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你史不史啊在南宋及元初的诗文中，“云萍录”常被人们提及。那么，“云萍录”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会盛行于这个时代？时人又是怎样看待它的呢？ 一、师友名录：“云萍录”的性质与内容“云萍录”是一种带有名录性质的书簿，友人信息、序跋及题词是其主体内容。 友人信息，包括其姓氏、籍贯、年甲、履历以及父祖子孙情况等，多由本人填写。 序、跋常出自名士之手，意在凸显录主社会交际的广度与深度。 题词或是对友人信息的补充说明，或表达对录主的尊敬与感谢。在时人看来，受邀题写“云萍录”体现了他人对自己的认可，是件十分光彩的事情。 宋人包恢的“昨蒙记云萍，得得睹台星”就表达了与诸多贤达同在一列的喜悦心情。文天祥曾为刘震孙的“云萍录”题词，在文氏看来，刘震孙“以直节名一代”，能在他的“云萍录”中留下名姓，是何等的光荣与自豪。  “云萍录”是一种带有名录性质的书簿，友人信息、序跋及题词是其主体内容 二、社交资源：“云萍录”流行的时代背景“云萍录”的流行时段约为12至14世纪之间，也就是南宋到元初的这段时间。 事实上，除了“云萍录”外，当时还流行着多种名录：如同窗之间流传有“同舍小录”；同年及第则有“同年录”；新到任官员拜访的地方士绅写入“下车录”；同在一地为官的还会编写“同官录”。 而以上这些名录皆以“云萍录”为参照。这从另一侧面说明，时人十分注重以名录的形式记录自己的交友状况，而“云萍录”是最常用、最流行的一种。 有意思的是绝大多数与“云萍录”有关的人物都来自南方，其中又以江西、浙江等地为最。元代持有“云萍录”的士人也大多集中于上述地区。目前，我们较少发现同时期来自中国北方的士人（例如金国文人）提及、持有或填写“云萍录”的记录。换言之，多数与“云萍录”有关的士人都生活在南宋的疆域范围内。因此，“云萍录”仅在南宋，特别是江南地区的文士阶层中盛行。  多数与“云萍录”有关的士人都生活在南宋的疆域范围内 “云萍录”之所以流行，必与其功用密切相关。“纪之以备忘”是时人对这种名录作用的基本认识。人们还希望这些保存于名录中的交谊可以“契及于子孙”，或者“他日子孙四方相遇，犹称先契”，也就是希望彼此的友谊能够在后辈中继续延续。 同时，这些名录还被作为“谒具”来使用。据李昴英《题彭昌诗下车录》载，彭氏到任后曾以“下车录”“谒诸公”。另据刘将孙《送倪天全序》知，人们还常以“云萍录”夸示乡党。因此，它在某种意义上又成为士人身份的一种象征。 可以说，“云萍录”已超越了单纯的名录功能，被赋予了更多的意涵。世人对“云萍录”社交功能的推重，实际反映的是对交际对象及社交网络的重视。而这又与南宋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云萍录”已超越了单纯的名录功能，被赋予了更多的意涵 随着科举制度在宋代的发展与成熟，越来越多出身于社会下层且“无恒产”的平民得以投身场屋，然而激烈的竞争又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屡屡失意于科场，不得不浪迹江湖。如何让“士人社会”接纳身为寒素又未有科名的自己，成为横亘在这些士子心头的一大难题。或许，“云萍录”可以是解决问题的一把钥匙。 宋之前的知识阶层，其仕途由于有门第保障而相对稳定，社会等级之间因而缺少流动。宋代科举制度的迅猛发展和印刷术的迅速普及，创造了庞大而前途不定的士绅阶层，激增的社会流动将整个知识阶层卷入了竞争型的生活状态，士绅通过血缘、地缘、业缘、社缘等方式建立群体网络的现象因而大量出现。 激烈的社会竞争改变了士子们的生活方式，那些梦想跻身士林却又缺少家庭背景的寒门子弟，需要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塑造自身的社会形象及影响力，“云萍录”所体现的正是士子们为建构“社交网络”而付出的不懈努力。 