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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妻子:幸福是要自己创造的

 冬不拉拉 2019-12-09

丈夫: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妻子:幸福是要自己创造的

01

周有光是谁?

周有光老先生,向来颇有争议,他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创者之一,也是汉字简化的参与者之一。

喜欢他的人,冠以他“汉语拼音”之父的名号,不喜欢他的人,则称他为传统文化的破坏者。

周有光早已不在意荣辱得失,只在乎妻子张允和泡的茶。和妻子相濡以沫的69年,早就胜过一切纷争。

他最骄傲的是,曾经一无所有的穷小子,获得了真挚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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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有骨气的人

周有光先辈曾袭爵正五品云骑尉,但到父辈早就落魄了,辛亥革命之后,时有时无的俸银也终于没了。不过相比于其他人,周有光还是幸运得多,接受了完整的教育,既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

对周有光影响最大的是母亲徐雯,因为父亲吸大烟,并且独宠姨太太,年过50的徐雯,忿而带领5个孩子,和旧家庭“分手”。她独自抚养5个孩子是很难的,这样的做法在当时看来,也近乎于疯狂。

周有光由母亲拉扯大的,学业上也很争气,考取了当时有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

周有光吃饭还能解决,但要付得起没学习200银元的学费,几乎是不可能的。幸好有三姐同事的资助,才凑够学费,进入圣约翰大学。

在大学,周有光主修经济,副修语言。因为有教会和银行的资助,圣约翰大学在上海,不管是教员配备上,还是硬件设施上,都是一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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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在这里也受到国内一流的教育。但上海圣约翰大学,到底还是个教会学校,宣传西方宗教是根本目的。

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学校,反而催生出了一批爱国者。

“五卅惨案”过后,全国各高校纷纷反对帝国主义,圣约翰大学反而压制学生爱国运动,开除参加爱国运动的学生。导致了部分教职工的不满。其中孟宪承教授慷慨陈词,周有光到老还记得孟教授的演讲:

看到同胞为外人屠杀漠不关心,这对我们平日所讲的国民自觉教育,将无法自圆其说。今后,我们也无颜再以学问文章与学生相见于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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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教授率领500多名师生集体出校,这五百名师生,在爱国人士的帮助下,成立了崭新的大学,就是后来的光华大学。

周有光就是这535名出走的师生之一,在后来回忆中,许多学生听了孟宪承的演讲后,排着队,拿着铺盖就离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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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相遇爱妻

妻子张允和本是妹妹的玩伴和同学,从相识到相爱,两人花了8年时间,在黄浦江,西湖,钱塘江各处,都留下过约会的掠影。

相比于自家的没落付不起学费。张允和的家就富足多,祖父是晚清重臣张树声,父亲张冀牖也是有名教育家和校主,家有百亩良田。

有人说能娶到张冀牖的四个女儿,都是大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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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恋爱到结婚,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周有光却犹豫踌躇。自己虽然毕业工作,但和张允和家世背景差的太多,还有弟妹要养活,生活的重担,让他有一丝自卑。和张允和,门不当户也不对。

周有光曾给张允和写过信,说:

“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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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新式教育影响的张允和,思想不受旧社会的束缚,她当即回信表明,女人的幸福要靠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而不是靠男人的施舍,她在信中写道:

幸福是要自己创造的。”

周有光深受感动,也深受鼓舞,两颗心义无反顾的走到了一起。

婚后在老丈人的支持下,夫妻二人到日本人留学过一段时间,回国之后,周进入了金融界,张也进入报社。

一直到抗战之前,周有光夫妇的生活相对比较安逸,但在西安事变之后,二人曾参与救援“七君子”,普通人的生活,开始和国家一样动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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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抗日战争中相依为命

抗战爆发,上海沦陷之后,周有光夫妇决定撤到后方,因为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留在沦陷区,难免会有汉奸的恶名。

