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萌芽于民间，起源之说众说纷纭，词体风格有何成因？

词，最初萌芽于民间，称为“曲子词”，后来又称为“诗余”“乐府”“长短句”等等。关于词的起源，历来说法较多，其中主要的不外是：起源于古诗说，起源于乐府说，起源于五言、七言近体诗说，起源于音乐说。尽管各家的说法都没有给人一个圆满的答案，但他们所申说的理由，也不可一概抹杀，仍有其合理的成分可供研究参考，关键在应当立足于整体观照，综合分析研究，只偏执一端，不顾其余，似难得出客观、科学的结论。我们认为，词的起源问题，从词体本身原因看，最主要的还是与音乐有关（特别是与隋唐之际的燕乐有关），其次是与民间词有关（民间曲子词为唐代文人所吸引，纷纷染指于词的创作，到盛唐时词体形成，但与诗文比较，尚处于附庸地位，不能登“大雅之堂”）。

离开音乐和民间词来谈词的起源问题，似有舍本逐末之憾。先看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如果仅就诗歌的长短句形式看，早在《诗经》和乐府诗中就出现了，它对后世词体可能有一定启示，但毕竟不是词体产生的直接原因。如果就音乐而论，它的渊源关系就值得特别重视，即春秋以前用的是“雅乐”，汉魏六朝乐府用的是“清乐”，隋唐时期用的是“燕乐”，词就是在这种音乐的土壤中萌芽、诞生。宋人沈括就曾指出：自唐天宝十三载（754 年），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这段话大体勾勒出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三个阶段，词就是在第三阶段应时而生的。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得更明确具体：“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说明词的产生与音乐（特别是燕乐）有密切关系。

唐沿隋制，尤为重视音乐与文学结合的艺术价值和音响效果。随着音乐和文学的不断发展和丰富多彩，词的产生和兴起，也就是势所必然的事了。再看词与民间曲子词的关系。词又是植根于民间土壤环境中的。《旧唐书·音乐志》载：“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胡夷”之乐指边境少数民族和外国民族的乐曲；所谓“里巷”之曲，是指民间（包括城市）流行的乐曲。当时的“新声”，就是由民间艺人、歌手综合了中原音乐、外来音乐和民间流行音乐而成的一-种音乐，曲子词的产生就很能说明词与民间音乐（新声）的关系。后来经文学家和音乐家的共同努力，使词体正式确立。我们还可从唐肃宗时人崔令钦的《教坊记》得知，隋唐以来一些词的曲调，在此书中作了记录，所录燕乐曲名达三百二十四调，如《望江南》《菩萨蛮》等，这些曲调都是当时流行的新曲子。

词起源于民间，已被敦煌曲子词证明（详见本书第二章）。关于词产生的具体时间，至今仍有争论。大体可分三种看法：隋代说；初唐、盛唐说；中晚唐说。笔者以为第三种说法较为合理。词的起源包括多方面原因，应当进行综合性研究，对于各家所说，凡是有根据、有道理的，都应吸收或归纳，不能为了一己之见而排斥其他合理的意见。我以为，诗歌演变为词的过程，最主要的还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诗歌与音乐结合的“音乐文学”：古诗（指《诗经》可人乐者）、乐府诗、近体声诗、词、曲。这条线索是与音乐密切相关，区别在于古诗、近体诗中的某些诗是因诗配乐，词、曲则是按谱填词。二是诗词曲与音乐分道扬镳的一条线索。

自古诗、近体诗以来，与音乐没有直接关系的作品仍占多数；自词体确立以后，由“倚声填词”到与音乐分离（仅按词牌的格律形式填词）；由与音乐结合的曲到与音乐脱离关系的曲文。词的乐谱尚存时，倚声填词者占主流，但不排斥按词牌格律形式填词的方式，二者并行，至乐谱失传，按词牌格律形式填词又成为填词的唯一方式，与音乐彻底分家，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格律诗形式。曲的情况亦类似词的情况。词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再加上与音乐结合，真可谓锦上添花，撩人心怀。这种可唱的词，在相当大程度上带有娱乐性。我们从晚唐五代、宋初的许多词作及其本事的记载中，从众多的诗话、词话、笔记等文献记述中得知，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士大夫文人学士的相对集中，词这种富有抒情价值和艺术感染力的品种，无疑给它带来了广大的市场。

又因为它具有大众化、通俗化的特点，适宜于酒宴歌舞等娱乐场合演唱，内容、腔调的选择必然多系儿女之情一类，声情软媚。歌唱者又须为女性（--般是受过相当训练的歌女、歌妓），声音美听，呈“女音化”。词人作词，也得考虑便于女性歌唱的“声口”，所谓“女不唱雄曲，男不唱艳曲”之别就在于此；女性只有唱艳曲，方能打动人心，应听者所好，博得赞许。婉约风格的形成，与音乐的助力是分不开的。不同的词调，表现不同的声情，填词合乐就涉及选择词调，而词调又给词的格式带来不同的特点。“软性”的抒情音乐，本来就具有柔美的风格特点，它要求词所表现的内容基调也必须相称，方能和谐协调，所以词的字声、韵位、句式、分片（音乐术语：又称阕）等格式都应按词调要求去安排。

只要留心注意，就不难发现婉约词常用的是哪些词牌，且占绝对优势。这不仅给婉约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且在后来婉约词的创作中出现了愈来愈多的具有个性风格特色的婉约派词家、词派（分支）。晚唐、五代的文学创作中追求“香艳”和形式美的倾向，也使婉约词找到了适宜的土壤和温床，作家的审美心理或多或少受到影响，起着不同程度的变化，他们渐渐体味到词在描写柔媚题材方面的抒情功能特别强，所描写的景物、人物形象又是美不胜收，音乐的艺术感染力令人倾倒。人的兴趣往往趋向好新好奇，人的私情总不能老是被埋在意识的底层里，只要有机会就会进发出来。长期以来总是写近体诗，加之受“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之类诗教约束，不免显得单调、呆板，又难于尽兴。

词这种新体诗，从内容到形式的某些优点和特点，正好投合了他们心理上、情感上的需要，与当时文人圈子里的生活情趣合拍，而且写这种新体诗，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更自由地抒发感情，更细腻地描写心理的微妙变化。《花间集》的问世和欧阳炯写的序，都表明了对婉媚艳丽词风的肯定和赞赏。这部歌词集，人选作家十八人。编选者是从这批文人所写的新曲子词中精选出来的，是合乐可唱的（“合鸾歌”“谐风律”），并肯定了它的欣赏价值。总之，晚唐五代乃至宋初的小令，都是沿着“缘情”的路子发展下来的。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作者重视情感的真实，文辞的优美，音乐的动听，手法的婉转，从而形成早期婉约词的独特风貌和风格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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