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朝六科官员示意画像插图 所谓六科，指的便是明朝政治机构体系中的“吏、户、礼、兵、刑、工”六科，顾名思义，这是一个针对明朝“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而设立的政治机构。 而由于其前身是来自于明朝的“给事中”，只不过在明洪武六年（1373年），明太祖朱元璋改制，“设给事中十二人，秩正七品，始分为六科”，正式将“给事中”分化为六科以后，这才正式确立了“六科”之名，所以也可以将这六科统称为“六科给事中”。——《明史·职官三》  明太祖朱元璋画像插图 六科“官阶”低但是据史书资料来看，在明太祖朱元璋于“明初，统设给事中”之时，“给事中”的官职并非上文所说的“正七品”，而是“正五品”，虽不算高，但也属于明朝那“九品十八级”官阶体系中的第九级，属于中层。——《明史·职官三》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明朝的“武英殿大学士”，以及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改制以后执掌“量刑之轻重”的“大理寺丞”，便是“正五品”官职，但是单说文官的官阶体系难免会有些模糊，无法量化，所以也就无法形成一个具体的概念。 那么咱们就从明朝的“武臣”官阶体系去说，在明朝的武臣官阶体系中，最容易量化的“正五品”官职便是“正千户”了。顾名思义，就是负责掌管一千户军户的武官，这么看的话，那这“给事中”在明初的政治地位其实还是不错的。 但是在洪武六年（1373年），明太祖朱元璋针对“六部”，将“给事中”改制分设“六科”以后，却直接把“正五品”的官阶降到了“正七品”，甚至于洪武“二十四年，更定科员，每科都给事中一人，正八品”，俨然是把“六科”所属官员的最高官阶进一步降到了“正八品”。——《明史·职官三》  建文帝朱允炆示意画像插图 直到建文帝朱允炆执政时期，“改都给事中，正七品”以后，“六科”才算是又回到了“正七品”，但要说其地位，其实也就等同于明朝“知县”一级的“芝麻小官”。——《明史·职官三》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这“六科”直属皇帝一人管辖，且主要是针对“六部”而设，那为何却仅仅只给“正七品”这样一个“芝麻官阶”呢？ 毕竟按照明朝“六部尚书”的官阶标准来看，其在明初，“洪武元年始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时，尚书的官阶是“正三品”，后来更是被建文帝提升到了“正一品”，继而等明成祖朱棣登基后，虽恢复明太祖朝旧制，但是在尚书官阶上，却也是将其提升到了“正二品”。——《明史·职官一》 如此天差地别的官阶差距暂且不提，单是由明朝统治者直接统辖这一点，就属实有点莫名其妙，明朝统治者为何会费心费力的去亲自统辖这官阶极为低微的“六科”呢？ 这就还要从“六科”的具体职能开始说起了，因为按史书上的记载来看，这“六科”其实拥有着“封驳”、“监察”、“选官”、“廷议”等诸多大权，实打实的一个“重权”机构。试问，对明朝统治者而言，他会放任集诸多大权于一身的“六科”不管，然后让其由其它政治机构统辖吗？自然是不会的。  明朝皇帝诏书（局部）示意插图 一、六科的“封驳权”先说这“六科”的“封驳权”吧，所谓“封驳”，即是指“封还并对诏敕之不当者加以驳正”，顾名思义，就是有审核诏书的大权。 而据史书资料的记载来看，“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意思就是说，即便是皇帝的诏书出现失误，六科也有权将其封还重新拟定，在这里我们暂且先不提其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能否行之有效。——《明史·职官三》 因为单就这一条所表达的意思来看，就足以证明“六科”的权限之大了，毕竟这一条就意味着“六科”完全能对明朝的“立法”事务进行干预。 何谓“立法”？就是制定律法政令，而律法政令又是一个政权的根基之一，任何一条律法政令的制定，哪怕只是其中某一个并不起眼的小细节出现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政权的方方面面。  隋末农民起义示意画像插图 如果是出现“好”的变化还好说，造福于社稷；但是出现“坏”的一面呢？笔者说轻者劳民伤财，重者害民亡国一点都不为过吧？ 就像封建时期那数不胜数的“农民起义”事件，有绝大多数都是因为统治者在拟定律法政令时出现失误所致。 诸如隋末农民起义，百姓都因为繁重的徭役民不聊生了，统治者却不去考虑百姓的吃穿用度，而是一味的“加赋”、还对外用兵，试问，如果有人及时阻止剥削条例的下发，是不是就有可能避免起义的爆发呢呢？ 