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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报道矛头直指郑振铎，说他用残本《大藏经》赚学校的钱，当时郑振铎正跟冰心等人在内蒙考察，因为发大水，铁路中断而无法返回，所以他并不知道这件事。郑振铎回京后，看到了这篇报道，当然很是生气，于是他就写了篇文章回击，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了《北洋画报》上，而郑振铎似乎并没有把此文投给《北洋画报》，可能是此报从哪里转来者，现在此将郑振铎的这篇文章抄录如下： “《大藏经》为明宣德本，诚然是我由北平购到的，但并非替燕大图书馆买。当时用燕京公共汽车运回，堆在我书房的地上，无力做书架，也没有工夫去整理，便想卖去它。当时曾向北平某君及燕大图书馆接洽。我因急于用款还账，便以一千元售给燕大图书馆。这完全是买卖行为，根本上不会有所谓‘风纪’，想不到竟会有人借此中伤！老实话，售出后，我还懊悔了许多时候！其心境的如何惆怅，有经验者是深能领会得到的。前年暑假，我不在北平时，君箴女士（按，郑先生夫人）编成目录一册，整整的费了一个暑假的工夫。假如不是为了‘穷’我是绝对地舍不得售出此书的，单为了这册抄本目录的艰苦编成之故，也不该售！然而终于不能不售！有心肝的人还该说什么风凉话！两年以来，屡次地想向燕大图书馆商量赎出，都不曾开口，一则艰于开口，二则还是为了穷。现在好了，我已决定设法收回。即使图书馆也想同样‘牟利’，我却也不妨出高过原售价的买价去赎它！我实在对不起‘编目录的人’，我应该借此‘赎罪’！祈将此函作为更正是荷！” 介绍牌里没有提到藏书 想当一个藏书家真不容易，这样会被别人架在火上烤，你只要爱书，别人就会以完人来要求藏书者，尤其卖书，似乎是很不耻的一件事。其实书是买来的，正常的卖书有什么不可以呢？就正如你多年前花了几十万买了一套房，现在值几百万了，如果你按行市卖出，就说你道德有问题，你觉得说这种话者还算人吗！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卖书是一件不耻的行为，我因为没有卖，就被别人贴上了标签，极有耐性地等待我卖书时，给我劈头盖脸地臭骂。其实，我从未说过自己永远不卖书，但记者硬是要把这个他认为高大的头衔戴在我的头上，郑振铎卖佛经给燕大的事儿，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值得念叨的，就如郑振铎自己所说“这完全是买卖行为”，有什么值得攻击的呢？！我很好奇郑振铎售给燕京的这部《大藏经》，今天是否还保存在北大图书馆内，于是我给沈乃文先生发了个短信，向其求证此事，沈先生在回我的短信中称：“北大只有明《永乐北藏》，基本上是全本，但此藏是否是郑振铎所售，却没有记录。”如此说来，郑振铎出售的那一部有可能就是沈老师所说的《永乐北藏》。 这个也没提藏书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用庚子赔款秘密地收购各种善本，当时的国民党组织部部长朱家骅派蒋复璁绕道香港化名潜入上海，在上海找到了张元济，同时联络张寿镛、何炳松、徐森玉、郑振铎等人，秘密地在上海等地开始收购善本，这个组织名叫“文献保存同志会”，此会章程的起草人就是郑振铎。他们从1940年1月开始大规模买书，直到1941年底上海沦陷为止。这期间，郑振铎负责谈判与买书，完全是在做义工，徐森玉为此专门给重庆写过一封信，这封信所讲就是关于郑振铎完全是靠自己的钱在给公家收书，此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 如此狭窄的院门 郑振铎并不知道徐森玉写了这封信，后来得知此事后，他主动给蒋复璁写了封信，信中有这样几句话： “弟束发读书，尚明义利之辨，一腔热血，爱国不敢后人。一岁以来，弟之所以号呼，废寝忘餐以从事于抢救文物者，纯是一番为国效劳之心。若一谈及报酬，则前功尽弃，大类居功邀赏矣，万万非弟所愿闻问也。” 由此可见，郑振铎的人品远没有上文所提到的那样有问题，在这种紧急关头，为了保存国家的文献，他不但不要任何报酬，还自己搭着各种费用，这样的人，这样的高尚品德，而他又是位藏书家，这让我是何等的骄傲和自豪！他的故居当然也就是我必访之处了，这种寻访就不只是出于我对藏书家的敬重，而对于郑振铎，则有着许多的感情成份融在里面。 入口处的门洞 郑振铎玄览堂位于上海市徐汇区高邮路5弄25号。这个弄堂不是北京人所理解的胡同，而实际上是一个大院，里面一排一排的宿舍楼，估计住着几百户人家。里面的楼，大部分都贴了肉粉色的磁砖，唯独郑振铎的寓所仍然是一幢白色的筒子楼，楼高两层，从外观看，有点像正方形。院门在侧边不足一米宽，院内有两个单元门，第一个单元即是郑振铎旧居所在，小小的院子不足百平米，然而却种着三棵粗壮的杉树。院门还有黑色的锈迹斑驳的大铁门，上面贴着红色的喜字，从喜字的颜色看，略为褪色，应该是几个月前有结婚的人家。一楼楼梯两侧，均成了公用的厨房，从电表的数量看，至少居住着九户，各家的灶台上都蒙着防尘布。然而，厨房的门洞却是圆弧形，制式跟上海常见的石库门不同。楼梯和护栏也都是水泥的，从磨损程度看，应当是几十年前改造过的。上到二楼敲门却无人应。 院内有三棵大树 到院外转一圈，侧边是另一院落，不能看到院后的情形。而院门口的墙上，却挂着两块文保介绍牌，一块是徐汇区文化局所立，说明郑振铎在1942－1945年居住于此，这个时期正是郑振铎在上海抢救古籍的最紧张时期，然而这个介绍牌上却写着“现代文学家、文学史家，20~40年代，他与茅盾、叶圣陶等创办《文学研究会》、《小学月报》、《公理日报》。抗战时，任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主席，投身爱国救亡斗争。”而我最看重的郑振铎作为藏书家的事迹和他抢救古籍的壮举，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及。另一块介绍牌是徐汇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所立，虽然跟上海文化局的介绍牌都是中英文对照，然而同样也是对郑振铎的藏书事迹只字未提，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个遗憾。 电表数量代表今日的住户 1958年，郑振铎跟另外一些人乘飞机出国，因恶劣天气飞机在苏联境内坠毁，其夫人高君箴和儿子郑尔康把他的书全部捐给了北图，当时已经有一家旧书店愿意出46万元将玄览堂的书全部买下，但是家人还是坚持把书给了国家。由此可见，郑家的人就如同郑振铎自己一样，是按照郑振铎生前的心愿来进行者。前些年，在国图召开的某次会上，我遇到了郑振铎的嫡孙郑源先生，跟他聊到了旧书店关于郑振铎去世后的一些传闻，他说自己对这些完全不了解，自己也未从事文献工作。郑源递给我的名片上，印着他是北京某生物医学科技公司的董事长，我望着手中的名片，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共用的厨房 其实，人生有时确实是塞翁失马，因为郑振铎在出国访问之前，在《光明日报》上就有人发表批判郑振铎的文章，说他厚古薄今等等，以他的那种真性情，确实是不容易活过后来的“文革”，因为在反右的时候，他已经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杨绛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锺书1956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锺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 “好人一生平安”这句话时时出现在各个煽情的场合，我已经把它用成了口头禅，但现在我再说这句话的时候，怎么都会觉得这像是一句反讽。 楼梯与拱门 一楼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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