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的前身是刀，字的前世是文，文就是书契、结绳，就是契约

现代的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笔是写字的工具，因此笔应该出现在文字之后。就中国而言，最早文字是商朝甲骨文，因此，商朝之前不可能有笔。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是先有笔后有字，而且笔的出现比字要早的多。早多少，应该早3000多年。

为什么笔比字能够早3000多年，原因在于，中国的笔最初并不是用来写字的，而是用来写契齿文。准确地说不是写，而是刻。当然，最早的写并不是用墨水在纸或竹简上写，而是在小木片上刻。因此，最初的笔就是刀。

《周易 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最早的笔就是用来刻写书契的。结绳和书契是契约的两种原始形态，结绳最早，书契次之，两者机制基本相同。结绳是一对打有绳结的绳子，书契则刻有契齿文的一对小木片。

但是后人却往往这个书契错当成字，包括写《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他说：“黄帝之史官仓颉……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

在这一段话中，许慎犯了三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混淆了文字与书契，把书契错当文字；第二个错误，混淆文和字，他所说的文和字其实都是字，文只是更早期的字。他对字之前的文一无所知；第三个错误，他错误地认为书就是书写文字，而且认为书写的材质是布帛。其实最初的书写并不是写字，而是书写字之前的文，即契齿文。而且书写的材质并非布帛，而是木片。即便是字，最早的材质也非布帛，而是甲骨和钟鼎，甲骨文和金文被书写在甲骨和钟鼎上。

大家务必清楚这一点：最早的笔是刀，最早的书写方式是刀刻，最早的书写材质是木片，最早的书写对象是契齿文、文。

对最早的笔是刀，即便是现代汉语依然保留了一些痕迹，比如“捉刀”、“刀笔吏”，“笔削”，这些词语中的“刀”其实就是笔，“削”其实就是写。

广义上说，文可以指一切的表达符号，字当然也是文。但是狭义地看，文是指独立而纯粹的文。什么叫“独立”而“纯粹”？这些相对语言而言。独立而纯粹的文与语言无关，相对语言完全独立，并不是表达语言的工具。但是字则不然，现代意义上的字，即白话文，是完全的表达语言的工具。

既然契齿文作为文并不用来表达语言的，不是语言的工具，那么它又是用来表达什么的，又是什么的工具？答案是，它是用来表达道的，是表达道的工具。这就是所谓的“文以载道”。

现代人会将“文以载道”中的“文”狭隘地理解成文章。其实最初的文并非文章，甚至也不是组成文章的字，而是字之前的文。字之前的文就是契约，就是结绳和书契，或者是结绳符号和书契符号。文以载道就是契约载道，契约符号载道。

而最早的笔则是刻写契齿文的，刻写契约符号的，当然也是刻写道的。因此，中国最早的笔，以及最早持笔进行书写的人，都拥有着崇高的地位，是道、道义的代表。

文和字之间的连续性体现在，甲骨文的字形结构直接借用了契约符号。契约符号都是基于结绳或书契流程的符号，包括结绳符号、书契符号、大人符号，以及结绳和书契所共用的流程性符号。这样的符号一共有100多个，这是甲骨文的基本字形结构，构成甲骨文的基石。

上面这张表是摘自书契符号，都是与笔有关。通过解释这些甲骨文，就可以复原“文时代”的有关笔的信息。

甲骨文“尹”的字形就是手持笔，那根长长的竖线就是笔。尹就是刻写书契之人。那时刻写书契，并非单纯地技术工作，而是作为契约中介的一部分。但是，契约中介并非一般人所能承担的，而都是道德和义理水平很高的人，这些人被称之为“大人”。

这张表摘自大人符号列表。甲骨文“大”，很像一个人形，但是却不读人，而读大。甲骨文的“大”本来是指大人的大德。大人在外形上与一般人没有不同，但是他们的德很大。“大”子所象的不是大人之外形，而是象的大人之内在的德。因此，我说甲骨文是“象德文字”。象内在的德，即象内在功能和属性，而非象外在的形，才是甲骨文的造字基本原则。

在甲骨文无论是是大字作为一个基本结构，在其他字例中出现，其意思都是指大人，而非指一般意义上的人。“大”不是一个象形字，而是一个象德字，象的是大人之德、大德。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请参考大人符号列表的第一行。

大人的主要职责是契约中介，这一功能就体现在甲骨文“儒”字上。儒的本字是需，更准确地说，儒、需在甲骨文时是一个字的两个义项，春秋之后才由其甲骨文母字孳乳为两个字。这个甲骨文母字的字形为一个大加两侧的四点，一侧有两点。

