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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几篇我们分别讲了秦国商鞅变法、齐国管仲改制、晋国文公新政，此外我们还提到了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其实其它很多诸侯国都进行过不停程度的改革，就连最保守的鲁国，也曾进行过“初税亩”的土地改革，而且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都要改革呢？  难道是仅仅因为穷？孔老夫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反观所有的改革，针对的其实都是财富分配问题，涉及到君主、权臣、平民三个群体。 一、新技术对旧秩序的冲击很多人把“三家分晋”看做是春秋与战国的分水岭。因为三家是“臣”，晋主是“君”，臣弑了君，是犯上作乱，孔子说的“礼崩乐坏”，就从这里开始。 在此之前，贵族们是很讲究“礼”的，哪怕是在战场上。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一书中说过：“周朝的贵族们都讲究礼仪，即使在敌军面前，也要表现出武士的风度——驾车的人和冲锋的人，在向敌军挑战时必须遵守严格的程序，否则就会被对方讥讽为不懂礼仪；当遇上爵级比自己高的人，士兵必须小心谨慎，不能打掉对方的帽子；尤其在遇见对方的国君时，更要注意礼节，无论如何不能伤害到对方的国君。”  春秋时期的战争甚至可以用“温文尔雅”来形容，大多跟华山论剑的要求一样，只决胜负，不决生死，通常是“点到为止”，一旦决出胜负就停止战斗，不置对方于死地。 这在我们现在的人看起来可能有点不可思议。实际上，如果我们了解当时贵族的组成，就很容易理解这种现象。周朝是“家天下”，周天子分封诸侯，大多数都是周室宗亲，所以交战各国国君之间都是叔伯兄弟关系，自然不好意思下死手，所以一般也没有大规模的战争，主要也是贵族跟君主的事，平民嘛，重在参与。  战国时期就不一样。新权贵上位，战争只在乎胜败，不讲究礼仪，都以消灭对方为目的。代表事件是楚宋的泓水之战，讲究仁义礼仪的宋襄公没有趁人之危，却被楚君打得一败涂地，还被射了一箭。 这一阶段战争在形式上也表现为大规模的歼灭战，最典型的就是秦赵的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坑杀40万赵军。一场战役打得赵国从此一蹶不振。  要说春秋末期的阶层迭代原因，主要应该得益于生产力的发展——冶铁技术的进步。 在此之前，主要生产工具是石器、木器、骨器，青铜器作为贵族专用的器具，应用都不普遍，其生产效率可想而知。所以只能采用“人海战术”来生产，用数量来换效率。与之配套的是土地制度是井田制，把一天地分成九块，中间是“公田”，是贵族家的，周围八块是“私田”。奴隶共同耕公田，收成都归贵族，自耕私田，收成归自己。但是掌握分配权的是贵族，为了使得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贵族自然会把公田划得大大的，私田划得小小的，这样子，让奴隶一辈子都把精力放在公田上。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想要积累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冶铁技术的成熟，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廉价的铁器被广泛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大大提高了效率，让下层人士逐渐积累了财富。 跟现在的人有钱就不愿意打工的道理一样，古时候的人有了财富后也不愿意再受贵族的奴役，由开始怠工到开始造反。可怕的是，铁器的使用使得造反的成本也下降了，以前拿着木棍打不过拿青铜剑的贵族，现在拿着铁器，个体对抗力量就基本均衡了，而且下层人士自然比上层多，数量优势进一步提高了造反的成功概率，于是造反之事顺理成章，层出不穷。  上层贵族为了缓和矛盾，只好不断妥协，放权让利。于是诸侯国都出现了土地改革措施，如鲁国“初税亩”，秦国“废井田，开阡陌”，晋国“作爰田”等等，虽然有各种不同的名字，但我们发现实质主要有两点：一是承认私有财产；二是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取代了人海战术的奴隶经济。 二、 民智觉醒贵族地位下降，很多本就边缘的贵族子弟，渐渐就没落到不得不放下身段跟平民一起混了。平民地位的上升，渐渐也更关注精神上的需求，想学习了。于是，“私学”兴起。 没落的贵族子弟孔子，就办起了“私立学校”。孔子本就是旧贵族的后裔，他把贵族的礼仪规范，包装成“君子自学”，向平民阶层推广。