一大家子七八口人,向内陆迁移。这段后撤的历史是困难的,能坐火车汽车的路途很少,大都是靠人力迁徙,伴随敌机轰炸,经常有性命之忧,周有光和张允和是幸运的,好几次都死里逃生。

在重庆安定之后,周有光进入政府担任金融类职务,张允和进入学校教书。和当时“共赴国难“的将士一样,后方支援的功绩同样不可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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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中没有柔情,能熬过一次轰炸就觉得幸运,填饱填一次肚子就觉得很幸福,要是前方传来了将士们的捷报,夫妻二人能喜极而泣。

二人相濡以沫撑过了抗战,回到了上海。看到满目苍夷的上海,不惑之年的周有光,携妻子,又踏上到美国求学工作道路。

在美国,他们看到了现代工业化国家的强大和高效,也对祖国未来充满憧憬。

有趣的是,工作结束的时,二人曾有一次环球旅行,回到祖国时,已经是新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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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汉语拼音方案

在新中国,周有光开始做的金融工作,帮助恢复上海金融秩序,并进入大学教授经济学课程。在那时,金融人才是很少,也很少有回国的。

而后周有光参与了文字改革委员会。虽然他是个经济学家,但在早年语言文字做过专业性很强的研究。

关于文字改革成败的问题,直到今天,都有争论,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周有光,有人称他为“汉语拼音之父”,也有人骂他“死有余辜”。这次改革涉及两块,汉字简化和汉语拼音。

周有光认为汉字不可能一成不变,曾以标点为例说过一段话。

“标点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在三千年不使用标点的文章中加入标点,是一件牵动文化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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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楷书,再到今天使用的汉字,变革不可少。

但周有光反对用字母代替汉字,早年他曾支持国“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但后来慢慢地发现了不正常的地方,放弃汉字等同于放弃文化。

在“方块字”的存留上,曾有很大分歧。最极端的意见,是彻底摒弃汉字,全盘学苏联,用斯拉文字母代替。

那时周有光始终认为,中国人不会放弃使用汉字。这场争论持续了很久,后来周总理一锤定音,认为推广汉语拼音是为了推广普通话,而不是代替汉字,结束了这场争论。

周有光的贡献,主要在汉语拼音上。周有光和同事们,花了三年时间,才完成了《汉语拼音方案》,他是其中主要的制作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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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大难之间的相互扶持

相对于工作上的争论,周有光夫妇最难熬的是对他们身世的批评。在动荡年代,各种运动无一幸免的都摧残过夫妻二人。 周有光有时异地分居,进牛棚,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

夫妻多能同享福,但不一定能同患难。他们同样是幸运的,相互信任、扶持、鼓励,才闯过了人生最黑暗的时刻。

年老之后,二人依旧从事汉语文字上的工作,只是从风华少年变成了白首之躯。

二人晚年依旧从事文字语言相关工作,周有光每天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坐在椅子上接过妻子张允和泡好的茶,喝完茶,他也会放下手头工作,帮妻子剪剪花,弄弄草。

值得一提的是,周有光和沈从文是连襟,沈从文娶了张允和的妹妹张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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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周有光曾帮助日本的夏普公司,指导其汉字打字机的输入程序,不过后来因为计算机的兴起太快,打字机退出了市场,但也为后来的汉字输入,做了个很好的尝试。

二人80岁的时候开始接触计算机,妻子张允和不会拼音,周有光作为“汉语拼音之父”,只能手把手教这个“徒弟”,妻子打出的第一个词,不是别的,而是“亲爱的”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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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时代的读书人,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同时,也力所能及的为国尽微薄之力。

周有光和张允和夫妇,并没有做过什么今天动地的大事,但汉语拼音方案,对后世影响深远。

张允和虽然家世显赫,但从不用钱来衡量周有光感情,两人因为相爱,才会相互扶持和鼓励。就这样过了一辈子,她总结他们的晚年生活:

“红茶、电脑,两小无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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