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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秉忠是忽必烈最重要的谋臣之一，他的人生经历却很是奇特。他17岁时在老家邢台做过官府里的工作人员，到他23岁时，突然不想干了，于是就出家为僧。关于这件事，相关的记载史料不少，我仅将王磐给他撰神道碑中的一段话抄录如下：“一日，因案牍事有不惬意者，投笔叹曰：‘吾家奕世衣冠，今吾乃汩没为刀笔吏乎！丈夫不得志于世间，当求出世间事耳。’即弃去，隐于武安山岩谷间，草衣木食，以求所志。天宁寺虚照禅师，遣其徒招致，与披剃为僧，仍以公知经书、工翰墨，命掌书记。”
某天刘秉忠突然厌烦了文字工作，他觉得这不是大丈夫应当做的事，于是就躲进深山去做隐士。而后被天宁寺的高僧得知，于是派徒弟把他招唤到了寺内。在虚照禅师的劝说下，刘秉忠正式出家了。但有趣的是，刘因为厌烦抄抄写写的文字工作而躲进深山，他未曾想到的是而今出家成了僧人，大和尚依然命他在寺内做跟他原来一模一样的工作，历史没有记下来刘秉中对待这个宿命的结果是怎样的态度，但从这一点就可看出，他的一生恐怕脱离不了跟书本打交道了。刘秉忠出家后，师父给他起的法号叫子聪，因为他在寺内负责文字工作，所以又被时人称之为“聪书记”。
刘秉忠出家也不是没有缘由，因为在他出家之前就跟当地的至温和尚是好友，而这至温和尚曾经拜万松行秀为师，后来刘秉忠发达之后，就把至温推荐给了忽必烈，而后至温坐上了龙光华严寺的首任主持，此寺是蒙古上都的著名寺院。而该寺的第二任主持，就是嵩山少林寺的雪庭福裕。即此可知，该寺在当时有着何等显要的地位。而刘秉忠一直与至温和尚有着很好的关系，刘的诗文集中收录有一首写给至温的诗——《呈全一庵主》：
百结千围系物绳，古根金钟未忘情。
庄周一梦花间蝶，圆泽三生石上僧。
诗有仙风抛世网，酒藏奇计破愁城。
放他少室山头月，代祖流传不尽灯。
蒙古时期，忽必烈手下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名叫张易，张易后来官至枢密副使，此人也是经过刘秉忠的推荐而到了忽必烈的麾下。由此可知，当忽必烈还未发迹之时，刘秉忠就认定此人大有作为，于是他帮助忽必烈推荐重要人物。
墓址之上仅有这么一棵树
刘秉忠出家后不久，邢台一地闹灾荒，虚照带着刘秉忠来到了大同去投奔他的妹夫，后来邢台一地的灾荒得以缓和，虚照返回，而刘秉忠留在了当地。这个阶段，他无意中结识了海云和尚，这是他一生的重要转折点。按照刘秉忠《行状》上的记载：“会海云大士至，一见奇其才。时上在藩邸，遣使召海云老北上，因携公偕行。即至，见公洒落不凡，及通阴阳天文之书，甚喜，海云老南归，公遂见留，自是礼遇渐隆。”
海云很欣赏子聪，认定他是个奇才。而后忽必烈召见海云时也带上了子聪一同前去，忽必烈也觉得子聪气度不凡，尤其令他喜欢者，是子聪还会算卦搞预测，而忽必烈又特别相信这类法术，所以当海云返回之时，子聪就留在了忽必烈的身边。而后几经转折，子聪越发受到忽必烈的信任，最终成为了其身边最重要的谋臣。
当年子聪跟随忽必烈时，忽必烈还没有发达，这也正是子聪眼光独到的地方。蒙古宪宗二年，蒙哥皇帝命令弟弟忽必烈去攻打云南的大理国，想以此对南宋形成包围的局势，于是忽必烈从蒙古带领几十万大军一路南下，走了上万里，终于将大理国灭掉。这期间，子聪一直跟随在忽必烈身边。这个行军过程艰苦卓绝，因为交通的困难，使得蒙古军队伤亡惨重，在攻下大理国时，子聪劝忽必烈不要实行屠城政策，终于救活了一城的百姓。
忽必烈为什么那么听得进去刘秉忠的劝告呢？这跟刘能掐会算令忽必烈服气有很大关系。张文谦给刘秉忠所撰的《行状》中记录了忽必烈对刘的赞誉：“（刘秉忠）言无隐避，一皆出于忠诚。其天文、卜筮之精，朕未尝求于他人也。此朕之所自知，人皆莫得与闻。”看来若能取得上峰的信任，必须在关键时刻能够露一手。刘秉忠在帮助忽必烈时，一定亮出过自己的法术。关于这一点，危素在《送郭真人还玉笥山序》中说：“常山刘文正王，以沉机大略，最为世祖亲幸，且通秘术，用兵之际，役使鬼神，多著奇效”，果真，刘用自己精通的法术在关键时刻帮助了忽必烈。
今人的题字与题诗
在跟随忽必烈远征大理的途中，刘秉忠还忙里偷闲地写了不少诗，比如他写过一首《西蕃道中》：
鞍马生平四远游，又经绝域入蛮陬。
荒寒风土人皆怆，险恶关山鸟亦愁。
天地春秋几苍雁，江湖今古一扁舟。
功名到底花梢露，何事区区不自由。
这首七律的前四句讲述了征战途中的险恶，而后四句则显现出了刘秉忠的达观人生态度，由此可知，他对功名利禄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关于这种格调的诗，他还写过《过丰州二首》，其中之一为：
平生清兴在林泉，世路谁教也著鞭。
