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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王阳明集事功与学问于一身，是朝廷命官中的能吏、自律与教人的良师，也是名垂千古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王阳明终身为官也为师，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大哲学家，他为师的成就远远地大于为官。阳明学说的核心是“致良知”，这也是阳明教育哲学的基石，为王阳明一生讲学的根本宗旨。 阳明之学的诞生，是当时思想界的一大革命,他以“狂者胸次”的豪迈气概,推到千古，成一家之言，深刻影响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阳明学说对活力渐失、僵化教条的朱熹理学进行彻底的颠覆，使阳明心学逐渐代替朱熹的理学，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想。  王阳明在艰难困苦、颠沛流离中的“龙场悟道”，是中国思想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一段佳话。他所悟得的“道”，便是“致良知”。王阳明非常明确地宣称:“吾平生讲学,是致良知三字。”在阳明学说里“良知”是本体，“致良知”是功夫，本体与功夫两者不可分。因此，“致良知”的功夫是展现良知的过程，王阳明的整个教育思想便是如何在求知过程中，由“开悟”而逐步“成就”人才。 “良知”既是人人所具有的，那么，“良知自知”便成为“有教无类”的理论依据。王阳明认为“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传习录》)。这是非常大胆的论断——道为公道，学为公学；“道”之所在，“学”之所在。这意味着人人都有求知为学的权利，不是什么“道学模样”的人所能垄断的，非但朱熹，甚至孔子也不能垄断。 “良知”是内在的，它可由“学”而悟得，因此任何“圣人”、权威者的言论都不能作为真理的标准。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出乎平庸，不敢以为非，而况其出乎孔子乎?”(《传习录》) 以自己的理性(心)独立判断是非真伪,王阳明此说不免有失偏颇。但其意义在于推倒千古以来的教条禁约,重视平凡和普通的道理，其矛头所向为当时作为官学而定于一尊的朱子学说，也兼及对孔子学说的态度——着意良知之所致，无视权威之所在。 阳明的“致良知”，要旨在“致”，“致”的意义在动态过程的功夫上。“致良知”，首在立“志”。求学问当树立理想，“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志犹种也，学问思辨笃行之”。其次，“致知”者须有正确的态度,学习“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当“勤确谦抑为上”。王阳明告诫学生说：“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众恶性之魁”。其三，“致知”与“力行”必须统一，“知行合一”的意义在“变化气质”，而不仅仅是一种学习的方式，它是提高人们道德文化素质的关键。王阳明还认为人在“致知”过程中,还该有“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的生活磨练。  在“致知”的教育活动中,王阳明主张要根据学生的资质作引导，即视不同的“开悟”程度而因材施教。他说：“吾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不是束缚他通做一般”。王阳明提倡“随才成就”，反对造就出同一模式的人才。尤其在童蒙教育方面，他强调注意儿童的心理特点，“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而不是“鞭挞绳缚，若待拘囚”，用强制方法去对待儿童。 王阳明认为学问之道,在于师友之间的切磋,“学问之益,莫大于朋友切磋”。切磋要讲究文德，不可“矜已之长,攻人之短”。王阳明在教学中,不以孔子的是非为万世准则，也就很自然地反对经学独断论。将“经”视为“史”,这是阳明学派的特点，也是浙东学派的传统。他们认为，“六经,吾心之记籍也”。攻读“经”或“史”，无非是“致良知”的功夫——“凡看经书，要在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学而已”。 王阳明“致良知”的教育哲学，既有深刻洞察的思辨性，又有导人以行的实践智慧。“致良知”作为一种教育哲学，始终以立人为目标，以致良知为根本，以知行合一为认识论的唯一途径。在历史上，他将兴办教育看成是倡明学术、转变风气、治理社会的根本。王阳明一生在教育上的业绩，可谓彪炳史册,他的教育哲学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瑰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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