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的杭州之行

1913年，泰戈尔（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中国学界开始瞩目这位印度大诗人，有不少的报章文章介绍他，他的作品也有多种被译成中文。1920年蔡元培等教育界人士邀请泰戈尔访问中国，因泰氏忙于筹备国际大学及访问欧洲，未能成行。192年冬季，梁启超领导的讲学社再次邀请其访问中国，泰氏愉快接受，并决定于次年（1923）8月访华，但因身体原因推迟至第三年春才成行。1924年4月12日上午九时半，泰戈尔乘日本邮船热田丸抵达上海虹口汇山码头。14日乘早班火车抵杭，17日晨乘早班车返沪，旋风般访问中国的泰戈尔总共在杭州逗留了约4天时间。泰戈尔的杭州之行虽然只是其访华历程中的一个片断，但却是现代杭州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兹据有关史料表彰之。

泰戈尔像

抵

杭

4月14日上午8点，泰戈尔一行5人自沧洲别墅乘汽车往上海铁路北站，搭乘早班快车赴杭，偕行者有讲学社、文艺研究会两个团体的代表瞿菊农（世英）、徐志摩。到站时，有学界名流张君劢、张东荪、郭秉文、朱经农及报界记者十余人，晤候泰戈尔并送行。赴杭途中经过海宁硖石镇时，泰戈尔受到盛大欢迎。原来，海宁硖石是泰氏此行的陪同兼翻译之一、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家乡。徐志摩事先致函该镇教育会金修常，转知学界同人，说“以泰氏风貌奇伟，如有愿瞻道貌，可于十四日九时前、列队本镇车站，乘泰氏由杭赴沪之便，当为介绍，凭车接览，以慰崇慕而启灵感”。得函后硖石镇教育会立即发动组织。故当日九时许，硖石镇男女各校，莫不整队前往车站，迎候泰氏。十一时许，当列车抵临车站之时，站台上观者如堵。各校学生数百人齐奏歌乐，群向行礼，既得一瞻泰氏风采，又表欢送之意，可谓颇极一时之盛。

泰氏一行抵达杭州城站，下车之时已是中午十二点四十分。因另有其他安排，杭州方面没有在城站组织盛大的欢迎场面。前往城站迎迓的人士有：代理通俗教育讲演所所长尹志仁，省教育会副会长李杰，青年会西干事狄尔耐、华干事姚韶闻。与泰氏同来者为：印度现代著名画家侬多拉尔·巴苏、梵语学家基迪莫洪·森、英国农学家埃尔赫斯特3位国际大学的教授，加尔各答大学著名教育家、梵语学家迦利达什·纳格，还有一位“卜思恩纳格恩厚之葛玲女士”；中方陪同3人：徐志摩、瞿菊农、谭裕卿（海宁人）。略事寒暄之后，泰氏一行即前往新市场湖滨路西湖饭店，入住第八十二、八十五、八十八号房间，泰氏住第八十二号房间。

泰氏到杭州来，当出于徐志摩的主意，来的目的是“雅慕湖山风景”，故定寓湖滨的西湖饭店，本拟避去应酬，专为游览。但“印度诗学大家”“大哲学家”“诗哲”既莅临杭州，浙江方面岂肯放过聆听其伟论的大好机会，故泰氏尚在上海之时，浙江教育会即已专电表示欢迎来杭游览并请其公开演讲之意。浙江教育会承担泰氏一行在杭的招待事宜。泰氏甫入住，浙江教育会即与泰氏随行人员敲定在杭行程安排：14日下午游湖，15日上午游灵隐天竺，16日午后四时在省教育会讲演，题为“我到中国的感想”，讲毕参加各教育团体之欢迎会，17日上午由杭赴沪。

