧本总结为是表现生命的无意义，于是，这部作品的含义被我简化又简化，在某种意义上，我完全切断了通往这部经典的道路。 没想到，过了那么多年，易导对这部作品的解读又打开了我的视角。他的文本，他和演员们的舞台呈现让我看到了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所以此文绝对不是评论，而只是想记录一下：这场演出是如何让我理解剧本和导演的演绎。 剧本的形而上层面：弗拉基米尔和艾斯德拉贡 看完易导的这个版本，我对被称为是流浪汉的弗拉基米尔和艾斯德拉贡这两个人物有了新的认识。这两个人物没有具体的身份，只是身上带有微弱的个性特点，弗拉基米尔像一个读书人，而艾斯德拉贡则是常挨打的底层人。这两个人物几乎一直待在某个地方转悠，也非常熟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在我看来就是“精神领域”。这两个人物似问非答的交谈，反映了作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思考的一些与形而上有关的问题,譬如：上帝到底是善还是恶？上帝还起什么作用？人们为什么还在期待上帝？以及这种期待的实质是不是与绝望和死亡有关？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两个人物当然很难被观众理解，因为他们的任务不是完成日常的各种动作和动作线，而是要促使观众思考作者自己想思考的问题。这在当时肯定是惊人之举，就是在现在也成为了不少人走近这一作品的障碍。 弗拉基米尔和艾斯德拉贡以断断续续，神神叨叨的谈话对上帝主宰的生命（在西方起码是长达两千年的传统）提出了置疑，并以一种“非现实主义”的手法回答了当时社会普遍的问题：存在的价值。贝克特把这两个人物设定为上帝创造的亚当和夏娃（当然现在也可以是一对可爱的基佬），他借弗拉基米尔的口说道：“你看上帝他老人家，造人的时候就怕一个人受不了，造个亚当不还配了个夏娃嘛”。这句话清楚地点明了：这两个人物就是上帝的造物：人类。他们几乎形影不离，他们也无法承受一个人独处带来的孤独，在某种意义上，这无疑也是造物主给与的恩赐。这两个人以习惯的等待来“善待”自己的生命，等待是他们的一种下意识行为，是完全无法控制的行为。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等待戈多呢？戈多究竟是谁呢？戈多实际上就是控制生命的上帝，令人失望的上帝，把人世搞得乱七八糟的上帝，像恶魔般的上帝，因为上帝没有阻止人类的劫难。以弗拉基米尔和艾斯德拉贡为代表的欧洲精神，经历了人类一段黑暗历史后，看到的不仅仅是满地的废墟，而且也几乎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精神传统：譬如人文主义变得像胡萝卜那么细小。但最终，他们还是要转向上帝和圣经，转向精神家园的发源地。但他们同上帝的关系也非常奇特，一方面他们质疑自己和上帝的关系，譬如自问：向上帝忏悔究竟有什么用处？同时，他们也置疑上帝作为救世主的意义，弗拉基米尔提到了上帝只救了同时被钉在十字架上两个小偷中的一个，从而间接地置疑忏悔的意义，担心上帝不会很快把他们收去，而是让他们在地狱万劫不复。总而言之，基督教的传统在他们的心目中已经开始粉碎，他们感到困惑。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以等待的方式肯定他们与上帝的绑定（艾斯德拉贡说：“我问你咱们是不是跟他绑定了？”），从而表现他们对上帝的“忠诚”。即使他们对上帝抱有怀疑，但他们仍然不厌其烦地用反问来抵消这样的怀疑。那么他们等待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死亡，他们等待的是死亡。弗拉基米尔说：“每个人都得背负自己的那点罪孽，直到死。直到被遗忘，才能解脱。”在他的眼里，“这世界就是停尸房”。面对人世的无意义，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能被上帝早早地收走。这两个人物的谈话充分说明了，欧洲的精神已经处于衰老的阶段，临近死亡的边缘。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精神领域的缺席又会让他们产生对新精神的饥渴。