此外还有墨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等等，诸子百家都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周游列国，传播其主张与知识，部分人也被各国重用，逐渐形成一个新的介于旧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阶层——士。  这是一条新的成功通道——一个人可以不管出身背景，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奴隶获得地位的跃升。 其中苏秦的成功故事很典型。他出身贫寒，曾经跟随鬼谷子学习，学成后游说列国失败，穷困潦倒，被嫂子鄙视，饭都不给吃。后来经过“锥刺股”的刻苦学习，终于获得赵王赏识，配六国相印，衣锦还乡，嫂子长跪不起，他问为何，嫂子答：“因为你从穷小子变成了大富翁啊！” 这种“学而优则仕”的成功事例在当时非常多，吸引着更多的平民投身学习，也进一步加速了民智的觉醒。 三、新的政治诉求下层人士一方面掌握了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民智开化，活得越来越明白，于是有了更高层面的需求——政治权利。 士大夫阶层的崛起，也有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从君主角度来说，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交通越来越便利，君主能掌控的范围越来越大，原来的管不到的地方也能掌控了。君主就不愿意再把土地分封给诸侯了，于是传统的分封制随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郡县制”。很多人可能会以为“郡县制”是秦国首创，其实不然，它最早出现在楚国。从考古遗址来看，目前发现春秋时期的9件铁器，多在楚国境内。这是生产力影响政治制度的一个佐证。  二是从士大夫角度来说，为了获取更高层面的权益，也会积极向政治中心靠拢。当时盛行的“养士之风”，正是这种内因的外象。新旧权贵为了掌握更多的政治资源，豢养能人异士，这就是一种政治投资。 君有心，士有意，两者一拍即合，形成了一种新的秩序。 当士大夫阶层的实力积累到超过诸侯，诸侯就会被架空；当其实力超过国君，就会颠覆政权。于是我们看到大夫篡权，鲁国三桓架空了鲁国国君，齐国陈氏取代姜氏掌控国家，郑国宰相韩氏把郑君变成了傀儡…… 从列国君主的角度出发，除了削弱自己藩国来获取利益，日渐雄厚的实力也养肥了扩张的野心。于是我们发现，各种灭国战争此起彼伏，最终剩下“战国七雄”还不止息，一直到大一统才结束了纷争。 四、为什么是秦国？为什么是秦国？难道就因为他姓赢（嬴）？  这首先要看的自然是实力对比，不过实力背后，却是改革有多成功。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发现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搞得好的，最后都会取得胜利。 而这改革搞得好不好，标准又在于受益面有多大——得到切实利益的人越多，改革者得到的支持也就越多，如果这种支持还能为改革者所用，那力量是可怕的。 我们简单对比一下： 秦国“开阡陌“+”军功爵制”，是全国各个个体都能受益，且按功劳分配，多劳多得； 晋国外姓家族轮番执政+“作爰田”，主要是数个家族受益； 其他诸侯国是同族宗亲世袭执政，主要利益肥水不流外人田。 孰优孰劣，一目了然。至于韩、楚等国的改革，都因旧贵族势力过大而失败，最终只成为了秦国商鞅变法的参考案例，自不必说。 秦国公族势力没有其他诸侯国那么强大，其改革阻力更小，而有楚、魏等国的变法参考，秦国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变法也更加彻底。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春秋战国的改革，是社会分配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调整，是代表知识分子的士大夫对宗法制度下旧贵族的迭代。春秋战国，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没落，封建制度兴起。昔日旧权贵失去了市场，到秦末，农民高喊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便可揭竿而起。最终，平民出身的刘邦终结了乱世，人间也迎来了新的秩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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