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学的轮回重生

清代的统治在乾隆年间进入了鼎盛时期。与此同时，由于统治者对文化的重视，大量的艺术品、书画文物被整理、收集入皇家库府，书法名作的收藏鉴赏成为社会风尚。在这个过程中，对名家名作的刻帖也成为了普遍的文化现象。人们争相摹写法帖，使得帖学书法在乾嘉时期达到了巅峰。但物极必反、盛极而衰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帖学的普遍发展让书法流于单调和僵化，“馆阁体”就是帖学发展到极致的产物。它让学习法帖者越来越被方整、光洁、均匀的教条所束缚。书法家阮元尖锐地指出，清代以来，各种汇帖辗转翻摹，徒存影形而笔法全失，至使书风单调雷同，糜弱至极。由于缺乏变化，帖学书法已近穷途末路。

阮元书作↓

乾嘉年间，统治者对思想的钳制达到了高峰，文字狱的大兴，让文化、学术界开始逃避现实，转向整理、考证古代典籍文物的纯学术事业。无心插柳之下，金石学、文字学的兴起，加上大量古代钟鼎墓志、残碑断碣的大量出土，使得研究古代碑文的书法——碑学研究得到了发展。

学者们在考据金石文字的历史源流的同时，书法家对历代碑版石刻书法风格开始进行研讨和学习。由于古代碑文多用篆隶书体，所以这方面的研究使得篆隶得到了复兴，埋藏千年的秦篆汉隶历经轮回，再次焕发了生机。越来越多的书法家把学习和创作的兴趣转移到碑刻墓志上，逐步形成了可以与帖学分庭抗礼的碑学书法。

篆书和汉隶的复兴，也涌现出很多著名的书法家。他们之中的翘楚人物邓石如、伊秉绶等多与篆刻有不解之缘，包世臣、赵之谦、吴昌硕以及康有为都是碑学名家。

邓石如早年学习刻印及篆书，后得以饱览古代石刻拓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用笔铺毫直行，裹锋而转，不拘泥于模仿碑刻；结字重心上移，下部舒展；气势开张纵逸，豪迈洒脱。他的隶书在领悟和把握汉隶的基础上，透过刀刻墨拓掩盖和长久风化的侵蚀，发掘出汉隶的精神所在。他的篆书既有汉碑额篆书的婉转飘动，有以隶书笔意掺入，方圆互用，姿态新颖，灵活稳健，骨力坚韧。

邓石如书作↓

另一位以擅长古隶著称的书法家是伊秉绶。他的书作具有极强的个性，写隶书时尽量泯去点画起止的蚕头燕尾，不作任何夸张和强调，颇有篆书意趣。他的作品看上去形象简练概括，风格突出，充分把握了汉碑的古朴敦厚，故而气魄宏伟、威严震慑。

伊秉绶书作↓

何绍基书作↓

包世臣书作↓

吴昌硕书作↓

赵之谦书作↓

康有为书作↓

碑学的兴起，还带动了书法工具的发展。碑学书家在篆隶书的书写创作中，渐渐形成了崇尚厚重、生拙、迟涩的审美观，和用逆、中实、铺毫的技法原则，这在客观上就对书法用纸提出了独特的要求。

明代以来书法家们用于创作书写的纸往往是表面光滑的熟纸，但这种纸表面不吸墨，运笔轻飘浮滑，于是，吸墨性质更佳的生宣纸就成为碑学书家的首选。生宣纸产于安徽泾县，最大的特点是纸质细腻紧密而柔软微涩，吸水性特别强，墨汁渗透均匀，沉着厚重，墨色层次分明。这些特点使得碑学书家们得心应手地发挥技巧。他们通过对墨汁中含水多少、下笔力量的轻重、行笔速度的缓急的熟练把握，创造出比帖学书家更为丰富和生动的作品。

生宣熟宣的差别↓

而在书写工具——毛笔的选用方面，随着纸质的变化也发生了变化。原有用于帖学的硬毫开始变为更柔软的羊毫。羊毫笔的特点在于蓄墨多、出水慢、笔锋软。随着碑学的发展，长锋羊毫开始盛行。它充分满足了碑学书法创作，尤其是篆隶书体行笔较慢、笔画拖长，每一笔都能够始终墨色充足，气韵连贯的要求，给人以古朴厚重的感觉。长锋羊毫与生宣纸的配合，完美地契合了碑学书法的特点，而这是原有的硬毫笔和熟纸所无法满足的。

碑学书法在清末民初发展到了鼎盛。书法家们在技法、风格上对个性的追求和表现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碑学在理论和势力上，还表现出难得的包容性和泛化趋势。一些书家的做法表明碑学开始跳出了相对狭隘和纯粹的碑学理论界限，向更广阔和多样的天地演进。

至此，我对《中国书法史》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通览古今，书法的发展历经波折，随着王朝的兴衰而起伏。书法中蕴含了几千年来不同时代人民的审美，蕴含了文人的风骨，更蕴含了中华文明的变迁。我对投身于书法学习倍感荣幸，并会继续用书法艺术熏陶、培养自身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