抬头而望，精神大树几乎完全枯萎，但树枝上的每一片新叶能会让这两个人发出惊讶的声音，毫无疑问这片新叶象征了一种绝望，一种充满新希望的绝望。这充分表现了他们这两个人身上的悲剧成分，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最高级的喜剧成分。 精神层面的枯竭也表现在这两个人物对思考的看法。他们不停地说话，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这样就可以不用去思考，也不要去凝听。正如弗拉基米尔所说：“我发现思考本身不是最可怕的，通过思考形成的思想才是最可怕的。千千万万死去的人怎么死的？”这几句话不就充分说明了贝克特对西方哲学的谴责吗？！西方精神的一个鼻祖亚里士多德说过：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显然战后的精神对这种说法表示了怀疑。二战后不少哲学家提出了质疑思想史的问题，就证明了这点，而贝克特是第一个把这个问题抛到了舞台上。 当然，这两个人物的等待也是充满戏剧性的，一方面当他们没有耐心时，他们会想放弃，会想闭上自己的嘴，会想各奔前程， 但另一方面他们又非常执着，因为等待这一意愿，而不是真正的行动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他们努力在这种消极状态中找到生存的动力。而每当他们等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可爱的天使（以一个小男孩的形象），来重新点燃他们的希望。这一希望可以解释为是战后经济开始复苏，可以是存在主义的出现，反正是地平线上的某种新风景罢了。在下半场，天使明确地提出了他是该隐（两兄弟中的一个，专门赶山羊），也就是恶天使，从而表明了他们等待的无非就是上帝和魔鬼的重叠。也说明了他们自身也并非无辜之人。 贝克特笔下的形而上世界是衰败的，是形而上世界的一次自我谴责，那么他的形而下世界又如何呢？ 剧本的形而下层面：波卓和幸运儿 贝克特非常清楚，组成社会的不仅是上层建筑，而且还有不可缺少的经济基础。他把波卓和幸运儿带入弗拉基米尔和艾斯德拉贡的世界，可谓是聪明之举。波卓一上台就明确告知这两个糊涂蛋，这里是他的地盘，无非是要说明他就是这里的上帝。然后就以虐待幸运儿的行为来杀鸡给猴看，并想以此激怒这两人的怒气和反抗。波卓也完全不搭理他们提出的问题，并看穿了他们懦弱的本质（暗示：二战时，德国知识分子的失声，包括流亡），并巧妙地回避了他们的责难。波卓说：“想一想，如果命运捉弄我，我有可能会是他（奴隶幸运儿），他有可能会是我，人各有命。”面对这一哲学命题，面对为统治者辩护的这种陈词滥调，弗拉基米尔和艾斯德拉贡几乎完全失声。 上半场，幸运儿的那段有关上帝的独白，也就是波卓认为的“一段思想”非常精彩。幸运儿说：“有个胡子雪雪白的上帝，他的存在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他在那个冷漠的高处深爱着我们每个人，当然也有一些不知道什么原因的例外，不被上帝所爱，但是时间将会说明上帝会和那些不被他所爱的人一起经受苦难，同时时间也还能够证明，就算生活在苦难里，就算生活在烈火里，但是如果这烈火继续燃烧，就会点燃苍穹，就是会把地狱炸上天……”。这段话多少有点牧师的口吻，牧师惯于用这样的解释来对被压迫者进行疏导，好让他们看到天上地狱的消失，好让他们憧憬上天的翠蓝。但对弗拉基米尔和艾斯德拉贡来说，幸运儿的遭遇虽然让他们不安，但对他们没有任何触动，就像希特勒上台时，很多知识分子也毫无警惕那样，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百姓的诉求，也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可以迷惑百姓的途径。在波卓和幸运儿走后，他们也只是感谢波卓和幸运儿帮他们消磨掉了点时间，完全忽视现实的本质。 下半场，当波卓和幸运儿重新出现时，弗拉基米尔和艾斯德拉贡因为长久地等待已经变得完全麻木，好奇心似乎也已经荡然无存，面对世俗的衰败(瞎眼)他们只是不断地在玩文字游戏。弗拉基米尔说：“生命就像在坟墓上生孩子，还难产……我们有时间去变老，空气中充满了我们的哭喊声，但习惯让我们对这种声音麻木了。”