浙江方面对泰氏之来极为重视，军事、民政首脑专门饬令有关方面妥为保护。泰氏抵达饭店之后，杭州省会中等以上各校长，均至其寓所访问，纷纷邀请其莅临演讲，皆以行程匆促婉辞。当日下午，泰戈尔一行从湖滨第三码头下船，泛游西湖，瞻仰岳陵。此游使泰氏深有感慨，说恨不三十年前少壮时来此游历，以畅雅兴。15日上午本拟往游灵隐、天竺，可惜泰氏因长途跋涉精神疲倦，独自留在饭店歇息，而未偕其他人出游。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张宗祥至西湖饭店拜访，适随员徐志摩、瞿世英皆不在，无人翻译，张厅长只好留下名片而别。此日晚间浙江省教育会本欲设宴款待泰氏一行，因泰氏婉辞而作罢。

按照既定行程，15日下午泰氏未有安排。其15日上午既未往游灵隐、天竺，而据其演讲中说及“在灵隐飞来峰上看见两个雕像”之事，可证泰氏至少往游过灵隐，那么此游是在什么时间呢？其时可能是在当日（15日）下午或16日上午，前一个时间的可能性更大。

演

讲

4月16日中午，省教育厅厅长张宗祥、省教育会副会长李杰等于协顺兴西菜馆公宴泰氏一行。午后泰戈尔莅省教育会讲演。演讲现场，盛况空前。到会听讲者达3000余人，在杭的英美各国人士亦皆仰慕泰氏，来会听讲。泰氏演讲之先，由徐志摩登台作开场白，介绍泰氏之心境。徐志摩说：

泰戈尔先生的声名固已遐迩咸知，他好比春天的光普照大地，得着他的都有新生命，并且遇于各种不良底环境，他能用诗赋歌词去安慰他、愉快他。他有纯粹的爱，无远弗届。他今日看见西湖山水，就生出无限感想，并做了一首诗。他的意思说山站在那儿，高入云中，水在他的脚下，随风波荡，好像请求他似的，但是他高傲的不动。今日到会诸君，在泰戈尔先生面前，如此崇拜他、钦仰他，所以我将此山比喻先生，使我们心目中存一伟大悠久的印象，有痛苦能安慰，遇仇敌亦当爱。并且他对于人都有爱的表示，他游美国时候，心中反觉着不快乐，因为彼邦人士不以爱之观念相崇敬，反以希奇的东西来看待他。先生最喜清净，所以不在公众场所讲演，但是他足迹所到的地方，总受人热诚的欢迎。他在法国讲演，听众之多，达数万人。他的说话是从心灵里发出来的，不像杜威、罗素、杜里舒一般人能解决什么问题，他纯以爱之论调作讲演的资料。据一般精通英文者的评判，先生的讲演声韵，好似鸟啼，而和蔼的态度，又似春风拂面。我很希望诸君静听先生的讲演。

徐志摩说毕，泰戈尔登台，全场拍掌欢迎，掌声雷动。泰氏首先谦逊地表示：我今天只知道有茶会，并不想到要讲演。到了此地，不知道要我讲演，所以随便的讲演，我觉着非常的不快乐。因为我说的话，不是中国话，懂的人很少，我也不能说自己的话，因为没有介绍的人。除用英语外，简直没有法子。我到西湖上来，所看见的山和水，水的音调，山的容貌，都和印度一样。在表面上看来，自然界的景物到处是同，譬如鸟啼风吹，也是到处一样，我就此引起我一种感想。”泰氏接着进入演讲主题——“从友爱上寻光明的路”，兹将《申报》所载演讲概录全文引于下，泰戈尔说：

