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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天那篇文章——500年前，中西方命运的分水岭（上）中，我们讨论了永乐帝派遣郑和率领的舰队下西洋的目的，而当郑和死后，他耗费28年时间记录下的舰队档案销声匿迹了。 然而几乎与此同时，一位远在葡萄牙帝国的公爵也在准备让他的舰队进行远航。 这个人就是亨利王子（1394年3月4日 - 1460年11月13日）。 亨利王子（1394年3月4日—1460年11月13日） 全名唐·阿方索·恩里克，维塞乌公爵，他是葡萄牙亲王、航海家 亨利是葡萄牙国王约翰一世的第四个孩子，在15世纪的前50年，他派遣手下的航海者对非洲的西部海岸进行了探索，要是没有航海者亨利王子的先行探索，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holomeu Dias）就不可能于公元1487-1488年绕过好望角，华斯高·达·伽马（Vasco da Gama）也不可能完成往返印度的航行。 葡萄牙政府为纪念亨利王子逝世500周年建立的发现者纪念碑 而哥伦布也就不会开始他寻找印度航路的探索。尽管亨利王子本人从不曾亲自驾驶船只出海南行，但他的确是把航海当作了自己终生的事业，他在葡萄牙海岸的萨格里什建立了通往大西洋的航海基地，并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所国立航海学校，孜孜不倦地把一艘又一艘的船只派出这个乱石丛生的海港。 有时候，亨利亲自组织船队；有时候，他会授权某位船长代为组织，并从后者通过航海获得的贵重物品中分取一半。在一开始，他的船队一直徘徊于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之间，这时候的亨利时常是入不敷出。 尽管他的船只在体塑上都远不如郑和手下那些集国家之力建造的巨舰,但亨利却在持续时间和探索地域方面留下了更显赫的记录。 亨利和他的葡萄牙帝国 他手下的人进入了玛徳拉群岛（Madeiras),又发现并开辟了阿佐利群岛（Azores)以及佛得角群岛的一部分。 公元1434年，吉尔·埃内斯(Gil Banes)在十四次失败之后，终于绕过了非洲西海岸的博哈多尔角，完成了其他葡萄牙水手拒绝或未能完成的任务。当时的大部分人都害怕船只会坠入深不可预测的大海。 很多人害怕任越过了博哈多尔角会变成黑人；热带的海水全在沸腾，会让人被煮熟而死；一旦人接近赤道，太阳光就会以液态火焰的形式倾泻到他的头上。 这些禁忌在我们看来是荒唐可笑的，对敢于打破这些禁忌的葡萄牙人来说，是对自然探索的重大突破，对自我标准的再造。 15世纪三、四十年代,葡萄牙人的小型帆船(适用于沿海岸航行的轻快帆船，机动性强)继续了他们往南方的航行。 1435年，阿方索·冈卡尔维斯·巴 尔达亚(Alfonzo Goncalves Baldaia)越过博哈多尔角并继续航行300公里；1441年,诺·特串·斯唐(Nuno Tristao)抵达位于萨格里什与赤道中点位置的布兰克角(Cape Blanco），15世纪五十年代，佛得角被发现并成为航海事业的重点；1460年，亨利王子去世之后不久，佩得罗·德·辛特拉（Pedro de Sintra)抵达了塞拉利昂。 巴塔利亚皇家修道院 亨利王子的安息地 在一开始,亨利总是敦促下属去北方海域对穆斯林的商船进行掠夺，而不是探索显得荒无人烟的非洲西南方向，直到1441年一艘载有黑人奴隶的船只回到了葡萄牙后，亨利王子明显加大了对航海事业的赞助，他的基督教信仰没有妨碍对黑奴贸易的支持。他更关心的是在传播基督教事业和对北非摩尔人的战争，因为在当时，黑人是被认为没有灵魂且不值得关注的种族。 同样作为航海家的郑和每次出海之前，他都会以个人身份向女海神（妈祖）献祭，他于公元1409年在锡兰建造的那块碑上分别以中文、波斯文、泰米尔文写下的碑文,碑上的内容表达了他对佛陀、安拉以及印度大神毗湿奴的敬意。 对于葡萄牙的亨利王子而言，这样一种“大团结”式的碑文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他之所以会对西非探险产生兴趣，就是因为受到了葡萄牙军人在1415年征服北非穆斯林城市休达的鼓舞。 早期的摩尔人 亨利王子自身存在着两种形象，他是第一个现代探险家，但却有着浓郁的中世纪“十字军”的色彩，这两种形象有着相当大的反差；但若是单从航海者亨利的动机来看，他是一位典型的伊比利亚十字军。 亨利进行非洲探险的一个主要动机：就是要“深人敌后”，即从海路绕道包抄与他为敌的摩尔人。 