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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杨炎创制两税法，为国家广开财源，自然赢得了世人的普遍赞誉，而且博得了唐德宗李适的高度信任。可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救时之弊，颇有嘉声”的有功之臣和理财高手，在两税法推行仅仅一年多后，就从无限风光的仕途巅峰遽然跌下，落了个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下场。 究其原因，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生财有道，保命无术。说白了就是，只会做事，不会做人，最后当然只能以悲剧收场。 一据说，杨炎这个人除了擅长理财之外，还有两大优点：长得帅、文章写得漂亮。唐代宗时期，杨炎凭借这两个优点赢得了当权宰相元载的赏识，颇受重用，可惜元载垮台后，他就被贬到了天高皇帝远的道州（今湖南道县）。直到唐德宗即位，在首席宰相崔祐甫的大力举荐下，杨炎才得以回朝拜相，登上仕途巅峰。同时，他擅长理财的本事也才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 杨炎一入相，首先解决的就是帝国财政问题。开国伊始，李唐朝廷就订立了一套制度，对国库实行非常严格的监管。每年春夏秋冬四季，负责管理国库的财政司都会对各地上缴的金帛分批点验，然后悉数登记入库；同时，审计署还要负责监督，实地查对，以防出现贪污现象。 然而，到了肃宗、代宗之际，一切全都乱套了。问题首先出在朝中那些居功自傲、骄横跋扈的武将身上。这些人自恃对国家有功，加之手中握有重兵，就把国库当成了自家的提款机。面对这些肆无忌惮的军阀，管理国库的官吏们敢怒而不敢言。当时的全国财政总监第五琦就为此大伤脑筋，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把国库里的金帛全都搬进了宫中，交给宦官管理。孰料，国家财富转眼又落进了宦官的腰包。 除了穷凶极恶的军阀和监守自盗的宦官外，还有一只无形的手也时常在国库中进进出出，而且更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那就是皇帝的手。 杨炎上台时，摆在他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腐烂的局面。他知道，如果不从国库的整顿和监管入手，治理国家财政就无从谈起。 大历十四年（779年），杨炎向德宗郑重建议：“将国库的管理和监管之权交回相关部门。至于宫中所需，每年可列出预算，由国库如数划拨，保证宫中用度不致匮乏。只有这么做，才谈得上财政治理。”德宗欣然采纳了杨炎的建议。 建中元年（780年）正月，杨炎在成功整顿国库之后，又经德宗批准，出台了一项令他名垂青史的赋税制度—两税法。这个新税法拯救了危机重重的帝国财政。 两税法的成功实施让杨炎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也使得德宗对他更为倚重。恰好在这个时候，首席宰相崔祐甫患病，当初与杨炎一同被提拔的另一个宰相乔琳也因碌碌无为而被罢免，所以从建中元年春天开始，杨炎就成了独任大政的首席宰相。 事功、名望、地位、权力，该有的都有了。接下来，杨炎终于可以做他最想做的一件事了—算账。算什么账？有恩的报恩，有仇的报仇。 二杨炎要报谁的恩？代宗时权倾朝野的宰相元载的恩。虽然世人普遍认为这个弄权宰相恶贯满盈、死有余辜，但杨炎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元载当年提携了他。 也因此，杨炎要报仇的对象，就是当初整垮元载的人—刘晏，元载一案的主审官。更何况元载被定罪诛杀后，杨炎也惨遭株连，被贬到了穷乡僻壤。这笔账，他当然要记在刘晏头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杨炎担心刘晏会对他的宰相之位构成威胁，因为刘晏和他一样，也是个理财高手，而且比他技高一筹。 如果说杨炎拯救了帝国财政，那么首先必须归功于刘晏。因为许多年来，刘晏一直总揽朝廷的财政工作，长期兼领度支使、转运使、盐铁使、租庸使、青苗使等财政职务，在第一线上做了许多扎实有效的工作，“既有材力，视事敏速，乘机无滞……军国之用，皆仰于晏”。刘晏掌管财政之前，李唐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四百万缗，刘晏上任后，一年的财政收入就高达一千余万缗。