因为人类语言不同，才生出世界上种种的误会，使我们彼此不能了解、诚心相接，所以要举我心中的爱，给不同种的民族，很不容易。但是人类要用爱来调和，这种调和的成功，必定要有专导的人。我在灵隐飞来峰上看见两个雕像，就是唐朝时，印度有两个大师，把我国的教宣传到中国。我想这两个大师初来的时候，见到这样湖山，也感想到自然界是到处一样，但是他的本意不是来玩赏湖山，是传导相互的爱。因此，印度文化有许多到中国了，如同中国几个大师到印度去，也有同样用意。这点真诚是永远不磨灭的。灵隐飞来峰极似印度灵鹫山，那石壁上的雕像亦可算一种爱的表示。这些大师是代表相互的爱显现出来的，为人类友爱的模范，如是使我们人类可以从友爱上寻光明的路。他们来中国并不像欧美人带了枪炮等等而来，是拿了他们文化的精华来供给中国的，并且从沙漠徒步而来，丝毫没有畏难的样子。现在觉着交通便利，民族很容易接近，这固然是科学的功劳，什么火车啊，轮船啊，但是科学只能使物质方面增加便利，总不能给我们心灵上有许多便利和愉快，反觉着促进人类互相残杀的危机。试想想欧美人到了别国地域内，对于当地民族的真精神不能了解，因为被私欲迷住的缘故。前面所说两个印度大师到中国来，只要带了赤裸裸的一颗良心，现在我来，也如这两位大师的精神一样。因为中国、印度两民族间自有一种不可分离的爱，我虽在贵处住两三天，觉有深切的爱存留着。但是现在时候，我们两民族应该共同努力，把一切污秽的历史和痕迹，都要排除净尽，去找出一条中印交通的运河。这运河的交通是沟通人的爱，没有别的利益关系。我自己相信一个印度人到了西湖，就觉着无限的快乐，登山游湖，心地光明，没有丝毫玷污，好像本身的精神和山水的灵气，已结合一致了，这纯是爱的作用。我们印度不是完全的国家，没有什么军备，可以向他种民族施压迫，只有一颗赤心来接待人，所以中印两民族的结合，纯粹要以友谊为基础，一致努力，把东方的文明来发扬，这也是中印民族的责任。我在本地设大学一所，叫做白哈喇底Beherat，这字义里面，含有普及印度文化的意思，很希望中国也到那里研究。今天我是没有工夫讲这大学的内容，可以说是一个自由研究学问的场所。我办这个大学，因为现世可怕，都是人类自杀的情形，所以大声疾呼，想要回复人类精神上的乐土。我初时立这宏愿，觉着有种伟大声浪从黑暗中发出来，激动我们，并引导我们走到光明仁爱的路上去。我到中国来，能够把这点意思得到中国人的了解，并且使中印文化重行沟通，这是我心中很满足的了。

上面之所以完整引述泰戈尔在杭州演讲的记录，一则因为这是泰戈尔此次访问中国所作的第一场正式演讲，也是在杭州所作的唯一一次演讲，仅从文献的角度看，这也是杭州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二则此次泰戈尔在杭州的演讲深刻地反映了他的民族之间以爱沟通的思想，故若要了解泰氏杭州之行的意义，则不可忽略此次演讲的内容。

无论在中国或印度，泰戈尔都是中印友谊的象征。泰戈尔对中国的感情是真挚的，他的祖父、父亲皆到过中国，年轻时的泰戈尔曾写文章抨击英国对于中国的鸦片贸易。从泰戈尔对于杭州湖山的由衷赞赏可以分明地感受到他对于中国的感情。但就泰戈尔此次访华而言，欲深切明了其意义，还须明白其时代背景。

1914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除给人类的生命、财产及其创造的文明造成毁灭式的破坏之外，也给人类的心理带来强烈的震撼。以科技、进步、机器为标榜的西方工业文明在一路狂飙突进之后，却落入人与人、国与国大规模厮杀的境地。值此情景，西方哲人有文明“没落”之叹，东方的思想者则返过身来发觉东方精神文明的可爱，竟有救济欧西物质文明之不足的作用。1919年至1920年，梁启超率团游历欧洲，回国后出版《欧游心影录》，泰戈尔于1920年访问欧洲，两者有差不多共同的感受。一方面都觉着欧洲生病了，需要东方的药方，只有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合作，才能造就免于互杀的和谐的新文明。

