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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首按语：岑瀑啸医生，出生于中国广州医学世家，1992年中山医科大学六年制医学系毕业后赴美，并于1995年到1998年在纽约大学医学院附属的Lenox Hill Hospital（该医院现附属于北岸大学）任内科住院医生，之后的1998年至2001年，在费城天普大学医院（Temple University Hospital）任心血管专科住院医师兼内科带教导师（Clinical Instructor）。 2001年起担任位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AdventHealth医院（原佛罗里达医院）心血管专科医生及佛罗里达中部大学医学院临床助理教授至今。岑医生拥有美国内科、心血管和心脏移植等专科认证。 她也拥有Creighton University的医学伦理硕士学位，是AdventHealth医院系统的“医学伦理会”成员。 关注本公众号的读者应该对岑瀑啸医生有所了解，岑医生曾经以自叙的形式，以自己从一个医生变为癌症病患的亲身经历，与我们分享她在角色转换过程中的躯体体验和心路历程。文章字句真切，情感细腻，发人深思，对当今的无论是医者，还是病人及家属都不乏启迪之功。 今天，我们再次把岑瀑啸医生请到这里来，通过视频的形式与您面对面进行交流。这个视频本是岑医生的《谈“善终”》的系列讲座之一，“生命礼物”，我们今天向读者推出的这一讲是有关捐赠人体器官移植给其他病人的话题。我想，关于人体器官移植这个概念很多人是有所了解的，但是有人把自己的人体器官捐赠出来移植给其他病人，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它具有什么现实和积极的意义？在这里，岑医生会向你娓娓道来。 岑瀑啸说，今天的内容和她作为医生的职业身份没有关系，只是想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成员说几句话。 假如你问我，如果我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我需要器官移植的话，我愿意不愿意接受器官移植？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当然希望假如在我不幸在得了严重心力衰竭、肝衰竭、肾衰竭，我需要器官移植时，作为被医生认为能够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排队等待适合我的器官，以求挽救我的生命，我当然愿意！ 既然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就也要成为器官组织的捐献者。 在这个世上活着的时候，我要认真做事和好好地爱， 并且，在能够为自己的医疗和健康做决定的时候，除了正式登基成为捐体， 也会向亲朋和爱人表达清楚：当我因病不能表达的时候，我要捐献我身体的器官和组织。同时我希望爱我的他们，在想念我的时候能得到一些安慰。 岑医生讲：一个人死后，他的身体，不仅可能救活八个人，还会让五十几个人的生活质量能够得到改善：例如，我死后，八个人可能得到我的心脏，肝脏、胰脏、肾脏、以及两个肺、小肠，得到实体器官移植，其它的五十多人，能受惠于我的眼角膜、皮肤，升主动脉、肺主动脉、身上其他管径比较大的静脉、还有骨头、韧带等等，改善生活质量。我的很多器官和组织，对于他人来说，都是宝贝。 岑医生进一步举例说：如果有的人的椎骨需要手术，我的骨头可以坚固他的脊椎；还有，需要冠脉搭桥手术的病人如果自己的下肢静脉质量不够好，我的静脉可以给他们用；皮肤，可以帮助大面积烧伤的病人减少感染的可能；角膜可以帮助失明的人，另外，角膜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血液和组织的配型，膜库随时都有角膜供应。 ；即使有的身体部分不能用于移植，例如，眼球，可以送到眼睛研究机构，帮助研究黄斑退化和糖尿病眼底膜的病变，和青光眼的治疗；脑，也是可以整个地捐献给研究脑病变和治疗的科学家们，帮助失智和帕金森病的患者。 岑医生还说：在我死的时候，即使有的器官，例如，肾脏和胰脏，已经有病变，不再适合做器官移植，依然可以上文提到的不能被他人移植进体内的眼球和脑那样，捐献给研究机构，让糖尿病病人将来可能有新的治疗办法。 在美国几乎一半的人口，登记了成为器官和组织的捐献者，但是为什么器官和组织移植的来源这么有限呢？因为大部分人是死于“循环死亡”而不是“脑死亡”，他们的大部分器官都不适合再用来做移植的作用的，为什么呢？ 岑医生接下来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解释：绝大部分器官移植的来源是来自于“脑死亡”的人。医院里死亡的人，大约有百分之二左右的人是能够被定义为脑死亡的。脑死亡是什么呢？---当大脑和脑干失去了功能。