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天一阁文丛）（第7辑）【摘要】郑振铎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文学评论家、艺术史家、编辑出版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同时也是文物收藏家和藏书家。本文以《西谛书话》为切入点，分析了他藏书的原因、标准，以及其性情与藏书的关系。 【关键词】郑振铎 《西谛书话》 藏书 编者按：原文采用脚注形式，然文中所引均采自《西谛书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为避免行文累赘，今改为文中夹注形式，且除第一处外，均仅标页码，余从省。 从《西谛书话》看郑振铎先生的藏书 张振利  郑振铎先生肖像。（图片来自网络） 郑振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文学评论家、艺术史家、编辑出版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同时也是文物收藏家和藏书家。作为藏书家，他对书的喜好如痴如醉，被人称为“书痴”。学界对其收书、藏书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刊布。尤其是对他在上海沦陷后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竭力抢救江南古籍文献一事，更是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此外，对他在古籍文献的搜集、收藏与整理方面的贡献也有专文研究。软件而，对于他为什么藏书、怎样藏书，以及他的性情与藏书之间的关系，尚少关注。本文拟以《西谛书话》为切入点，分析他藏书的原因、标准，以及他的性情与藏书的关系。  郑振铎撰《西谛书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10月第一版。 一、藏书的原因：研究的需要与个人的偏嗜 郑先生说：“二十多年来，因为研究的需要和个人的偏嗜，收购了不少古书。”（第264页）他又说：“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书，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所需的。有时，连类而及，未免旁骛；也有时，兴之所及，便热中于某一类的书的搜集。总之，是为了自己当时的和将来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计划所需的。”（第268页）可见，他藏书的原因即“研究的需要和个人的偏嗜”。 （一）研究的需要 1、版画研究的需要 纵观郑先生的学术生涯，最具特色的是版画研究。他说：“我搜求明代雕版画已十余年，初仅留意小说戏曲的插图，后更推及于画谱及他书之有插图者”，“间亦以余力，旁骛清代木刻画籍。然不甚重视之。”（第43页）可见，他的版画搜集是以明代为中心，旁及宋元与清。“余于明本版画书无不收，即对于一页半幅之残片亦加意收下。”（第373页） 如明玉兰草堂刊本《辍耕录》的购得，“余正搜集版画，观其图窈远有深趣”。（第305页）他“着意访求”《农政全书》，是由于此书“于版画研究上亦一要籍。”（第302页）他“忽发大愿，辑印中国版画史”后，收书便紧紧围绕研究工作的需要展开。（第510页） 郑先生对一些书曾遇见而未收购，由于编印版画史，需求就变得非常急迫。如康熙二十年承宣堂刊本《圣谕像解》，“余数遇之，皆未收。曾见一原刊本于北平，又见一本于中国书店，均未之购。去岁，以印行版画史，乃欲得一本。”