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聊了哲学产生的社会条件，但是我们知道，在符合这些条件的时代中，也不是所有人都成为了哲学家。这说明哲学的产生不仅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而且还需要一定的个人素质。今天我想再聊一聊哲学对个人素质的要求，即“什么样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哲学家？”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哲学产生于闲暇、惊异”。我们就顺着亚里士多德的这两个要素来做一些新的理解。 先来看看“闲暇”这个因素  世界上很多学科的出现都是随着人们的现实需要应运而生的。因为要建造金字塔，所以埃及人发现了众多的数学和几何学定理；因为要了解天气变化规律以保证粮食产量，所以各大河文明都很早就开始了天文学观测。 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是，哲学并不是应现实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它的思考对象和研究对象根本就不在现实世界中。从这个层面来讲，哲学是人类的一种“高级的精神娱乐活动”，它不关心现实利益，它只关心虚无缥缈的抽象世界。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仍然挣扎在饥一顿饱一顿的生存危机中，或者他整天忙的颠三倒四，回到家累得倒头就睡，现实的生活问题或许就已经让他精疲力尽了，他怎么可能还有剩余的精力去建设自己的精神世界，关心更高层次的哲学问题呢？ 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闲暇的人，或者人只有在闲暇的时候，才有可能从容不迫地思考一些无关现实利害的问题，这是哲学发生的重要前提。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不发达或者分配制度不民主，很多不幸的人可能终其一生都在为一口饭而挣扎，他们没有闲暇，所以与哲学无缘。 现在呢？我们有了先进的生产力和公平的秩序，我们再也不用为温饱而发愁了。我们有闲暇了吗？ 似乎没有，我们总能为自己找到一些事来做，不管有意义的或没意义的。无限的市场为我们显示出无限的利润，频繁更新的商品在不断催促着我们去购买，它们身上的标签不断刺激着我们的攀比心理。在商品拜物教一统天下的局面中，我们每个人都成了欲望的奴隶，在这些欲望的鞭策下，我们不敢有一刻懈怠。或许我们获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却不满足于它微薄的薪水；或许我们终于做上了头等舱，但却还想在尔虞我诈中最终胜出；或许我们已经有房有车，却想得到更多以体现自己的派头。总之，我们在不断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真正的成功总是那么遥不可及。在这些不断刷新的目标面前，我们把自己逼得越来越紧，我们忙得喘不过气来，眼里只有成功二字。哪有闲暇去思考毫无用处的哲学问题呢？ 闲暇从最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悠然自足的心态，有了这种心态，就算再忙，我们也可以见缝插针、忙里偷闲。对于在成功学中走火入魔的现代人来说，“闲暇”，这个哲学最基本的条件可能已经成为了最大的奢侈品。  再聊聊“惊异”这个因素。 一部哲学史就是一部问题史，哲学史中耐人寻味的并不是哲学家的隽永哲思，而是贯穿在这部历史中的问题。正是这些发人深思的问题才吸引一代又一代伟大的灵魂将精力倾注其上，浇灌出璀璨夺目的智慧之果。所以对于哲学而言，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重要百倍。 所以，要想让自己生发出哲学思想，我们必须怀有一颗“惊异”的心，即发现问题的心。注意，这种惊异不是指去探索科学中的未解之谜、也不是谋求某个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而是在最平常的事物中发现问题。 我们生活在常识中，这些常识为我们提供最基本的生存经验，有了它们，我们才可能去预测、去实现、去期望。我们提前等在公交站台，因为常识告诉我们公交车会准点到达；我们在车流中穿过，因为常识告诉我们在红灯亮起的时候两向车流会停下。何为常识？常识就是习以为常的认识。当一种认识变得习以为常，我们往往会忽略它，把它当作天经地义的定理。但是哲学，尤其是那些深刻的哲学问题，总是从对这些常识的惊异与质疑中发芽：常识能不能经受住理性的审察？天经地义的秩序和联系在逻辑上是不是也能自圆其说？ 如果说有哲学精神的话，那么它应该指的是质疑常识的勇气。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惊异”应该是这种精神。  当然了，我们谁也不能保证拥有了以上两种特质，你就一定可以成为一名哲学家。要想成为哲学家，还需要广泛的阅读和超强的思辨能力，甚至一定的天分。但是不能成为哲学家也不打紧，至少我们可以像一个哲学家一样去参与生活，观察生活，这何尝不是一种收获呢？ 相关文章链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