再比如赋税体系被有心人利用，继而在征收赋税之时，将每一项赋税的数目都增加一点点，看似不多，但整合到一起可就不一定了。若长此以往，势必会积弊成疾，从而导致百姓无力承担，只能是发动起义，抵抗这无休止的剥削。 所以，明朝“六科”这封驳权，不可谓不重，更别提除了有权封还皇帝的诏书以外，明朝律法同样规定，“凡内外所上章疏下，分类抄出，参署付部，驳正其违误”，六科对所有官员的奏疏同样有着“封驳之权”。——《明史·职官三》  明朝六科官员巡察京营示意画像插图 二、六科的“监察权”至于六科这“监察权”，同样是个了不得的大权，掌“稽察六部百司之事”，顾名思义，就是有着监察“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其它诸司之权。 事实也确实如此，“凡京营操练，统以文武大臣，皆科道官巡视之”，其目的也正是为了“稽其什伍，察其存逸闲否，以教其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继而也有权根据这监察结果对京营进行“赏罚，调兵食，纪功过，以黜陟之”。——《明史·职官三》 对“六部百司”同样如此，就好比明神宗“朱翊钧”执政时期，内阁首辅张居正在推行“考成法”之时，先是明令要求六部要提前把政务预估一个完成期限，然后分别记在三个“文簿”上，继而要求六部除了自留一本底册以外，还得将另外两本“一本送科注销，一本送内阁查考。该科照册内前件逐一附簿候查。”——《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 再比如明朝的“官员考核制度”，“内外官考察自陈后，则与各科具奏”，顾名思义，就是在完成考察以后，内外官的考察记录都要呈交到“六科”的手中进行核查。——《明史·职官三》 这种种案例所体现的，就正是这“六科”对“六部百司”的监察大权。 如若我们再结合“六科”同样分化为“吏、户、礼、兵、刑、工”六个小部门的体系来看，相信大家也不难看出，“六科”的监察范围极为庞大，几乎可以说是大到“吏部引选”，也就是吏部举荐选拔官员，小到“监订礼部仪制”，也就是制定礼仪什么的，“六科”都有涉及。——《明史·职官三》  明朝科举示意画像插图 三、六科的“选官权”再说这“选官权”，选官好说，就是选拔官吏，而“六科”虽没有直接的官员选拔权，但是其却可以在“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殿试充受卷官”，换言之，明朝科举体系中那四场考试，光“六科”有权参与的就占了三个。——《明史·职官三》 而剩下的那个“童生试”，其实就跟我们现在的“初中”入学考试差不多，对明朝官场影响不大。 但从“乡试”开始，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乡试所考取的是举人，除了最基本的待遇会有所提升以外，“举人”还有机会进入明朝的“国子监”进行学习，继而参加下一步的考试。 再加上自洪武十六年（1383年）开始，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命天下学校岁贡士于京师”以后，国子监就俨然成了明朝统治者的“官员选拔”基地，对其极为看重。——《明史·太祖三》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考生中举了，那人生轨迹基本就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只要进入国子监就有机会去入朝为官，而这场考试的主考官，赫然正是由“六科”官员担任。 即便是下一步的“会试”，六科官员也可以担任“同考官”，这所谓的同考官，可不仅仅只是与其他官员一起监考，其同时还有着“总裁阅卷”之权，至于最为重要的“殿试”，也就是由皇帝亲自阅卷的考试，六科官员也可以在其中扮演一个“受卷官”的角色，也就是负责“收卷”的官员。 纵观以上种种官职，无一不是极为重要的中枢官职，很轻松的就能实现对考生成绩的干预，这也就足以表明，六科虽然没有直接选拔权，但其对明朝选拔官吏之时所造成的间接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  明朝廷议示意画像插图 四、六科的“廷议权”最后再来讲讲这“廷议权”，若是按照“廷议”的自身属性来看，其“事关大利害，则下廷臣集议”的特性就足以表明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权力。——《明史·列传第八十四》 那这界定范围可就广泛了，对于封建政权而言，军政、国政、财政、立君、立储、郊祀、典礼等诸多事项，都可以说是大事。就好比明世宗执政时期的“大礼议之争”，就曾围绕"继统"与"继嗣"的礼仪形式问题而展开了多次“廷议”。 