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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国家图书馆建馆110周年，为了迎双庆，全面阐发中华传统文化典籍精髓，国家图书馆举办了“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汇集了全国20多个省40余家公藏单位、30余位私人藏书家的珍贵藏品330余种，展示了公私藏构成的完整藏书体系。在民间藏品征集的过程中，藏书家基于爱国和爱书的情怀，都非常踊跃参与，其中著名藏书家韦力先生综合各种因素，精中选优，提供了七件珍藏，每一件都极具代表性。 木版画中的奇作，被郑振铎先生赞为“没有一刀败笔”的《坐隐图》在此次大展中亮相。《坐隐图》系《坐隐先生精订捷径奕谱》卷首所附长卷一幅，由版画名手汪耕绘、新安刻工黄应组刻，为万历时期版画的代表作。中国木刻画在万历时期可谓登峰造极，其中徽派、建安派、金陵派尤为突出，大放异彩，三者中又以徽州版画价值更高，徽州版画中以皇室刻本最有名，《坐隐图》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也因此登上了《中国美术全集·版画卷》的封面。韦力先生带来的这部《坐隐先生精订捷径奕谱》并非孤本，国图亦有收藏，但两者也不完全相同，而是各有独特之处，其中国图藏本牌记是红色的，芷兰斋所藏牌记则是蓝色的。作为中国古籍中最大幅的插图版画，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木刻版画，《坐隐图》必须“展中有名”。 此次大展私人藏书中年代最早的要属芷兰斋所藏北朝写本佛经《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为佛学基础著作，内容极为丰富，被喻为“佛教百科全书”，对中国佛教影响深远，是历来中国佛教各宗所依用援引的重要论典。敦煌本《大智度论》写卷存世数量较多，总数在200余号。作为南北朝写本，此本较传世本减少了许多后代辗转抄写产生的讹误，校勘精良，极具校勘价值。特别的是，除正面外，此卷背面还有唐乾宁四年（897）的历书，每日干支纳音下注建除十二客，亦属难得。大展中还有一部重要手稿——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明太傅朱文恪公手定册立光宗仪注稿》。明代立光宗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掌故。当时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更是将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视若掌上明珠，早就有废长立幼的想法，却遭到大臣们的反对。传说万历皇帝还曾一生气几十年不上朝，直到晚年才同意立朱常洛为太子，可以说是极为难得了。此稿即为明万历年间朱常洛被封为太子时，其老师朱国祚为其所写册立仪程。朱国祚是朱彝尊的祖父，明代状元，此稿本自然可称得上明代名人手稿的代表；其次，此稿中的内容涉及明末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关涉明末最重要的一段史实，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和史料价值；此外，此稿从阮元到王国维，一直流传有绪，王国维的《观塘集林》中有记录。经史子集四部中的宋元版孤本代表是《茅山志》。《茅山志》是古代很有名的志书，记载了与茅山和茅山教派有关的朝廷诏告、自然山水、建制沿革、仙真事迹、碑刻诗文、道教经典等内容，为学者研究茅山以及茅山道教历史文化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献校勘辑佚、道教史料、文学史料以及科学等价值。尤为难得的是，此书自元代刻印，后世亦不断翻刻，到现在也在影印，但各个版本始终都缺一卷，所以研究者普遍认为当年原稿就已失传，不存这一卷。此次展出的《茅山志》卷九卷十残卷，即可补元本之缺，亦可补明以后版本之缺。古今印谱中开本最小者、流传至今仅存四部的《锦囊印林》，为清汪启淑辑，清乾隆十九年（1754）汪氏香雪亭刻钤印本。汪启淑，杭州人，著名藏书家。当年朝廷编修《四库全书》征集底本，献书最多的四家，乾隆皇帝各赏了一部《古今图书集成》，汪启淑就是这四大家之一。藏书之外，汪启淑也是古今藏印谱最多的人，他一生制作了27种印谱，已知最有名的是《飞鸿堂印谱》，开本最小的就是《锦囊印林》。此本流传极少，到现在为止，公共图书馆仅著录有两部，一部藏在上海图书馆，一部藏在西泠印社，为印谱收藏大家张鲁庵旧藏。而韦力先生通过多年搜集，找到了两部从日本回流的《锦囊印林》。是谱每面钤二印或四印，每印均注有释文，总录印二百余方，有宋晟序。讲到碑帖，通常会强调宋拓的重要性，但其实金石学发展到清乾嘉时是又一个高峰，这就要论及金石学中的重头——“龙门四品”。清代乾嘉学派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就是金石学研究，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黄易（黄小松），而黄易最重要的发现就是龙门造像。自从他将龙门造像彰显于世后，新发现越来越多，由龙门二十品、龙门五百品，到现在的龙门一千五百品，但还是以黄易发现的龙门四品最具代表性，此次展出的杨大眼魏灵藏造像记和始平公孙秋生造像记，均属“龙门四品”之一，且为黄小松旧藏。 此本在流传过程中还曾为翁同龢所藏，并得到了他的喜爱，翁同龢专门书长跋于后，并作《小松载书图》，这也是我们见到的唯一一幅翁同龢的画。就连包裹用的布包袱，翁同龢日记中也有记载，他因得拓本后极为欣喜，连夜请夫人做了两个布包袱，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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