另一方面他们都有自己的民族本位，泰戈尔在印度创办国际大学，以研究发扬印度文化为职志。1920年4月，甫回国的梁启超发起成立共学社，以“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为宗旨，9月又组织讲学社，其手订的《讲学社简章》前三条说：本社因欲将现代高尚精粹之学说随时介绍于国中，使国民思想发扬健实，拟递年延聘各国最著名之专门学者巡回讲演”；每年聘请一人，若基金充裕时再图扩张”；所聘请者先注重于当代大思想家，其各分科之专门学者，俟扩充后以次续聘”。讲学社成立之后，聘请的第一人是美国哲学家杜威（杜氏已于1919年4月来华，由讲学社续聘一年），第二人是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10月来华），第三人是德国哲学家杜里舒（1922年10月来华），泰戈尔是讲学社聘请的“当代大思想家”之第四人。

泰戈尔此次来华，从场面和气势上看，是轰动而盛大的。但其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北洋政府与南方的孙中山政权对抗；“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旗帜全盘清算中国传统文化；受十月革命影响，知识人尤其是青年学生日益倾心于激进主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知识界对于泰氏来访及其言论，赞美者不吝其辞，批判者如鲁迅等则尽揶揄之能事。就泰戈尔在杭州的情形来看，浙江、杭州更多地表现出对于泰氏的接纳与赞赏，且不说3000余人的演讲场面，徐志摩洋溢着诗意的开场白，单说演讲之后一位听众的反映。之江大学校长王麟赓在亲聆泰氏演讲之后，对记者说：“我们听了太氏的谈话或诗歌，就不觉的身心上起愉快。”其崇拜有如此。

交

友

泰戈尔此次莅杭，还发生了一件饶有意义的事，即幸会了一位鼎鼎大名的中国诗人、同光体诗派领袖、寄居杭州的陈三立。因当时《申报》报道未提及陈三立与泰戈尔会晤之事，当事人之记载也仅泛言“在杭时”相晤，故不详两者会面的具体时间。按照上述泰戈尔在杭行程推测，15日上午，泰戈尔虽在饭店歇息，但充任翻译之职的徐志摩外出，陈三立与泰戈尔不可能会面，故二人会面的时间当在16日上午或下午演讲会之前。

陈三立与泰戈尔会见时合影

会晤的情形，结合王统照《致晨报社友书》、高梧《亚洲两诗人之墨迹》及陈三立次子陈隆恪之回忆，大致如下：其时陈三立赁居白傅路1号，与泰戈尔下榻的西湖饭店距离甚近，即使步行也不费多长时间。泰戈尔由徐志摩等陪同，来到陈寓，由徐志摩翻译，互道仰慕之忱。泰氏将自己的诗集奉赠陈三立，并请陈氏回赠诗集，但是陈三立很谦逊地表示：您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足以代表贵国，我却不敢代表我国。”《散原精舍诗》终未送成。会晤最后，拍了两张照片以资留念。一张是徐志摩与陈三立次子陈隆恪、幼子陈登恪3人围侍陈三立、泰戈尔，照片今已不存。另一张系陈三立与泰戈尔两人的合影，这帧两人合影的放大照片，陈三立在寓居庐山牯岭松门别墅时，挂在他的卧室，后来遗失。

陈三立、泰戈尔笔迹

所幸，1925年10月10日《申报》之《国庆纪念增刊》刊登了这张照片。照片所见，两人神态甚为不同，陈三立着中式长袍短褂，戴小圆帽，短须，正襟危坐，手放在膝盖上，作闭目养神状，微闭的嘴唇似有一丝笑意；泰戈尔背靠沙发，身体向左偏向陈三立，着印式长袍，须发皆白，长发边分，白髯垂胸，双目炯炯，双手拢在腹前。按，泰戈尔出生于1861年，迟于陈三立8年，其时，陈三立已逾70 岁，泰戈尔则60余岁，兼之彼时陈三立在连失妻儿之后不久，心绪恶劣，故照片中呈此形象，除恰在按快门时闭眼的因素之外，心情因素亦有以致之。