将这个甲骨文字形释读为儒、需的是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他也是《甲骨文字典》的作者。他依据的是字形演变的链条，列出了从该甲骨问字形到需的现代字形之间的完整演变链条。更重要的是，这一解释符合《五经》义理，也符号中国上古史的实际。只是很遗憾的是，徐中舒正确确定的儒的甲骨文字形，但是却错误理解的其字形含义。

在甲骨文中，水字，尤其是作为字形基本结构的水字符号，也是象德文字，所指的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水，而是水的重要属性，即水之德。那么水的重要属性是什么？即水之德是什么？是遵循、顺应，对河道的遵循和顺应。因此，甲骨文字形结构中的水字符号，一般都是指遵循、顺应。

“大”字两侧分别有两点，其意思就是，大人做为契约中介，位于契约双方的中间，而契约双方对大人是遵循、顺应的。因此，儒的甲骨文本字的字形意思就是，被契约双方遵循的大人，而大人则代表着道义、道。或者更简单地说，儒就是大人。

但是，徐中舒却象形原则，把甲骨文儒的本字字形中的水字符号看成了物理的水，将这个字字形的含义解读成洗澡的人。这是错误的、庸俗的。

甲骨文“尹”也是作为契约中介的大人，当然也是儒。只是，“尹”更侧重大人、儒的一项基本职能：替契约双方书写、刻写书契。

甲骨文“夹”、“亦”的字形都是在描述大人作为契约中介的角色。甲骨文“夹”是现代的“侠”、“夹”等字的母字。“侠”含义与儒基本差不多，都是在人民之间执行道义的人，只是这个字越来越民间化，后来发展成为“武侠”。而儒则是官方化，都是政府官员。

甲骨文“夹”的字形比儒更直接地说明的大人的契约中介角色，其字形就是大字两侧分别一个人。大是大人，人是契约双方。甲骨文亦的字形则是大两侧分别有一点，是在描述大人对契约双方的平等对待：对左方那样，对右方也那样。

作为契约中介的大人，是依靠其道德、道义的威望和水平，义务地来为契约双方提供评理服务的。通过大人的评理，使契约双方消除分歧、纠纷，达成共识，最终实现契约的签订和执行。因此，大人在结绳和书契时代，承担着保障契约秩序的实现和运行的功能，是中国文明早期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

在政府出现前，中国社会就存在良好的契约秩序，而这些秩序的基石则是作为契约中介的大人。政府在中国的萌发是从五帝时期开始，至尧舜时代成型。因此，五帝之前的三皇时代，就是一个无政府的契约时代，也可称之为结绳时代。而这个结绳时代，也可称之为“大人时代”，“儒时代”。社会秩序是靠以结绳和书契为形态的契约来维护的，而契约的保障则是大人、儒、侠、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易 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老子说：“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结绳而治就是契约而治，也是大人而治、儒治。

作为契约中介，大人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为契约双方刻写书契，因此，大人也叫尹。尹的甲骨文字形就是手执笔。这里的笔其实是刻刀，在书契上刻写契齿文，是刻文，而非写字。

“君”的甲骨文字形是尹加口，口的意思是大人的话，即大人为契约双方的评理。君就是君子，其实也是大人、尹、儒、侠，只是字形更强调其评理的功能。

甲骨文聿是在尹的基础派生而来，仅仅在尹所持的笔上加了倒V符号，应该是指代所刻写契齿文。甲骨文聿则是现代汉字“律”、“笔”、书”、“画”的母字。也就是说，这几个字在甲骨文时代是一个字“聿”，春秋之后在独立分化出来。

大人、尹应刻刀将契齿文刻写在书契上，书契的材质是小木片，这是中国最早的书写材质。后来的甲骨以及竹简都是在书契的基础发展出来。

当作为书写材质时，书契还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策”、“册”。策是个体的，册则是川成串的。策、册都是起源于书契，甲骨文时代以及后来的竹简时代，都进行了借用。

策的甲骨文母字是“朿”，是对一对刻着契齿文的书契的描述。由于契齿文很一排鱼刺，因此，从“朿”中不仅派生出了“策”，还派生出了“刺”。策、刺的甲骨文母字都是朿。

实际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可以发现，“策”的核心义项实际上就是指一根根的契齿，即一根根的刺。这些刺实际上是数字符号，指代契约所涉及财产的数量。因此，策的另外一个重要义项就是数。现代很多文字研究者，认为策之所以是数，因为策是计数用的小木棍，这是错误的。策不是木棍，而是书契的契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