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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先秦文学的巨大成就之一。 先秦诗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口头到书面、从民间到宫廷、从集体歌唱到诗人创作的漫长过程。 原始的诗歌基本上没有被记录下来。《吴越春秋》中《勾践阴谋外传》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宍，古"肉"字，指鸟兽之类猎物）。"被认为是比较原始的猎歌，但这也仅仅是猜测。 春秋时编成的《诗经》才是可靠的文献资料，为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 《诗经》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最早发生、发展的文学形式诗歌从口头到书面、从民间到宫廷发展阶段的完成。根据汉代文献记载，中国先秦时的统治者早就注意到诗歌的搜集、编选。这除了供其声色之娱外，一个重要因素是为巩固其统治。《汉书·艺文志》曾明确指出：“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种采诗制度的积极意义在于记录、保存了大量民间口头创作，并使民歌进入宫廷，引起广泛的注意与重视。这些无疑会对诗歌的创作起促进作用。 《诗经》仿佛是一面镜子，对整个周代社会作了真实而全面的反映。《诗经》中部分诗篇出于统治各阶层之手。这些作品暴露了统治阶级内部围绕着权力与财产这个中心展开的矛盾斗争。当然也有许多歌功颂德的篇章，但即使在这些作品中，也能够获取许多具有认识作用、可供参考的材料。《诗经》中的民歌，闪耀出夺目的思想与艺术光辉。这些篇章反映了人民的劳动、爱情、战争、徭役等多方面的生活，其中颇多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不少诗作嘻笑怒骂、冷嘲热讽，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残暴与丑陋。《诗经》中这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进步文学的影响极其深远。 《诗经》高度的艺术成就，特别是其中广泛使用的赋、比、兴表现方法，哺育了后继的中国诗人，对形成中国诗歌兴寄遥远、含蓄蕴藉的特有风貌起着重大的作用。而“风雅比兴”一直是中国古代进步作家与诗人高举的战斗旗帜。 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骚体诗，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发展阶段的出现。“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黄伯思《东观余论·翼骚序》）这种由诗人创作、带有鲜明楚地文化色彩的新诗歌，将中国诗歌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楚辞》中收集的先秦作品，出自屈原和宋玉两位诗人。诗人之作，由于其个人的天赋才能、高度的文化素养以及对艺术遗产的继承，一般说来比起民间朴素的歌唱，在思想上更为丰富，在情感上更为细腻，在艺术上更为精致。屈原、宋玉的作品，“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特别是屈原，取熔经意，自铸伟词，其作品规模宏大、风格瑰奇，是融合南北文化积极成果的产物。 屈原的骚体诗，是浪漫主义的典范作品。对理想的热烈而执着的追求、爱憎情感火山爆发式的自我倾诉、献身祖国的赤胆忠心，都在奔放的辞句、宏大的结构中被容纳。诗人大胆地驰骋想象，糅合了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自然现象与自身遭遇，创造了一个个前无古人的神奇瑰丽的幻想世界。屈原的作品具有着卓越的独特个性。这种浪漫主义特色的形成，同楚国文化传统密不可分。楚国巫风盛行，朝廷和民间祭祀都使巫覡“作歌乐鼓舞以娱诸神”。这种带有原始宗教气氛的乐歌，自然是产生浪漫主义杰作的温床。例如《九歌》，其前身就是沅、湘一带民间的祭神歌曲。从《诗经》的现实主义到屈原的浪漫主义，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屈原的骚体诗，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继承发展了《诗经》的比兴传统。《诗经》的比兴较为单纯，而《楚辞》的比兴具有象征的特质，往往成为一个形象的系统。《离骚》中香草美人的比兴就是范例。楚地本是泽乡山国，其间颇有叠波旷宇、崇山秀岭，这些江山的光怪之气足以摇荡心灵、催发丽辞伟句。 骚体诗冲破《诗经》四言诗的固定格式，句式加长而灵活，篇章放大而严密，词采绚丽而贴切，是《诗经》之后的一次诗体大解放。 先秦时代，《诗经》与《楚辞》双峰并峙，是中国诗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座巍然屹立的座标。中国历代的诗人“莫不同祖风骚”，其巨大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秦代由于时间短促，加上焚书坑儒，思想统治极为严酷，因此主要只有民间尚有歌谣流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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