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之九】世论桀、纣之恶,甚于亡秦。实事者谓亡秦恶甚于桀、纣。秦、汉善恶相反,犹尧、舜、桀、纣相违也。亡秦与汉皆在后世,亡秦恶甚于桀、纣,则亦知大汉之德不劣于唐、虞也。唐之万国,固增而非实者也。有虞之凤凰,宣帝已五致之矣。孝明帝符瑞并至。夫德优故有瑞,瑞钧则功不相下。宣帝、孝明如劣不及尧、舜,何以能致尧、舜之瑞?光武皇帝龙兴凤举,取天下若拾遗,何以不及殷汤、周武?世称周之成、康不亏文王之隆,舜巍巍不亏尧之盛功也。方今圣朝承光武,袭孝明,有浸酆溢美之化,无细小毫发之亏,上何以不逮舜、禹,下何以不若成、康!世见五帝、三王事在经传之上,而汉之记故,尚为文书,则谓古圣优而功大,后世劣而化薄矣! 【拙解】世间论及桀、纣之恶,认为甚于灭亡的秦朝。实事论者说秦朝之恶甚于桀、纣。秦朝、汉朝的善恶相反,犹如尧、舜与桀、纣相反一样。秦朝与汉朝皆在后世,由秦朝之恶甚于桀、纣,则亦可知大汉王朝之德不弱于唐尧、虞舜。唐尧时的“协和万国”,是夸大之辞而非实有其事。虞舜之“凤凰来仪”,在汉宣帝时期已有五次凤凰到来。汉明帝时祥瑞之兆同时出现。德优故而会出现祥瑞,祥瑞同样出现则表明功德不相上下。汉宣帝、汉明帝之德如果劣不及尧、舜,何以能招致如尧、舜时的祥瑞出现? 光武皇帝似龙兴凤举,夺取天下如同拾物,何以称之功德不及殷汤、周武王?世人认为周朝的成王、康王使周文王之伟大功业未受损害,舜的崇高品德使尧之盛大功业未受损害。方今圣朝继承光武帝,沿袭汉明帝,有更为兴盛愈发美好的变化,无细小毫发之失,上溯怎会不及舜、禹,下察何以不若周朝成王、康王!世人所见五帝、三王之事皆出自经传之上,而汉朝所记载的事情,尚属文书,于是便称古时圣人德优而功大,后世者德劣且教化薄弱! 【小议】桀、纣之恶事,由商、周史官所书,或有其实,或许也有虚妄之论,新朝多写些旧朝的恶事,可彰显推翻旧朝建立新朝的“顺天”之意。世称秦恶,或许是因为秦凭借其强大的武力,亡周灭诸侯,期间杀伐无数,天下除秦人之外无不深受其害,故而后世称秦恶。即便秦始皇建立了九州统一的秦国,然而仇秦之怨却是难以消除,刘邦举剑、项羽执戟,共同反秦,天下应者无数,秦至二世即便消亡。汉高祖是在消灭了楚地劲敌后,真正建立了大汉王朝。能灭掉世所公认的恶秦者,自然便成为了“善”。汉高祖很会用人,制定了完整有效的治国方略。用现代的话说,汉朝更注重治国“软件”的建设,即重文、尚礼,亦强军,同时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典章制度。汉朝盛世之时,帝王不恶,天下太平。对于有所成就的帝王而言,所谓的“德”,实则是“能”。人们在说王中“圣”者时,所举之例皆为治国安民之功业。德,体现的是人的本性;能,则是人建立功业与否的本事。德者获赞,能者建功。德与能兼备,是为圣!三皇五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等,成大功业者无数,何人德优?何人功盛?皆为人间奇伟,令人赞佩;皆是高不可攀,焉敢擅论妄评? 王充(公元27年-97年),字仲任,东汉时期思想家,唯物主义者。 《论衡》共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仅存篇目,实存八十四篇,是东汉思想家王充重要的唯物主义著作,展示了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但也包含了一些重“命”思想。《论衡》的出现,在中华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由于作者身处的时代使其世界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并不影响其著作的历史重要性。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研究和对待历史经典和思想文化的科学态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诸子百家各有千秋。品读国学经典,从中汲取有益养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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