“后来言财利者，皆莫能及之。” 如果没有刘晏，从肃宗时期起便已千疮百孔的帝国财政也许早就轰然崩溃了。换言之，假如没有刘晏在微观层面上点点滴滴的改善和集腋成裘的积累，杨炎后来创设的两税法就没有施行的基础，最多也只能是充饥的画饼。 因此，像刘晏这种“任事十余年，权势之重，邻于宰相”的人，随时都有可能一步跨到相位上来。面对如此强势的威胁，杨炎不能不感到极大的忧虑和恐慌。所以，就算不提当年那笔旧账，杨炎也必须对刘晏下手。 就在两税法颁布几天之后，德宗召两位宰相议事。杨炎奏事完毕，忽然涕泗横流地对德宗说：“陛下可知道，刘晏此人很早就与黎幹和刘忠翼同谋，臣身为宰相，没有尽到讨逆之责，罪当万死啊！” 杨炎所说的黎幹和刘忠翼，早年曾怂恿代宗立独孤贵妃为皇后，一度威胁到李适的太子之位。客观地说，杨炎指控刘晏与黎、刘二人同谋，并不能算是诬告，因为京城早有传言，说当年黎幹和刘忠翼之事，刘晏也曾参与其中。 德宗没有说话，却若有所思。见此，崔祐甫发话了：“像这种暧昧不明的传言，不可随便采信。”杨炎一看皇帝的脸色，又听了崔祐甫的话，随即转移方向，说：“尚书省及六部是国家的政治中枢，这些年来增设了很多使职，大大分割了尚书省的行政权力，臣建议最好裁撤诸使，恢复旧制。”裁撤诸使，首当其冲者当然就是刘晏。 对德宗来说，刘晏参与阴谋的传言是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所以仅凭传言将刘晏定罪并不妥。但完全不理会谣言似乎又让人不太放心。德宗想来想去，觉得最妥当的处理方式还是像杨炎暗示的那样—可以不杀，但不能不贬。 建中元年正月底，德宗下诏，宣布将国家财税的管辖权收归户部的财务司和粮食司，同时罢免刘晏兼任的转运使、租庸使等职务。二月，杨炎又怂恿德宗将刘晏贬出朝廷，理由是刘晏不久前呈上的一道奏章中有许多虚假不实之词，有欺君之嫌。德宗最害怕的就是大臣对他欺瞒，而杨炎的话触痛了他的敏感神经，于是他不分青红皂白，马上将刘晏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 三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因为杨炎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将刘晏贬官，而是要将他置于死地！ 这年六月，宰相崔祐甫病逝。杨炎心中窃喜，因为崔祐甫一死，就再也没人替刘晏说话了。不久，杨炎就暗中授意自己的死党庾准上疏指控刘晏，说刘晏自从到忠州后就满腹牢骚，经常埋怨天子，还与附近藩镇暗通款曲，又在本州大肆招兵买马，颇有起兵反抗朝廷的迹象。 庾准时任荆南节度使，是刘晏的顶头上司，德宗很容易就采信了他的控辞。加上杨炎又在耳边拼命煽风点火，德宗遂痛下决心，于这年七月派遣宦官前往忠州，秘密将刘晏缢杀，并将其妻儿老小全部流放岭南。事后，为了掩人耳目，杨炎又建议德宗发布了一道赐刘晏自尽的诏书。 然而，杨炎疯狂复仇的行径还是被天下人看在了眼里。刘晏无辜被诛后，许多地方节度使纷纷上疏，对朝廷的做法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和强烈的谴责，同时要求德宗公布事实真相，严惩幕后凶手。 朝野舆论的矛头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杨炎。杨炎想来想去，唯一推卸责任的办法，就是找个人来背这口黑锅。但是，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杨炎情急之下拿来消灾避祸的挡箭牌，居然是德宗李适！ 建中二年二月，为了转移舆论的矛头，杨炎派遣了一批心腹前往各地散布言论说：“刘晏之所以获罪被诛，完全是因为他当年依附奸臣、谋立独孤氏为后。皇上对他深恶痛绝，才会把他除掉，实在没有别的原因。”于是马上有人向德宗密奏：“炎遣五使往诸镇者，恐天下以杀刘晏之罪归己，推过于上耳。” 德宗勃然大怒，对杨炎动了杀机，只是由于此时河北诸镇因继承人问题屡屡跟朝廷叫板，德宗分身乏术，才不得不暂时搁置了这件事。虽然暂时留着杨炎，但必须马上找一个人来制约他的权力。德宗找到的这个人，就是中唐时期“赫赫有名”的奸相卢杞。 建中二年二月初六，德宗改任杨炎为中书侍郎，同时任命卢杞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从此，德宗日渐倚重卢杞，基本上把杨炎给冷冻了。 四据说，卢杞长得奇丑无比，心地还很阴险。德宗派这么一个人来跟杨炎搭档，杨炎的日子当然不会好过。