脑死亡的标准是很严格的，在六十年代末期，美国的很多个州，都在医学上承认了脑死亡是死亡的标准。在1981年开始，美国五十个州的法律和医院都承认了脑死亡这个标准。 岑医生以她自己来做例子进行了说明：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尽管我开的很小心，但是假如有人酒驾、看着手机短信、手持电话专注交谈，总之走神了。他的车撞向我，让我受到大面积的脑损伤，同时，我还有心跳和呼吸。医护人员来了，紧急进行抢救，送到医院的重症室，在几个小时之后我的脑组织有出血、损伤以及随后的水肿，以至大脑和脑干都失去了功能。神经内科医生和重症医生，两个医生分别来做很严格的检查，确定了十二条脑神经都完全没有了功能，才可以判断我是否已经脑死亡。 医生会用棉签碰触我的眼角膜，看我会不会眨眼；用小手电筒照我的眼睛，看有没有瞳孔的收缩；还可能用冷水注入我的耳朵，看我眼球有没有平衡反应；用棉签接触刺激我的喉咙，有没有作呕和疼痛的反应。更重要的一步他们会测验我有没有呼吸的反应---就是在给我足够的氧气之后，把吸管插管和呼吸机断开，当我身体内的二氧化碳慢慢积累到一定的浓度，如果那个时候我的脑干中的呼吸神经完全没有反应，我不能自主呼吸的话，证明我的脑干死亡。当然，脑电波的消失，脑血流的停止，这些都证明我脑死亡了。 我生前已经决定了死后成为器官和组织的供体。那么，我的身体就会继续在呼吸机的帮助下有足够的氧气，让心跳继续，使身体的其它器官和组织有足够的血液循环，保持着活力。这个时候，捐献采集鉴定的医学团队，来决定我的器官和组织是否可用，特别查明我做捐体的意愿，以及与我健康决策人谈话。明确我捐献的决定，网络上我的血型组织型等等生物免疫特征，与正在等候器官的病人配对，各位移植手术医生从不同医院来到我死去活来的这间医院，在手术室，完成我生前的愿望。这些医学人员和治疗我的那一组医疗人员，是完全没有关联的。正是因为职能上有严格的分别，我不会担心抢救我的这个团队因为看到我的作为供体的用处而不做最大的努力。 二十年多前，我接受内科心血管和心移植的临床培训，二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今的医疗水平，已经让接受器官移植后的病人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但是供体的大量不足，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美国，已经有大约一半的人登记了成为器官和组织的捐献者。但是，如果这个数字从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九十，那岂不是更多的人受益？其实，正是因为器官和组织来源的有限，能够排队等待接受器官移植的人总是极少数。 例如，有一百个人考血透析或腹膜透析，也就是俗话的“洗肾”，维持生命等待接受肾移植，这一百个人中，只有二十个人左右能被列到排队等待的人员名单上。只有这二十个人被判断是身体最适合接受这些数量不多的肾脏移植的。八十个人在接到拒绝通知信的时候，知道自己没有希望得到肾移植了；而这二十个知道自己可以排队等待肾移植的人，仍然有很多人在一天天的失望中生活，直到死去，都等不到适合他的肾脏。在美国一年大概有一万七千例的肾移植，有一部分是来自活体供体的，是亲人和深爱自己的人捐出自己的肾脏两个中的一个，但是绝大部分还是死者的肾捐献。 岑医生说：绝大部分情况下，我不是在突发严重脑伤和病变下死去的，也就是说，我很可能不是以“脑死亡”的形式离开这个世界。我死的过程和原因，绝大多数是循环死亡而不是脑死亡。什么是循环死亡呢？就是我的心跳停止了，在我的心跳停止之后，我的脑接着死亡，因为失去了血液的供应。以上述交通事故为例子，如果我受到重创的不是脑，而是身体的其它部位，严重内外出血，甚至心脏被撞破裂，主动脉爆裂，当场心脏已经没有了跳动，或者是救护人员来把我接到医院之后，那几个小时，或者几天的时间，我的心跳停止。然而这个时候我的大脑并没有先于心脏死去。当然，因为我的心脏停止了，大脑也会很快失去功能，那时候我就会被判断为循环死亡。 在循环衰竭的过程中，我的一些实体器官质量并不能达到被移植到别人身上的水平。例如，我临死之前，可能有好几个小时甚至多天血压很低或者严重心律失常，药物不能纠正或改善，使我的组织和器官的血液供应不良，另一个可能是严重感染，总之，部分失去功能的实体器官就不适合用于移植给别人了。 但是，即使是在循环死亡下，我的身体组织还是可以帮助很多接受移植的病人人改善生活质量的---如上所述，皮肤可以用于烧伤病人防止皮肤感染，角膜，骨头，韧带…… 总之，我死后，依然可以让自己的身体，为别人的健康做贡献。我也相信，在这个时候，爱我的人，在因为我的离去而痛心的同时，会因为我的身体帮助别人而欣慰，少些遗憾。我今天是以我自己为例子，讲一讲器官移植的计划，我希望你们看了这个视频会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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