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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55年12月16日，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一时间北方和中原大地惨遭战火荼毒，百姓四散奔逃，饿殍遍地，尸骨成堆。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遭受重创，在风雨中摇摇晃晃，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  郭子仪、李光弼虽平息了叛乱，恢复了社会稳定，但大唐的危局却远远没有结束，经济体系的崩溃犹如一根套在大唐脖子上的绳索，越拉越紧。 由于战乱导致物资紧缺，长安的米价飙升到每斗一千文，战乱之前每斗米才十三文，通货膨胀率超过了5000%，更为致命的是即便有钱也时常买不到粮，皇宫也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宫中的禁卫军一度因为饿肚子，闹得要造反。 代宗每天上朝，第一句话就是问大臣粮食何时能够运到。皇帝尚且如此，可想而知百姓的日子有多么艰难。  乱世出英雄，危局显身手。绝境中的大唐迎来了曙光，这次的破局者有两人——刘晏和杨炎，他们是中国古代史上杰出的经济改革家和理财家。任何一个时代能够出现一个这样的能人，那绝对是时代之幸，然而大唐却一下迎来了两个。 先说刘晏，五十岁的他被重新起用，当务之急便是解决粮食紧缺的问题。由于粮食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如何把它们运到长安，就成了一件让人无比头疼的事情。刘晏经过反复的思考，决定走水运：把江南的粮食经长江运到扬州集中，再从扬州经运河进入淮河，由淮河转入汴河，再由汴河进入黄河，入黄河之后西上再转入渭河，最终到达长安。这条水路路程遥远，河道又年久失修，再加上战乱导致大面积的人口流失，要想重新恢复，其难度堪比登天，可刘晏的心里就只有一个字，那就是“干”。  确定了运粮路线，下一步就是造船和疏浚河道。刘晏拨付重金在扬子开设10个船厂，每艘船的造价达到一千缗（缗mín，穿铜钱的绳子，每缗一千文）。有人提醒他，每艘船五百缗足够了，刘晏却说造船一定要用好的材料，这样质量才可以保证。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刘晏的远见卓识，反观后来的宪宗、懿宗时期，不断缩减造船经费，不重视质量，选用次等物料，造出来的船只损坏率极高，漕运渐渐就废了。 在人力使用上，刘晏废除了无偿徭役，改为工资雇佣制，给工人丰厚的工资待遇，充分激发工人的斗志和积极性。这些举措都有着超前的意义。  在运输方案设计上，刘晏也有两个突破。一是改全程运输为分段运输。运粮船每到一个地方，就检查船只和粮食的受损情况，再安排新的船只起运。二是把整船散装运输改为袋装运输，这样一旦船只出现破损可以最大程度减少损失，也方便粮食上下搬运。为了确保安全，刘晏还派军队沿途押运，一站接一站。最终到达目的地时，100万斗粮食居然没有1斗损失。  解决了物资运输的问题，新的难题又摆到了刘晏的面前——漕运经费开支巨大，去哪里弄钱？ 这个难题难不住刘晏，他经过苦思冥想，将目光锁定在了“盐”上面。 唐朝初期，对食盐的管控比较宽松，民间可以自由买卖。安史之乱之后，朝廷财政困难，开始实行食盐官府专卖。但由于各级官员上下串通、贪腐严重，盐税难以持续增长。  刘晏把官产、官运、官销改为民产、官收、商运、商销，撤销地方负责监管的小吏，彻底放开食盐的生产和销售环节。他还奏请取消了各州县设置的“食盐过境税”，保证食盐销售的畅通无阻。 距离产盐区较远的地方，刘晏下令建造常平盐仓，避免盐商囤积居奇，哄抬盐价。他还在产盐区设立13个巡院、10个盐监，专门处理盐务。 经过他的一系列举措，唐朝的盐税从六十万贯增长到六百万贯，足足增长了十倍。 刘晏开创的“民产、官收、商销”的食盐间接专卖制，影响极为深远，为以后历朝历代所采用。  刘晏最让人称奇的还是他对市场的预判和调节能力。古代由于交通不便，传递信息比较慢，自然灾害又频频发生，对百姓的生产生活乃至整个国家的运作都产生很大的影响。 刘晏深知通信的重要，他在各地设立了巡院，并高薪招募善于奔走的信息员（当时叫疾足），传递经济信息。 