王统照《致晨报社友书》说泰戈尔在杭时“有人介绍陈三立与之相晤”，高梧《亚洲两诗人之墨迹》亦言“好事者请相与摄影唱酬”，不知此介绍人或好事者是谁，此人当为熟悉陈三立之人。徐志摩系梁启超弟子，梁启超与陈三立同为戊戌党人，且在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之时与陈三立交往密切，此次泰戈尔访问中国又系梁氏主导的讲学社所聘请，徐志摩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故由徐志摩介绍泰戈尔给陈三立，未始没有这种可能。

此次湖滨会晤，为时并不长，交流内容也很有限。对泰戈尔来说，这只是其杭州之行的一个小插曲；对陈三立来说，亦为其晚年生活逸出的一个旁枝。但是此事之意义绝不止于此。《申报》刊出此帧照片，题为“今代亚洲二诗人合影”，倒是点出此次会晤的意义所在。揣想当时，拥有诺贝尔奖文学奖获得者桂冠、热心热情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经由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新月派诗人徐志摩居间翻译，与中国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谦逊的陈三立亲切交谈，该是怎样一幅景象！这本身就是世界文学史上非常难得的一幕。事后，陈三立的弟子袁思亮有诗记此事云：天竺诗人万里来，湖楼对影留真图。诗人古貌自奇伟，炯炯目电飘银须。漫漫春云淡秋菊，道味终愧先生腴。各乖语言异文字，但以声气相呼应。徒知灵淑在天地，不限夷夏分贤愚。虽然此事未易道，吹竽要贵能知竽。”信然。由中印文化分别孕育出来的两位大诗人，虽然语言有隔阂，但诗人之心迹却是相通的。西湖有幸，见证了两位大诗人的相遇。

一篇署名“高梧”的文章——《亚洲两诗人之墨迹》，特别点出了陈三立与泰戈尔相同之心迹。此文称陈、泰为“亚洲并世二诗人”“并世之两雄”。谓散原之作“约理入神，超绝蹊径，有卓然者”，“其造境托意，指事咏物，有其天赋之智慧，绝人之识力，别裁之精诣，贯而一之”。晚岁为诗，“肆其忧患天下之心于楮墨之间，言婉而讽，音哀以思”。泰氏则“亡国之遗黎，黍离麦秀，容已于言”，“其所以为忧愤，乃一一趋于平淡渊穆之域，言弥隽永，志益激昂，孤诣独抱，亦云尽葛薇之身世矣”。概言之，此亚洲并世二诗人，皆有悲世悯人之怀，以天赋之智慧，独抱孤诣，出之为诗。

按，高梧此文刊于民国十四年（1925）《申报》国庆纪念增刊，文章中提到：“愚窃接两公之绪论，而又获藏两公之墨迹也，因并摄影揭之，以示世人。”可见，该增刊刊出的陈三立与泰戈尔在杭州的合影以及两人的手迹，皆为高氏所藏。虽然尚不知高氏是何人，但可肯定他同陈三立与泰戈尔都熟悉或有所接触，说不定该文中提到的让两位大诗人“相与摄影唱酬”的“好事者”，即为高氏自己。此事存疑待考。

陈三立与泰戈尔在杭州的会面，在数年后还有人在追寻。1931年7月16日，在上海的词学大师龙榆生致函在杭州教会学校之江大学任教的夏承焘，请求代访散原老人与泰戈尔在杭州会面的合影照片，夏承焘寻觅多日而不得，于7月28日回复龙榆生。从此事可见，中印两位大诗人的会面，在国内诗坛是一件令人印象深刻、具有特别意义的事。

1924年4月17日晨，泰戈尔一行赶赴城站搭特别快车返沪，于十二时抵上海北站。之后，泰氏北上南京、济南、北京、太原等地作旋风式的访问，其间在北京停留了25天，梁启超的讲学社为他过了 64岁生日，再回到上海，搭轮船前往日本。后来，泰戈尔于1928年、1929年两度经停上海。1941年，泰戈尔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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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杭州文史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