和其他许多中世纪基督徒一样，他也对祭司王约翰的传说并不陌生。祭司王约翰被认为是撤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某个信奉基督教国家的国王。如果葡萄牙的军队能够顺利抵达几内亚——也就是被他们称为黑非洲的西非地区，他们就可能找到对抗摩尔人的同盟，从而可以从南面对异教穆斯林发动攻击。 亨利王子进行航海探险的用意乃是寻找军事同盟，而郑和的目的则是以外交手段为中国的宗主地位寻求承认，进行稀有物品的贸易来满足皇帝的幻想与自尊。 两相对照之下，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虽然亨利王子的探险活动并未实现他在军事和外交上对抗摩尔人的意图，但这些航行却也并非一无所获：欧洲人由此而获得了新的地理知识，提升了绘制地图的水平，还鼓舞了后来的葡萄牙航海家。他也由此将自己的贸易发展壮大，并把许多大西洋岛屿纳入其控制之下，从而使葡萄牙的政治实力大为增强。 亨利王子雕像 总的来说，航海者亨利的活动把宗教和经济的动机结合了起来，整个葡萄牙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和部门都被他调动了起来，而对于利益的渴望更是极大地鼓舞了葡萄牙人。 这和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亨利王子的航海事业受到了其兄长——国王杜阿特一世的大力支持，后者赋予他好几种皇室垄断特权，这让亨利可以分得博哈多尔角以南地区所获得的贵重物品中的一半，还让他成为了马德拉群岛、阿佐利群岛以及佛得角的“领主（Land lord）”，葡萄牙境内沿大西洋和地中海海岸的整个渔业以及珊瑚采集业也都被亨利垄断，在这一区域捕鱼的渔人全都必须向他交纳税金。 亨利王子成了除国王以外最有权势和影响力的葡萄牙人，不论亨利王子支持的这些航海活动最终效果如何，首先，葡萄牙的商人也必须支持航海活动，因为航海和奴隶贸易可能给他们带来可观的利润；其次，因为他的航海活动带有传教的目的，有利于教化野蛮人，对抗异教徒，教会一方同样支持亨利；另外，葡萄牙的贵族也支持亨利，因为航海活动能给他们带来潜在的封地和新的贵族头衔；最后，潜在的殖民和发财机会，让葡萄牙的农民无条件支持亨利的航海探险。 瓦斯科·达·伽马 （约1469—1524年12月24日） 葡萄牙航海家、探险家，从欧洲绕好望角到印度航海路线的开拓者 亨利的事业得到了葡萄牙社会各界的支持，所以，他根本无需作一个真正的航海者。一个现代历史学家评论说：“就因为亨利在萨格里什建起了一所地理学家和航海家的‘学校’，亨利用他自己全部的才与潜能调动了他的整个家族和国家的才智与潜能，他根本无需设计船只、训练水手、培养领航员，或者鼓舞士气。” 所有这些都被浓缩在他的命令里了，他所需要做的就是把整个葡萄牙的潜能整合起来。正是因为葡萄牙的亨利王子把那些潜能整合起来，才有了我们在教科书里读到的那个“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而中国明朝郑和所统率的那几次远航，则仅仅是探险而已。 不过，郑和与亨利王子之间有着十分有趣且相似的地方：首先，这两个人都是在为他们各自的君主谋求权力的扩张，尽管在方式上不尽相同；其次，两人也都不支持将探险所到之处彻底征服，而且不约而同地产生了由“宗主国”对落后地区进行经济控制的想法；再次，这两个人都拥有足能远洋航行的大型船只。 然而不同之处在于，亨利王子的航海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而郑和下西洋却标志着一个国家的远洋事业的结束。 位于里斯本的贝伦塔附近为了纪念航海家亨利王子逝世500周年建造的航海纪念碑（局部） 葡萄牙的亨利王子终生不曾远离大陆，却以“航海家亨利”之名永留史册；而明朝的郑和身为远征舰队统帅，麾下舰船数百，却以太监身份而被人熟知。 当然，亨利王子的一生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并不是因为个人的航海技能。而郑和的太监身份也并不会令他在管理人员和船只方面的出色能力减色分毫。决定此二人之历史角色的，是各自所处社会的社会环境和价值观。也正是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价值观，极大程度上决定了明朝人和葡萄牙人以何种方式对待这些先行者之航海功绩。