刘晏让人统计各地的生产信息、天气变化、物价涨跌、人口增减等情况，再进行汇总，去发现其中的规律。比如官府收购粮食时，产粮少的地区就高价少收，产粮多的地区就低价多收，这样既保证国库粮食充足，又保证百姓的收入不受影响。 由于信息掌握得及时，所以他具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经常在灾难来临之前就让人们做好应对的措施，使得灾难带来的损失降到了最低，因此在当时他被人们称之为“市场之神”。  尽管刘晏在经济改革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他还是漏掉一项非常重要的改革，那就是赋税制度的改革。也许是他要操心的事情太多，没有精力去做；也许是他还没来得及做，就被人诬陷，屈死狱中。那么这项未完成的使命就落在了另一个能人——杨炎的头上。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5月，代宗去世，德宗继位，杨炎由道州司马的小官直接被提拔为宰相。 他一上台，便将改革的目光瞄准了皇帝的小金库。 我国自西汉以来，就建立了国家经费与皇帝私人费用分开的制度。安史之乱发生后，朝廷一片混乱，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官员第五琦，为避免一些将领向国库勒索财物，便把国库运进皇宫的大盈内库保管。此后皇帝觉得这样用钱很方便，就没有再交出来。 杨炎当着德宗的面让他把国家的财富交出来，刚上台的德宗也想有所作为，就批准了杨炎的奏请。 杨炎并没有停止改革的步伐，几天后他又上书，提出用两税法代替行之已久租庸调法。 租庸调以丁为本，如果人没有了，一切就成了空谈。安史之乱导致人口锐减，大批百姓流离失所，均田制破产，租庸调法也就无法实施。 杨炎的思想是超前的，他的两税法，扩大了纳税范围，减轻了农民负担，简化了税制，集中了纳税时间，既方便了民众，也增加了官府税收。《新唐书·杨炎传》称赞两税法说：“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轻重之权始归朝廷矣。”  大唐在经过一系列改革之后，重新焕发了生机，可惜破局之人最终也成了毁局之人。杨炎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在策划着复仇的行动。他将矛头指向了他的老上级刘晏，也就是我们前文提到的那位能够未卜先知的“市场之神”。 他们的恩怨由来已久，两人都是才子，又都心高气傲，同在吏部任职时，就相互看不顺眼。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代宗任命刘晏为主审官，负责审理元载案，最终元载被杀，杨炎由于受到牵连被贬为道州司马，从此他就恨上了刘晏。杨炎不知道的是如果不是刘晏上书为他求情，他这位元党的头号人物早已身首异处了。 杨炎不会去想这些，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杀死刘晏为元载报仇。他知道德宗心里的痛点，就是当年当太子时差点被废掉，于是他便诬陷刘晏参与了废太子的阴谋。好在有几位大臣出来为刘晏说话，德宗才没有治刘晏的罪。  一计不成，杨炎又派人去查刘晏的账单，借口有些账目对不上，在这年二月，通过德宗，把刘晏贬为忠州刺史。 杨炎还不罢休，暗中指使荆南节度使庾准诬陷刘晏在忠州招兵买马，意图谋反。最终在这年七月，德宗下令绞死了刘晏，享年66岁。 刘晏死后，杨炎派人去抄家，他原以为刘晏常年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和财富，家里一定藏着很多金银珠宝，结果却发现刘晏家里只有杂书两车，粮食数斗。  然而让杨炎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整死刘晏的一年零三个月之后，自己也死于别人的阴谋构陷中。真可谓：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 刘晏死了，杨炎也死了，大唐又开始风雨飘摇起来，这是偶然还是必然？ 如果没有争斗，如果两人能够同心协力，大唐又会是怎样？ 历史如斯，破局者乃危局者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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