（第392页）又如万历三十八年刊本《海内奇观》，“近编'版画史’，思得一本”（第327页）经过他的不懈搜求，最终在费尽一番周折后编成了《中国版画史》。 2、其他研究及研究计划的需要 从《西谛书话》中可以归纳出，郑先生因各种研究需要而收购书的情形有以下五种。其一，辑明人词。如成化十四年刊本《东谷遗稿》，“余正辑明人词，故亟收得之。”（第301页）其二，“文学考”的纂辑。如乾隆三十七年刊本《莆风清籁集》，“近从事'文学考’之纂辑，乃知地方诗文集之重要”，此书“足资文学考之参订”。（第334页）其三，校中州乐府。如汲古阁刊本《中州集》，“近校中州乐府，乃亟思得一本”。（第359页）其四，撰写古版画史略。徐森玉先生赠送彩印本《金鱼图谱》，他因“正写古版画史略”而得此书“为之狂喜。”（第629页）其五，考证唐诗版刻。如嘉靖刊本《万首唐人绝句》，“予方从事唐诗版刻考证，乃不能不收入之。”（第634页）出于研究唐诗版刻的需要，他必须搜购大量的资料。“研讨唐诗刻本，是一大学问。非广搜异本，多集资料，不易有可靠的结论。”（第636页） 他因研究计划的需要而收购书的情形有以下六种。其一，研究明末社会史。如天启六年刊本《快书》，“明末人最善于谈花评酒，穷奢极欲于生活上之享受，纯是'世纪末’之病态。余本有意于研究此一时代，故每喜搜罗此类书”。（第314页）其二，编刊明曲。如万历徽郡谢少连校刊本《精选点板崐调十部集乐府先春》，“余本有志于编刊明曲，获此，得助不少”。（第319页）其三，辑清人杂剧、清人散曲。如《藿田集》，“于集后附'曲’者，则每见必收之。盖余尝辑清人杂剧，并欲编清人散曲为一书。”（第375页）其四，重辑唐诗。如嘉靖间张氏刊本《唐诗纪事》，“余久有志于重辑唐诗，故甚欲得纪事诸本。”（第379页）又如明末刊本《唐音癸签》，“余欲重辑唐一代诗，立愿已久，思先集诸家评论为一集，此书亦一重要之取资渊薮。”（第380页）其五，搜辑周、秦、汉三代瓦当为一书。他参观始皇陵，发现秦皇陵寝所用的瓦当，“乃立意欲搜辑周、秦、汉三代瓦当为一书”。此后，“着手读有关瓦当文字一类的书。从程敦此作到吴隐、罗振玉所著，案头大体皆备之。”（第619页）乾隆五十二年横渠书院刊本《秦汉瓦当文字》的购得，即出于此研究的需要。其六，搜集诸家碑录为一书。他说：“顷欲集诸家碑录为一书，遍访刘氏此书未获”，所指即《续补寰宇访碑录》，费尽周折后，“遂购得，挟之以归。”（第626页） （二）个人的偏嗜 郑先生说：“我为自己买书的时候，也只是顾到自己的癖好，不旁骛，不杂取，不兼收并蓄。”（第535页）可见，他的个人嗜好对藏书有巨大影响。 首先，在他的藏书中，突出体现个人偏嗜影响的是版画。他说：“对于图画，雕刻，我有特殊的嗜好。”（第582页）他尤其酷爱明代版画。“余酷爱版画，尤喜明人所镌者，故每见必收得，一若余之搜购剧曲、小说诸书者然。”（第364-365页）即使是残本，也丝毫不影响他的收购。如《彩印本花史》，仅残存二卷，“虽残，亦收之”，“为余版画书库中增一光辉也。”（第402页）甚至中国版画史图录的出版，他承认也是“为了自己的偏嗜”。（第583页） 其次，他对词曲书及别集的收藏也是出于个人的偏嗜。“余喜收词曲书、清词选本及别集”（第417页），如光绪九年刊本《国朝词综补》，他不顾天价，欣然购得。“价虽昂，仍勉力收之。亦词曲藏中不可阙之物。”（第417页）对于清代别集，他是每见必收。“自壬午至甲申，予几无日不阅市。每见清人集，必挟之以归。时或数日不得其一，亦有一日而获得数种，乃至十数种。不问美恶精粗，但为予架上所无者，则必收之。”（第480页） 当然，也有因他不喜欢而摒弃不收的书。“余不喜收故乡文献，以其过于偏狭，有'乡曲’之见也；尤恶稍稍得志，便事编刊乡里丛著。”（第334页）对于福建莆田人郑王臣辑选的《莆风清籁集》，虽因研究需要而购得，只是“聊备其所当备者耳，固非以其乡邦文献而收之。”（第334页） 二、藏书的标准：实用与罕见 他论及藏书标准说：“大抵余之收书，不尚古本、善本，唯以应用与稀见为主。孤罕之本，虽零缣断简亦收之。通行刊本，反多不取。”（第273页）所谓的应用，是指所购书籍在研究中的实用性。