为了给杨炎一点颜色瞧瞧，同时树立自己的威信，卢杞入相不久，就借故炒了一个中书主书的鱿鱼。要知道，中书主书可是杨炎的部下，卢杞这么干，摆明了就是要挑衅滋事。杨炎气得在背后直跺脚。 同年六月，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一再违抗天子诏命，大有割据反叛之势，德宗遂命淮宁节度使李希烈率诸道兵马讨伐。可是，杨炎却力劝德宗不要任用李希烈。他说：“李希烈是李忠臣的养子，深受李忠臣宠信，而李希烈却恩将仇报，驱逐李忠臣，夺其权位。此人狠戾无情，身无寸功时尚且嚣张不法，一旦讨平梁崇义，朝廷何以制之？” 应该说，杨炎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可德宗正对李希烈寄予厚望，根本听不进他的话。杨炎一再坚持，惹得德宗大为恼怒。 七月，因淮宁地区阴雨连绵，李希烈迟迟没有出兵。生性多疑的德宗不免七想八想，卢杞趁机向德宗密奏：“李希烈之所以迁延逗留，正是因为对杨炎不满，陛下何必为了顾惜杨炎而坏了国家大事？依臣之见，不如暂时罢免杨炎，让李希烈高兴一下，等到平定梁崇义后，再恢复杨炎的职务也无妨啊。” 德宗颇以为然，遂罢免杨炎的宰相职务，改任左仆射，同时在卢杞的举荐下，擢升前永平节度使张镒替补。稍后，卢杞又提拔了一个叫严郢的人担任御史大夫。随着卢杞一党全面把持朝政，杨炎的末日来临了。 五建中二年八月，卢杞展开了对杨炎的绞杀行动，而突破口就是杨炎的儿子杨弘业。 按照“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官场铁律，老子贵为首席宰相，儿子通常不会是什么好鸟。这位杨公子就仗着老爸的权势，干了一大堆贪赃枉法的事情。严郢被提拔为御史大夫不久，就在卢杞的授意下对杨弘业实施了立案审查。 杨公子被双规后，吓得六神无主，不但把他自己干过的丑事一股脑儿全抖了出来，而且把他老爸不久前刚做的一件事也坦白交代了。这件事的关键词是“家庙”。 所谓家庙，就是宗族祠堂。在古代，凡是混得有头有脸的人都很重视宗族祠堂的建设，因为它不仅可以光宗耀祖，还能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权势。杨炎贵为首席宰相，他的家庙当然更要盖得傲视群伦，要占地广阔、富丽堂皇，还必须建在一块风水宝地上。 杨炎物色的这块风水宝地，位于长安城东南角的曲江江畔，价格不菲。为了筹足资金搞到这块地，杨炎决定卖掉他在东都洛阳的一座宅子。 照理说，不管是卖宅子还是盖家庙，都是杨炎的私事，只要他不强买强卖、仗势欺人，就没什么问题。但是，杨炎还是在这件事上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因为杨炎并不是把东都的宅子卖给私人，而是卖给了公家。为什么要卖给公家？这里头当然有猫腻儿了。当时，在东都洛阳说话算数的是河南尹赵惠伯，此人是杨炎的心腹。杨炎建议他动用公款购买这座宅子，赵惠伯很快就用一个让杨炎很舒服的价格买下了宅子。 后来，严郢经过审查，发现这座宅子的成交价比当时的市场价高了很多，于是立刻上奏卢杞。卢杞随即找来最高法院院长田晋，问他杨炎该当何罪，田晋说应当撤职。 撤职当然不是卢杞想要的答案。卢杞阴沉着脸对田晋进行了一番暗示，可田晋还是坚持要依法办事。卢杞不说话了，第二天就把田晋逐出了朝廷，贬为衡州司马。然后，卢杞又找了大理寺的一个官员给杨炎定罪，此人马上说：“应当判处绞刑。” 至此，杨炎的索贿罪名算是成立了。但是，要一举将他置于死地，卢杞觉得这个罪名还不够分量。 那什么才够分量？谋反。卢杞稍微动了下脑筋，就将令杨炎死无葬身之地的罪行呈现在世人眼前了。 原来，杨炎并不是第一个在曲江江畔盖家庙的人。早在开元年间，当时的宰相萧嵩就在这里盖了一座家庙，可玄宗认为这里是长安官民休闲游乐的风景胜地，不适合建私人祠堂，就让萧嵩把家庙迁到别的地方去了。 得知这个事实后，卢杞如获至宝，随即上奏德宗：“杨炎家庙所在的这块地，历来就有王气，所以玄宗皇帝才会命萧嵩搬迁。杨炎明明知道这一点，却故意在此地建庙，显然是包藏祸心，图谋不轨！” 建中二年十月，德宗断然下令，将杨炎一下子贬到了天涯海角—崖州（今海南琼山）。杨炎知道，被贬崖州就意味着死亡。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连崖州也走不到了。被贬出长安不久，德宗派出的使者就在距离崖州一百里的地方追上了杨炎，然后，一条冰冷的绳索不由分说地套上了他的脖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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