为了尽可能扩大自己的社交网络并借此播延声誉，不少士子积极奔走。比如欧阳守道《题胡自牧云萍录》写道：“自牧年壮气盛，方结交四海以有所为，燕南赵北万里外皆兄弟也。”诗中的胡氏以结交四海为志，必须奔走四方，因此极有可能是一位谒客或游士。“云萍录”就是他结交四海的依凭与见证。 为了立身与扬名，游士需要广泛的社会关系为他们制造、传播声望并由此彰显身价。易言之，游士们需要用“云萍录”来“经营”、展示自己的社交网络。从这个意义上说，“云萍录”既是社交资源的一种“账本”，也凝结了他们构建社交网络、获取社会关系资源的良苦用心。  “云萍录”既是社交资源的一种“账本”，也凝结了他们构建社交网络、获取社会关系资源的良苦用心。 三、朋友之伦：理学家群体对“云萍录”意义的建构现存有关“云萍录”的文献多出自理学家或与理学家关系甚密的士人之手。南宋至元初，正是理学逐渐获得主导学术界话语权的时段。维系道德伦理，是这一学术派别极为重视的一个问题。 随着诸如陈文蔚、欧阳守道、熊禾等理学家以及文天祥、姚勉、谢枋得等一批膺服理学的士人的介入，“云萍录”逐渐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内涵。 首先，理学家从朋友之伦的角度赋予“云萍录”深刻的伦理意义。 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是儒家极为重视的“五伦”，而“云萍录”的兴起则包含了人们对朋友之伦的思考。 朋友之间的“聚散无常”是“云萍录”序文中常提及的一个话题。在理学家眼中，“聚散无常”包藏着某种导致世道浇薄的隐患。而“云萍录”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虚拟性地满足了朋友间相聚的愿望，成为士人们寄托思念的绝佳载体。 其次，理学家为“云萍录”注入了交友之道等精神元素，这突出地体现在士人对“云萍”一词的理解上。 实际上，宋元士人对“云萍录”这个称名有着许多不同的看法。有些士人认为“云萍”一词没能体现出交友的基本精神。谢枋得就主张以“交信录”代之。  朱熹像 谢氏认为：“交”意味着双方在精神上的契合，是朋友之伦的基础；而“信”是朋友交往中最为重要的准则，是“交”的保障。比起“无情”的“云萍”，“交信”自然更具“达道”的意义。这种主张得到了熊禾的响应。他也认为，“交信”一说体现了“同门同志之士，不以穷达皆能信其道、守其学不变”的内涵，完全符合“孔氏家法”。 当然，也有不少士人不仅肯定“云萍录”这一称谓，还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发掘其中的“深意”。姚勉的理解就颇有特色： “云萍”本比喻人之聚散如天上之云、水中之萍般无常。姚氏在借用这种比喻的同时，巧妙地将喻体转换为人生观与宇宙观，从而含蓄地透露出择友标准的意义。 再次，理学家还突出了“云萍录”在道德评价与自我砥砺方面的功用。 许多宋元士人都主张以变化的眼光看待友人，并表达了欲以“云萍录”观友人之“进退”的想法。欧阳守道就认为“云萍录”“当谨记其姓名，以观他时之所立”，以促进友人道德上的长进。 结语：遗憾的是，明清两代已极少见到“云萍录”的相关记录。清末大儒孙诒让误将陈窻的《云萍录》著录为别集，可见清人已疏于此种书簿。巧合的是，孙氏之高足俞樾与“云萍录”另有渊源：俞之弟子张小云曾将其师游历过程中的四十件事绘为一图册，取名为《云萍录》。而这与南宋士大夫手中名录性质的书簿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遗憾的是，明清两代已极少见到“云萍录”的相关记录 更多精彩请点击“关注”，如有不足之处还请批评指正，敬请留言，必定认真回复！ 文中图片来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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