麻木不仁成为了他们的告白。 很明显，贝克特笔下的现实世界充满了压迫和残暴，只是很容易消失在那些所谓“勤于思考的人”的懒惰中。 上吊是形而上和形而下世界的纽带 在弗拉基米尔和艾斯德拉贡的世界里，上吊是他们唯一想要做的试验，也是唯一接地气的动作。但就连他们寻死的行为都没有一点幸运儿的英雄气概，而是充满了讽刺的意味。剧终，他们不仅没有足够长的绳子，就连说话的底气也无影无终。贝克特是否要通过上吊的失败来暗示他的同代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无能呢？ 这里，我联想到最近读到的一篇文章，文章谈到沃特金斯在他的著作《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的第二章，提到了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格吕内瓦尔德的祭坛画。这副画上的耶稣显然患有“梅毒”，文章的作者认为这一极其丑陋的耶稣为人类共有，他遭受了人间的残酷和苦难才变成了这一惨象。我非常同意作者的观点，只是联想到“等待戈多”这个剧，我突然发现耶稣身上的伤痕只是表象，人精神上的“梅毒”才真正令人畏惧。最可怕的是这种精神梅毒似乎已经没有“死亡”的可能性了。 易立明导演对“等待戈多”文本的贡献 文本的清晰是这次演出不可忽视的特点。我就是因为认真地听了文本，才产生了新思路。从文体来看，这个译本不仅没有去掉所谓的“不雅之处”，而且语言也非常平易近人，朗朗上口，极有韵律。易导在两年前就开始建组排练这个剧，就因为文本过于晦涩，而且缺少了一些内容，决然中止了排练。此后，易导找了很好的翻译，参考了几种语言的文本，和演员一起，才定下了演出本，前前后后花费了有一年多的时间。戏上演后，他们依然在斟酌每一个字。 “观后感”等我下次看完后再写吧。我至今记得，当戏演到结尾时，我流泪了，但我真的是不知道自己是在为这两个非英雄感到遗憾呢，还是对人类彻底的无能感到悲伤呢？就是在写此文时，我还一直听到波卓有力的鞭打声，难道这一声音是为了提醒我的麻木吗？ 后记 贝克特1952年写下的这个剧本记录了他对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各种感触。他强调了宗教在现实中的衰亡，暗示了欧洲文明的困境，特别是人的生存的尴尬境地。他通过两个小人物无穷尽的等待，把漫长的人生总结成了一个意愿和一个动作，从而完成了他对人类文明史的谴责。我完全可以想象他当时内心的无奈，但我并不觉得他本人会有绝望的感觉，因为他的这个剧本同时还表现了他的诙谐、他无法克制的嘲讽，特别是他要用新剧本来表现新时代的强烈愿望。在美术界，是杜尚用他的小便池来终结新艺术时代，而在戏剧界，是贝克特以“等待戈多”开创了新戏剧的时代。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后来那么多导演会以各种不同的角度和表现形式来演绎这部作品。以弗拉基米尔和艾斯德拉贡为代表的群体终于取代了哈姆雷特，不存在活着还是死去的问题，而是怎么死的问题了，是通过上帝已死还是通过人类的自杀？ 很明显，二战后的贝克特是要把他的绝望和没有答案的问题告诉我们，他本能地感觉到传统的自然主义戏剧已经无法表现社会，也无法表现人的状态，他必须为新时代，为新的迷茫的时代写作。于是他写了一部与他的那个时代同步的作品。只是当时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开创的所谓的“荒诞戏剧”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已经成为现实的平常，已经成为我们分析社会的样本，已经成为真正的经典，所以他的作品变成了一段历史的总结，更是变成了预言。谢谢易导，谢谢剧组的全体成员。我相信，他们花了一年多时间搞的文本以及他们的舞台呈现必定会在中国戏剧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李健鸣 201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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