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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代时，罗马天主教会派遣的方济各会的修士，元代蒙古人统称之为“也里可温”。在元代社会，也里可温教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仅次于佛、道两教，但是由于它并没有真正在中国社会扎下根来，而是仅仅依靠政治势力，依附于上层社会表层，当年大都城内曾设教堂两所，受洗礼者数千人，在鼎盛时曾发展了3万多名信徒，随着元朝的灭亡，它也难觅踪影。 公元1552年,沙勿略逝于广东上川岛。沙勿略在日本传教时被问到：“如果基督教是真理，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知道呢？”这种质问使他意识到基督教要想传入东方要先进入中国。但当时的大明帝国禁海，除了正规使节其他人都禁止进入中国。  方济各·沙勿略，最早来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 罗耀拉，1534年建立耶稣会首要的规则之一就是要求他的成员必须学会其所在国的语言。 范礼安，1573年耶稣会总会会长任命他为修道会长，并委以东印度全体耶稣会士巡察使一职。“渗入中国唯一可行的方法”，他在给总会长的信中写道:“就是调整我们的策略，采取一种与迄今为止与我们在其他国家所用的完全不同的方法。”这可以称为是“划时代的观察”。它明确地预告了“欧洲人主义”的时代被打破了，代之以尝试种新方法，将天主教作为一个外国的胚芽移植到具有反抗力的、不友好的中国文化的躯干上。天主教回归到最初的、发生潜在作用的角色，悄悄地进入中国的文化躯体,并尽力使之发生内在变化,这就是范礼安的见识。 罗明坚于1579年7月到达澳门，这时范礼安已经在两周前到日本去了。范礼安给他留下了指示，让他去学习“读、写和说”中国的文字和语言。这是迈向对中国文化渗透的第一个步骤。 1580年11月，罗明坚跟随一些葡萄牙商人来到广东。在路上，罗明坚劝说他的同伴们，要遵守中国的礼仪，这样做使中国的官员很高兴，他们改变了对葡萄牙人以往的看法，因而自始至终都邀请罗明坚出席所有公开的会见。 那么多年面对正面的进攻仍然是紧密关闭的大门，开始在同情、理解和文雅的压力下打开了。 1578年3月29日，利玛窦离开里斯本，开始了前往东方的 航程。同行的有罗明坚。他先在交趾、果阿传教,后被范礼安调到中国。显然，范礼安在1582年做出了好得不能再好的选择。他命令耶稣会印度省派利玛窦到澳门。  利玛窦，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 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到达肇庆。在那里，他们在总督给予的土地上，建造了中国内陆的第一个天主教建筑仙花寺。利玛窦和罗明坚每天早晨穿好袈裟，逢人合十说是来自西方，以此拉近和中国人的距离。 他还力图使人信服，具备关于中华文明的知识是做一个能够胜任的传教士不可缺少的开端。 利玛窦和范礼安一样，不是根据一个制订得很完善的行动计划开始工作的。他的方法的不同点在于，更注重待人处世的态度：即尊重中国的人民和文化，并以真挚的、谦逊的精神处世，使自己能够适应所处的环境。 西方文明在机械方面表现出天才的实力，使利玛窦等人能够 检测天球仪、太阳象限仪、分光棱镜和自鸣钟。在与参观者们的交谈中，利玛窦了解到中国人在对世界的看法上存在着缺陷和不足。这促使利玛窦着手绘制一幅世界地图。这件事注定要对中华民族的世界地理知识产生深刻的影响。在随后的一些年里，他 几次三番地绘制、修改和放大世界地图，正如他后来所写到的，“这种地图被印制了一次又一次，流传到中国各地，为我们赢得了极大的荣誉”。  1581年，罗明坚写了《问答集》。曾在信仰上接受过利玛窦指导的秀才，在利玛窦的帮助下，将该书从头至尾翻译完，于1584年的11月以《天主圣教实录》的题目出版了。这是用中文表达的第一部天主教著作。它讨论了天主的存在、天主的特征，人们关于天主的知识、灵魂的不朽、自然法则、“摩西律法”、天主教法律、天主的化身、圣礼和些类似的话题。 为帮助来华的人学习汉语，罗明坚和利玛窦编了一本字典《葡华字典》第一次用罗马字母标注汉字，是汉语拼音的雏形，后又和郭居静合作于1605年，推出了新的汉语拼音方案。