而稀见，大多指版本的罕见。 （一）实用 他曾想刻一块 “不薄今人爱古人”的图章。虽未刻成，“我的确是，对于古人、今人的著作，凡稍有可取、或可用的，都是'兼收博爱’的。”（第268页）他说：“我有'历史癖’，对于一切的史料，虽若竹头木屑之细微，也甚加以珍视。”（第582页）因为“竹头木屑，何莫非有用之材”，“大抵竹头木屑，无不有用。”（第359、482页）他强调收书以致用的原则。他说：“我辈收书原为致用计，不能若藏书家之专事罗集古董。”（第486页）他又说：“余于书，本不作收藏想，只视为取材之资而已。”（第318页）由此可见，“实用”是他购藏图书的重要标准。 在《西谛书话》中，因实用而购买书的例证很多。如同治八年金陵钱氏刊本《皇朝经世文抄》，“此类书颇有用，不当视如敝屣也。”（第349页）又如作为童蒙读物的《新刻金陵原板易经开心正解》，诸藏书家见之也未必收，他则购得。因为他认为“于论述近古童蒙教育者，或不为无用。”（第412页）再如在《读书志》题跋中，他提到在中国书店选购了数种诗人小传，“此类材料，至有用”。（第347页） 出于实用的标准，他对残本也未曾放弃。“藏书家每收宋元残帙，而于明清刊本之残阙者多弃之不顾。余则专收明刊残本，历年所得滋多。”（第359页）万历间刊本《焦氏澹园集》，因列入清代禁书目中，极不容易购得。“余久访未得全本，乃收此残本”，“此本共佚八卷，幸'文’均全，仍甚有用。”（第386页）。 （二）罕见 “罕见”是郑先生藏书的另一主要标准。叶圣陶先生说：“凡是罕见的，不管印本抄本，残的破的，他都当做宝贝。”（第2页）所谓的罕见，是指由于古籍刻本少、流传不广而导致版本的稀见、少见，因此不得不提及他对版本的认识。 他说：“'研究’较专门之学问，板本之考究，仍不能忽视。彼轻视'板本’者，其失盖与专事'板本’者同。”（第294页）由此可见，他重视版本但又不拘泥于版本，讲究版本是为了研究专门之学的需要。以《北宫词纪》、《南宫词纪》为例，他费尽心力的将其配齐。他认为这不是什么好奇、好事之举。“研究元明文学者能舍散曲不谈么？谈散曲者能不备这部南北宫词纪么？作为科学研究的必备之书，其能没有最完整不缺的好本子作为研究的根据么？把这部书好不容易地拼凑成为完整不缺的一部，当不是什么没甚意义玩弄版本的事。”（第647页） 在把握郑先生版本观的基础上，就不难理解他对“罕见”之本的偏爱。在《西谛书话》中可以看出，因罕见而购入的书很多。如明末刊本《韩晋公芙蓉影传奇》、万历四十三年刊本《元名家诗集》、万历二十一年刊本《文始真经（关尹子）》、嘉靖三十五年刊本《皇朝四明风雅》、雍正十二年句曲外史序刊本《第五才子书》、万历刊本《批点考工记》、正德间刊本《梅岩胡先生文集》、万历二十年刊本《农桑辑要》、万历刊本《素园石谱》等书，都是因“殊罕见”、、“颇罕见”、“传本罕见”、“极罕见”而购得。（第286、296、304、326、334、384、389、3953614页） 对于罕见的书，他甚至不顾高价搜购，“竭阮囊得之”、“以半月粮购之”的事情时有发生。如明末诸臣刊本《硃订西厢记》，“余时正在奇窘中，竭阮囊得此书”而却舍弃了《盛明杂剧》，原因是“盛明杂剧余已藏有残本，且尚有复刻本，不如此书之罕见也。”（第283页）又如嘉靖本《万首唐人绝句》，他“大喜欲狂，即以半月粮购之”，理由也是“此嘉靖本是从宋本翻雕者，最为罕见。”（第634页）甚至对某些罕见书他连价格都不论。如顺治间刊本《吴门忠孝传清忠谱》的购买就是如此。“余不论价，立携之归。曲藏中又多一种罕本矣。”（第287页） 对古书是否罕见的判定，每个人或许各不相同。在这一点上，郑先生反复强调“博闻多见”。“博闻多见，乃为学者必不可忽者也”；“博闻多见，诚为学之要著哉！”（第294、375页）可以说，正是郑先生的博闻多见，才使他将古书收购罕见的标准运用自如。 三、个人性情与藏书 论及性情，他人的总结总不如本人“自道”的直接、贴切。因此，钩稽郑先生在《西谛书话》中的“夫子自道”，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其性情与藏书的关系。 （一）真爱书人 说郑先生是“真爱书人”，缘于他的“书癖”。叶圣陶说：“振铎喜欢旧书，几乎成了癖好，用他习惯的话来说，'喜欢得弗得了’。”（第1页）他自己也说：“我对于书，本来有特癖。”（第534页）而且，“有购书的癖好，却也是一个很好的癖好。”（第270页）他对书的热爱已经超越了名利。“予素志恬淡，于人世间名利，视之蔑如。独于书，则每具患得患失之心。得之，往往大喜数日，如大将之克名城。失之，则每形之梦寐，耿耿不忘者数月数年。”（第487页） 如顺治间刊本《萧尺木绘太平山水图画》，他说：“此'版画’绝作，遂归于余。十载相思，得遂初愿，喜慰何已！”（第341页）购得彩印本《程氏墨苑》，也是“十载相思，一旦如愿以酬，喜慰之至，至于数夕不能安寝。”（第399页）在《西谛书话》中，“甚自喜”、“自得意”、“狂喜”、“殊喜跃不禁”的字眼时常出现。（第286、291、294、364页）他的喜悦之情跃然纸上。他对书的热爱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他获得《十竹斋笺谱初集》后，“一灯如豆，万籁俱寂，深夜披卷，快慰无极！”（第401页）得到万历徽郡谢少连校刊本《精选点板崐调十部集乐府先春》后，“抱书而归，满腔喜悦，不复顾及餐时已过，饥肠辘辘矣。”（第320页）对因各种原因失收的书，他又会“为之懊丧者久之”、“为之懊丧不置”、“怅惘无已”、“此为永不能忘之一大憾事！”。（第302、317、363、365页）他曾见到刊印极精的《午梦堂集》原本一部，“惜当时失收，至今耿耿！”（第297页）患得患失的言语中，流露出郑先生对书籍无比挚爱的真性情。 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经济相当困难的时候，对买书仍是不遗余力。他的全力以赴可谓“举鼎绝膑”，所流露出的对书的挚爱令人感动。如顺治二年刊本《离骚图》，“虽亦在朝不保夕之景况中，竟毅然购之，不稍踌躇。”（第277页）他在购买明末诸臣刊本《硃订西厢记》、万历三十四年浣月轩刊本《蓝桥玉杵记》时，“正在奇窘中”，然仍都“竭阮囊得此书”、“终以半月粮购得之。”（第283、284页）有时他对自己购书的“豪举”都感到诧异并慨叹不已。他费半月之粮购得万历三十年刊本《古今女范》，“斗室避难，有此'豪举’，自诧收书之兴竟未稍衰也。”（第270页）他购得万历间刊本《李卓吾评传奇五种》后说：“余方斥售明刊传奇数十种，乃复收此，结习难忘，自叹，亦复自笑也。”（第312页）他在购得《古今名公百花鼓吹》后也说：“余方斥去万历杨氏原刊本之唐诗艳逸品，乃忽发兴欲得此书，思之，不禁自笑其多事。”（第322页）他所费几尽一月粮而购得崇祯间刊本《瑞世良英》，“自笑书癖之深乃至于此。”（第365页）尽管购得后他自笑多事，购买前却是不顾一切。正如他所说的，“嗜书之癖，弥增顽强，诚不易涤除。”（第343页） 他为自己的癖好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如此书癖难除，积习不销，思之每自笑，亦复时时觉自苦也。”（第487页）他说：“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第272-273页）对于一些书，他不惜重值购得。如《石仓十二代诗选》一书，他“竟以高价收之”。（第337页）残本《忠义水浒传》，“费至百金以上，其奇昂殆前人所未尝梦见者。”（第407页）对于《石仓历代文选》，“我一见即惊为秘笈，亟挟之而归。价百金殊昂，然不遑计及之矣。”（第407页）这也足见他是一个十足的性情中人。 （二）真读书人 说郑先生是“真读书人”，缘于他不但自己是因爱书而真读书的人，而且切实为读书人着想。他超越公私界限，愿意将自己辛苦搜得的孤罕珍本古籍刊布流传以嘉惠后人。他的思想境界与将珍本善本秘不示人的大多数藏书家有天壤之别。这与他的爱书密不可分，也与他的编辑出版生涯不无关联。 