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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说起东晋时期的大诗人陶渊明，配上一句“人尽皆知”可算是一点都不为过。在遍览史籍之后，小鼬发现陶渊明能这么优秀，说起来有可能和他们家的“遗传基因”有着这些许的联系。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是因为陶渊明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可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想知道他是谁么，今天小鼬就跟各位小伙伴好好来聊一聊，这个人的厉害之处。 这位陶渊明“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名叫陶侃，公元259年出生在鄱阳郡也就是今天江西省波阳县一带。那时候大权在握的司马氏还没有完全统一中国，整个国家也还处在一个不稳定状态之下。 少年丧父的陶侃家境十分贫寒，只得跟着母亲湛氏相依为命，但是陶侃并不甘于平凡，《世说新语》中对于陶侃的描述是“少有大志”，而在唐代开元年间编修的《礼学记》中也记载着他“少长勤整，自强不息。” 除此之外，母亲湛氏对陶侃的言传身教也让他受益良多，这些都使得年少的陶侃逐渐变得出类拔萃起来。在公元280年也就是陶侃22岁时，西晋平定东吴，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的乱世，但是国家的重新统一并没有给陶侃出人头地的机会，而是让他背井离乡，离开鄱阳郡来到了庐江郡寻阳县（今江西九江一带）。 来到寻阳的陶侃，先是当上了一名小小的“鱼梁吏”，虽然只是一名低级别的吏员，但是由于陶侃能力和为人与当地不少人都成为了朋友，其中一个名为范逵的人，就将陶侃推荐给了当时的庐江太守张夔。 陶侃抓住了这次机会，凭借着自己的能力一路升迁，最后因为“举孝廉”而前往当时的都城洛阳。可是来到遍布着皇室宗亲和豪门大族的洛阳城，出身贫寒的陶侃并没有得到他想象中的舞台。已过不惑之年的陶侃，似乎已经在就要在平凡中度过余生，但是时势造英雄，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为他打开了通往“人生巅峰”的大门。 西晋政权由于先天的“缺陷”，在立国之初就埋下了巨大的隐患，经历了“八王之乱”的巨大内耗，西晋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全国各地民怨沸腾，各地的义军也是风起云涌。 因为当时统治荆州地区的新野王司马歆“为政严苛，蛮夷并怨”。在公元303年，便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张昌起义，面对危急时刻，西晋朝廷只得派遣当世名将刘弘，前往征讨。陶侃就在此时被刘弘任命为南蛮校尉长史，领大都护，成为先锋率先领军开赴前线，而这也就此开启了他的“戎马生涯”。 在当年的6月到8月间，陶侃参与组织了多次大战，斩杀张昌部数万人，这场战乱终被平定。刘弘也被陶侃在战争中所展现的军事才能所折服，他对陶侃说到：“吾昔为羊公(羊祜) 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 必继老夫矣。”两年之后的公元305年，陶侃的一位旧相识，扬州刺史陈敏见到朝廷式微，便想拥兵自重，割据扬州。刘弘认可陶侃的能力，委派他为江夏太守，抵御陈敏。 在对抗陈敏的过程中，陶侃做到了军纪严明，每次作战只要有缴获都分发给底层的士卒，战士们各个感念陶侃的恩德，每次作战都拼死向前，多次抵挡住了陈敏的攻势。 在此之后，陶侃选择归顺琅琊王也就日后东晋的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升任荆州刺史的陶侃平定了由杜弢（tāo）率领的强大义军，虽然多年来统兵履历战功，但由于受到权臣王敦的排挤，前往当时地处偏远的广州任刺史。 在陶侃到广州的第二年,晋憨帝被杀。司马睿登基称帝，开启了东晋的历史。
陶侃在广州一呆就是十年，统治者已经从晋元帝司马睿，变成了他的儿子晋明帝司马绍。在王敦之乱平定后，陶侃再次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可惜好景不长晋明帝只当了3年皇帝就去世了，继承皇位的是4岁的晋成帝司马衍。
作为小皇帝舅舅的庾（yǔ）亮，为了维护自己“外戚”的利益，时刻提防着各位领兵在外的大臣，这里面既“有威名于荆楚”的陶侃，还有历阳内史苏峻，这一切所作所为，终于激怒了苏峻，他联合豫州刺史祖约以征讨庾亮为名起兵直指东晋都城建康。
叛军攻下建康，将城市洗劫一空。陶侃得知消息后，选择不计前嫌与庾亮一起平叛救国。
在得知陶侃率领的“勤王之师”到达建康之后，苏峻便挟持晋成帝来到建康城外的石头城负隅顽抗，陶侃冷静的分析形势之后，指出不能强攻只能智取，他分别安排人在石头城外修筑坚固的堡垒，同时派兵截断乱军的退路，还安排将领带兵烧毁敌人粮草，一系列举措之后苏峻方寸大乱，主动攻击陶侃修筑的堡垒，陶侃采用“围魏救赵”之计，一举攻下石头城苏峻被斩，这场险些断送东晋的叛乱就此平定。
此一役陶侃居功至伟，被拜为太尉，长沙郡公，同时加督交、广、宁三州诸军事，加上之前的四州他一人就掌握七州军权。出身贫的陶侃寒，能够做到位列三公，后来他又加督江州诸军事，领荆、江二州刺史，可以说当时扬州以北广大地区的军政大权全部在他一人之手，纵观东晋一朝也只有他一人如此。 其实除了出色的军事才能，陶侃日常的为人处世，才是使他能够为后世敬仰的根源。
东晋初年，社会上盛行“老庄之学”各大豪门世家都喜欢“清谈国事”，但是陶侃却认为这样实为误国之举，他提倡实干，曾经就以大禹珍惜时光的故事，勉励身边的人要珍惜大好时光，一味的在那里夸夸其谈，其实是一种自暴自弃的表现。陶侃勤于政事，后期虽然身兼数职，公务繁多，但是对于下属的奏报，他几乎都是亲笔进行批阅。
同时他治理地方和军队都能够做到依律而行，赏罚分明，从不偏袒徇私。在陶侃的带领下，他下辖的各级官吏大多也都能做到廉洁奉公，善待百姓。这在东晋那个浮躁的环境中实属不易。
公元334年，虽然已经76岁，但仍一心想着北伐收复失地的陶侃，突然病重。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他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写道：“当复何恨，但以余寇未诛，山陵未复，所以愤慨兼怀，唯此而已。”可见陶侃在自己即将走向生命的终点时，仍然惦念着东晋尚不安稳的江山，以及北方失去的国土。陶侃一生为国征战41载，在逝世后与他同朝为臣的尚书梅陶评价他“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
在多年后陶渊明在《命子》一诗中也写道“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可见这位生性孤傲的大诗人，在他内心深处也为自己这位“文武双全”的曾祖父而骄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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