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对于我们而言，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拥有“事后诸葛亮”的后见之明。对亨利王子的航海结果，我们早已了然于心。 我们非常清楚：“亨利引领着一个国家走上了一条通往世界尽头的道路。”我们同样知晓了后来发生在明朝的事，明朝在有能力进行远洋航行的情况下停止了对海洋的探索，相关的卷宗被神奇的消失在了明朝皇家的档案馆中，其舰队因为儒家学者认为劳民伤财而被下令销毁以阻止皇帝升起这种不仁政的想法。 新航路的开辟 但在郑和的远航结束仅100年之后的16世纪，明朝就遭到来自欧洲航海者的骚扰。到了公元1850年，本可以同欧洲争一日之长的中国，却沦为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猎食对象，这实在是很值得思索的。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就算郑和本人希望成为亨利王子那样的先驱者，他也很难做到。 因为15世纪中国的社会结构给他设置了大多的障碍。 郑和虽然拥有统帅、外交家、航海家等耀眼的身份。但是，除去这些耀眼的光环，他的身份首先是皇帝手下的一名宦官。他之所以能跻身上层社会，完全取决于皇帝是否恩宠，对于一个军人或个体实业家（探险资本家）说，明朝社会提供给他们的生存空间实在很小。 士农工商 在明朝，国家断了贸易，天子任用了大批仆从来执行他的意志，郑和也只是其中之一。皇帝永远不会像葡萄牙国王那样将探险活动“承包”出去。与此同时，明朝社会里也明显盛行着反对商业、歧视商人、排斥外国的偏见思潮，比如：朝廷大部分的收入来自土地税，而非个体商的赋税；人们思想中根植着“士、农、工、商”的等级排序，在道德上，农民的社会地位远比商人要高（在欧洲的中世纪，人们也有类似的看法）。 在儒家和基督教的意识形态中有一个重要的共通之处：他们都赞赏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对于满身铜臭的商人是贬低的。不过，因为西方长期处于割据、相互竞争的局面，又对来自“东方”的货物有极大需求，这就促进了资本主义城镇和贸易在公元1150年后的崛起。 与此同时，发生在这个世纪里的十字军东征也推进了欧洲人在思想认识上的改变，原先那种蔑视商业的偏见逐渐消解。 相对而言，由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压力（比如：战争）迫使他们改变对贸易和外界的传统看法，此时的中国人更加自负。另外，在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儒家学者看来，如果认为中国需要来自阿拉伯和苏门答腊地区的药草，那就是在自降身份。 生活在中央帝国的人们并不是因为遗传的偏见才歧视外国，他们歧视是因为他们有那个实力，因为他们的确拥有一个更加繁荣富强的国家。
万历十年（1582年）明朝疆域图 谭其骧 在整个15世纪里，他们周围的国家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中国相提并论的（恰好周围的邻居们陷入了衰退）。所以说，我们丝毫无需惊讶明朝皇帝会轻视海上力量这个事实，他更倾向于保持强大的陆上军事力量。 对于15世纪的中国来说，最主要的军事威胁来自北方蛮族而非来自日本或者马来西亚的海盗；也正是这些北方蛮族，将在未来的17世纪里用他们的铁蹄踏遍这个国家的全部土地，由此看来，不论是中国还是葡萄牙对于各自的道路其实都做出了非常合理的选择。 不过，以我们“事后诸葛亮”的历史学家的角度看来，欧洲实业家们对于财富的渴望，无疑让他们的远航对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而中国的下西洋活动则是为了实现天子的意志。 在郑和死后，大明再也无力继续支持相似的远航，而在15世纪中期至18世纪末，短短300年的时间里，在世界的另一边，欧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追逐利润的大航海时代直到双元革命。 也是在郑和死后，欧洲人给世界带来了战争、掠夺和殖民地，以及最重要的现代国家的雏形，从这一刻起，欧洲就成为这个世界的中心。 从500多年前亨利王子和郑和两位伟大航海家不同的命运轨迹，就可以看出他们所代表的中西方命运的走向。 （完） ·近期好文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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