他论及藏书的公私关系说：“藏之于公和藏之于己，其结果也没有什么不同。我自己终究可以见到，读到的。”（第542页）这足见他心胸的宽广。他说：“一有机会，便想把得到、见到的重要的书印行，以免孤本单传，一遭三灾，便永远失去，不见天日。”（第582页）在《西谛书话》中，他提及要刊印的书有好几种。 如《水浒传注略》，他说：“余所藏小说注本，未刊者，于红楼梦微言外，仅此书耳。宜亟为刊布，俾不没作者苦心。”（第281页）他获得万历四十四年刊本《澹生堂藏书训约》说：“缪刻多错字，绍兴先正本亦多所删削。稍暇，当以此本重印行世，以贻诸好书者。”[78]对旧抄本《今吾集笔云集》，“余今得此二集，传布之责，当肩之不疑。”（第384页）他认为正德间刊本《梅岩胡先生文集》，“诚宜刊布表彰之。”（第390页）对明刊本《玉茗堂异梦记批评》，他“亟欲印入影刊传奇第二集中，以广流传。”（第616页） 此外，他还肯将自己购得的书赠人以成完璧。他在《丽则遗音》题跋中说：“'古乐府’及'复古诗集’已为石子购去。惜此丽则遗音因余一言，未能'璧合’。他日或当移赠石子，以成'完’书也。”（第304页）这与一般藏书家的巧取豪夺有着本质不同。 （三）好事与自信 郑先生说：“我的好事和自信力使我走上了这'狂胪文献’的特殊的工作的路上去。”（第534页） 其实，二者密不可分的。他说：“予向来有一自信：但肯做事，不怕失败。且往往是不会失败的。予计划颇多，每甚弘巨，且怜于不自量力。然竟每每成功者，以具有此种勇猛直前，鲁莽不顾之毅力也……然天生好事，终未能改变也。”（第559页）正是他的好事与自信，使他具有“勇猛直前”、“鲁莽不顾”的毅力，不辞辛劳的搜购图书，最终成就了他伟大的藏书事业。 在《西谛书话》中，他对一些书搜求经历的记述，简直如同传奇故事一般惊心动魄。有些书要数月乃至数年才能配齐，足见他坚忍不拔的毅力与不辞辛劳的访求。如乾隆间刊本《皇朝礼器图式》，“时近二月，地隔平、沪，书归三肆，余乃一一得之，复为之合成全帙。”（第372页）顺治二年刊本《离骚图》则是“访求近十五年始得其全。”（第277页）然而，有些书则是费尽心力后也没能配全。如明刊本《花镜隽声》，“相隔数年，得之两地，仍未能配全。”（第391页）他感慨说：“寒士之得书，诚不易也”。（第378页）此中的艰辛，那些将图书用以饰架的纨袴子弟、富商大贾是难以体会的。他反复说：“诚非彼有力之徒，得之轻易，而惟资饰架者所能知其甘苦也”，“诚非纨袴子弟、富商大贾辈之封书于架上，徒以饰架壮观者所能知其艰苦也。”（第2770-278,、391页） 他的好事与自信使他坚信：只要用心访求，终有所得。他说：“有心访购，终可求得。费一分力便得一分功。一书之微如此，学问之道亦然。”（第372页）他对自己的费心费力辛苦积累的藏书倍加珍惜。“凡一从事专门学问之学者，辛勤访肆数十载，乃得成一比较完善之专门书库，其点点滴滴皆心上血也，能不珍视之欤！”（第628页）在他看来，他的藏书无疑是数十年来心血和辛劳的结晶。然而，他立下了将全部藏书无偿捐献给国家的遗嘱。这更加体现了他宽广无私的心胸及崇高伟大的人格！ 他评价《澹生堂藏书训约》说：“余所见诸家书目序跋及读书题跋，惟此书及黄荛圃诸跋最亲切动人，不作学究态，亦无商贾气。最富人性，最近人情，皆从至性中流露出来之至文也。”（第346-347页）又说：“此诚是真藏书人，真读书人之精神也！语语浅近，而无不入情入理。”（第347页）以此来评价《西谛书话》也是公允恰当的，而且这不是简单随意的比附，因为郑先生认为自己“识诸书衣”、“录载簿册”的题跋，“其体例略类黄荛圃藏书题跋”。（第273页） 总的说来，郑振铎先生不是为了收藏而藏书的藏书家，而是一个为自己的研究需要与个人偏嗜，以实用与罕见为标准，一生节衣缩食，以“勇猛直前”、“鲁莽不顾”的毅力，不辞辛劳的搜购图书的真爱书人、真读书人、真藏书人。加之宽广无私的心胸及崇高伟大的人格，他不愧为我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