马上青山长万里，镜中华发已三年。
又经黑水还沙漠，才自乌云出瘴烟。
盖世功名正低首，西风秋树一声蝉。
刘秉忠说自己淡薄功名，虽然跟随忽必烈南征北战，然而他对这种盖世功名却并不那么介意。但他是否真的不介意？这一点确实难以分析。事实上，等到忽必烈战胜了其他竞争者并最终取得大统之位时，子聪和尚也获得了他应有的荣誉，在他的神道碑中记有这样一段话：“中统五年（1264）秋八月改至元元年，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奏言：‘书记刘秉忠，效忠藩邸，积有岁年，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忠勤劳绩，宜被褒荣。今圣明御极，万物惟新，秉忠犹以野服散号，萧条闲寂，守其初心，深所未安，宜与正其衣冠，崇以显秩，实遂众望。’上览奏，欣然嘉纳，即日命有司，备礼册，授公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事。”
夕阳西下
忽必烈登基后的第五年，正式改元为至元元年，而后在大臣的上奏下，刘秉忠取得了显赫的地位，而其大名的来由也得自皇帝所赐，《元史》卷五《世祖本纪二》中称：“癸丑，命僧子聪同议枢密院事。诏子聪复其姓刘氏，易名秉忠，拜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原来，忽必烈下令让刘秉忠到朝中做高官，并且让他恢复原姓，同时改名为“秉忠”。刘秉忠做了二十六年的和尚，而今又还俗为朝中的一品朝官，同时被封为极其尊贵的太保，其地位之显赫，在元朝的汉人中几乎没有人能与之比肩者。忽必烈对刘秉忠极其重用，包括国家的体制建设、年号的确定、首都的规划等等，这一切重要事件全都是由刘秉忠一手策划者。
因为蒙古人是游牧民族，所以他们没有自己的正统国名与年号，蒙古人就以草原上牧草的荣枯作为记年方式，赵珙在《蒙鞑备录》中说：“其俗每以草青为一岁。人有问其岁，则曰几草矣。”这就是所谓的“草木记年法”。再后来，蒙古建国，于是又先进了一步，采用汉人所使用的十二生肖，比如“鼠儿年”、“鸡儿年”等等，这就是所谓的“地支记年法”。从蒙古国建成到忽必烈建大元，这之间的四朝都是使用这种方式来记年。
忽必烈登上了帝位，刘秉忠告诉他正统的皇帝不能没有正统的年号，忽必烈觉得刘说得有道理，于是命刘起一个年号，而刘起出的蒙古人所使用的第一个年号就是“中统”。当然，这个“中统”跟国民党早期所使用的那个“中统”，不是一个含意。刘所起的“中统”，是“中华开统”之意，这个年号的涵意是强调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也是中原王朝体系中的一个单元。蒙古人几经征战，灭掉了许多国家，而后成为了世界上疆土最为辽阔的大国，如此说来，宋朝只是被蒙古人灭掉的几十个国家中的一个，但忽必烈登基之后却接受了刘秉忠的建议，将蒙古人所建立的政权接续于中华正统王朝的递传延续。以我的私见，刘秉忠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恐怕就是这一点。
到了中统五年，皇位争夺已经尘埃落定，刘秉忠又向忽必烈提出了改年号的建议：刘根据《易经》中“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这一句，将年号改为“至元”。其实不仅如此，作为朝代的元朝，这个朝代号也是刘秉忠所起，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九《元史元建国号始用文义》中称：“元太祖本无国号，但称蒙古，如辽之称契丹也。世祖至元八年，因刘秉忠奏，始建国号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义，国号取文义自此始。”并且在朝代之前加个“大”字也是刘秉忠的发明，虽然中国古代的朝代中也有称为“大唐”者，按照明朱国祯的考证：“国号上加大字，始于胡元，我朝因之，盖返左衽之旧。自合如此，且以别于小明王也。其言大汉、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夷尊称之词。近见新安刻《历祚考》一书，于汉、唐、宋及司马晋，皆加大字，失其初矣。唐碑有称巨唐者，巨即大也。宋曰皇宋，皇亦大也。刘越石表亦云天祚大晋。”（《涌幢小品》卷二）看来，除了大元确为其称呼，余外者都是当时蕃属国对正统王朝的尊称。由此可知，在朝代前加“大”字，也确实是刘秉忠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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