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收藏有罗明坚创作的14首中文诗词，这是西方人写下的第一部汉字中文文学作品。罗明坚在日记中称自己是“愚笨的人”，他自己相比利玛窦认为中文学得不够好。 1588年9月8日范礼安将罗明坚派往罗马，去操办推动教廷向中国派驻大使馆一事，最先打开中国大门的罗明坚，从此再也没有返回中国。可以说是罗明坚打开了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大门。四任教皇相继在不长的时间内去世，使罗明坚在罗马教廷一事无成。等待中，罗明坚将四书五经中的《大学》的部分内容翻译成拉丁文，在意大利出版，这是东方的哲学思想第一次展现在欧洲人面前。 1607 年5月11日，满怀遗憾的罗明坚在故乡去世，他将最后的祷告献给了遥远的东方，以及他孤独的伙伴利玛窦。 1592年，十年没发展一个信徒问题出在哪呢？一个叫瞿太素的人告诉利玛窦，如果长期以洋和尚的面目示人只会引起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的误会甚至反感，利玛窦茅塞顿开，要想被文人和官员接受最好是锦衣华带，以文人自居。改变带来了非比寻常的效果，日记中写到：“这不是为了尊重，主要是为了改变地位，让人知道我们是科学家是文人墨客，由此以来，儒士们也允许我们到那些体面的地方去了”。  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导致了记忆力的高度发展，但是很多中国人还是被利玛窦的记忆能力折服。因为他在读了一遍 400 个不相关的汉字之后，不但能顺着将它们背下来，还能倒着复述出来。为了让那些羡慕他的朋友也能学到这一本领，他写下一篇关于记忆的短文——《西国记法》。 在南昌，利玛窦还结识了两位住在南昌属于皇室家族的王爷，并与他们建立了真诚的友谊。《交友论》就是为其中的一位王爷——“建安王”写的。他的《交友论》已被重印多次。事隔 390年，在1914年的5月《交友论》以连载的形式出现在《 神州日报》上，足见它长盛不衰的影响力。 当时建安王请他解释一下欧洲人对友谊的看法，写这篇文章的起因是为了满足建安王的好奇心。中国人习惯上称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为“蛮夷”，让他们感到吃惊的是，这些“蛮夷”竟然在友谊这个话题上有如此高雅的论述，这使中国人感到很亲切，欧洲的文明程度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的地位也一下子提高了。 中国人对间谍问题非常敏感。更重要的还有，官场里的人惧怕国内秘密结社。因为大多数的结社都具有革命的性质，因此在南昌不再采用在肇庆和韶州那样的设公开的礼拜堂的做法而采用“分散式传教”。 在礼仪问题上，他将“ God”译成“上帝”或“天主”，“Angel”译成“天神”，“Soul”译成“灵魂”。 以“孝”为基本的道德规范，以及随之而来的顺从、尊敬和服侍伺候，体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主干。这一点比其他任何因素 都更强有力地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和连续。仅仅记住这一点，就可以理解所谓的“中国礼仪”。即“孝道”坚持子女对于这一道德规范的实行，绝不能在双亲去世就终止，他们必须继续为父母履行应有的礼仪，就像父母仍然活着一样。 而对于死者，孝道只能以一种纪念的、象征性的形式表达长久尽孝的愿望。这是祭奠祖先的礼仪的意义和功能。与向活着的长辈行鞠躬礼一样，在中国有向祖宗牌位鞠躬的礼节，向这些牌位行礼就是对祖先尊重和敬仰的直接表示。在对孔子的敬仰上，祭孔的礼仪与祭祖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所不同的是，仅文人学者阶层须履行祭孔的仪式，但是，西方人却对此不以为然。 作者：彭毓芬 作者已授权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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