而且围绕着廷议所衍生出来的“大臣廷推，大狱廷鞫，六掌科皆预焉”的现象，也足以表明六科在“廷议”之时占据的比重属实不小。——《明史·职官三》 所谓“廷推”、“廷鞫”，便是这廷议之时的一些有关“人事升补任用”、以及“在朝堂上审讯”之事，就好比弘治元年（1488年），由于安顺伯薛瑶、以及右都督范瑾等不职事的缘故，“六科十三道官交相劾奏”，而明孝宗也当即就下诏“令兵部会各部三法司堂上官评议，有可取者，姑留供事。”——《明穆宗实录·卷五十五》 一方面证明了六科在“廷议”中的重要政治地位，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六科其实还有着“发动廷议”之权。  六科官员示意画像插图 “官阶低下”的六科为何会被明朝统治者亲自统辖综上所述，相信大家应该能对“六科”权力的大小做出一个系统的判断了吧？显然单凭六科手中所拥有的封驳、监察、选官、廷议等大权，就足以支持他们涉及到明朝的各项政治事务当中， 而对明朝统治者而言，一个掌握如此大权的机构，甭管他官职再低，也是万万不会放手让其它政治机构去统辖的。 毕竟一旦“六科”被别有用心的大臣掌控了，也就意味着政权将会迎来一场“颠覆性”的变革，明朝统治者自然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 所以明朝统治者在赋予“六科”诸多大权的同时，亦是对六科官员的升迁任免抓的极为严格。 首当其冲，就是“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顾名思义，就是但凡与朝中王公重臣有一定亲戚关系的，都不能担任“六科”官员。——《明史·职官一》 此举无疑是为了确保“六科”官员能不被官僚集团所控制，与此同时，亦是为了让六科在行使权力之时，能够不徇私枉法，或者是偏袒跟他有关系的官员，从而保证统治者的利益不受侵犯，也就相当于是在确保“执法”的公正性。  明朝官员画像插图 再者，明朝史料还曾明文记载，对于六科官员的选拔，必须是“非识逢大体者不可畀也”，也就是说，只有那些识大体，有大局观的人才能有机会充任“六科”为官。——《明史·职官三》 这一条所表达的理念其实与上一条大同小异，都是为了保证“六科”执法的公平、公正，从而让六科能够恪守本心，一心一意的为明朝统治者办事，不偏袒偏私、徇私枉法。 由明朝统治者亲自统辖的用意也正是如此，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更有效的寻找到统治者眼中的贤良之士，而不是由其他官员所举荐的官员，毕竟如此一来，那官员的德行、能力不就无法更好的保证了吗？ 而且由于是由其他官员举荐，所以难免就有可能跟着举荐的官员关系甚密，那岂不是就违背了“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的初衷吗？虽可能并无血缘关系，但殊途同归，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 所以，明朝统治者设立“六科”，并将其独立于明朝政治机构体系之外，且只由皇帝统辖的用意也就很明显了，说白了就是“皇权意志”的体现，而“六科”则正是将“皇权意志”具象化的一个“载体”。  明朝集权示意漫画插图 明朝统治者为何要通过“六科”来营造“以小制大”的政治格局明朝统治者之所以要通过“六科”来营造“以小制大”政治格局的原因，其实就如序言中所说，是为了满足统治者“集权”的需要。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并不用从六科那“正七品”的芝麻官阶去入手，毕竟廷议、监察、选官、封驳大权就在那放着，这可是其它政治机构所远远没有的待遇。 而且就事实来看，“六科”固然官阶低微，但无疑对其它政治机构的制衡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所以，如果真要说明朝统治者是为了营造“以小制大”的政治格局，这才重用“六科”的话，其实还不如说这只是明朝统治者加强集权的一个“障眼法”罢了。 明朝统治者示意漫画插图 笔者之所以要这么说，属实是因为“六科”那低微的官阶中，其实还潜藏着明朝统治者的另外一层用意，那就是“抑制”六科。 对明朝统治者而言，既然已经给了六科诸多大权，那么再给六科一个堪比其大权的“官阶”显然就没有必要了。 否则“六科官员”如果仗着其大权行凶作恶怎么办？ 另外，以“六科”那诸多权力的重要程度来看，其势大后所可能导致的后果无疑是很严重的，甚至比明朝中后期那“宦官”以及“权臣”擅权的现象还要可怕，毕竟其影响范围实在是太广了，几乎涉及到了明朝政治体系的方方面面。 但如果只给“六科”低等官阶的话，那意思可就不一样了，由于封建时期的“等级观念”极为浓厚，特别是在政治体系之中，这份“等级差异”就显得更为剧烈。 而只给“六科”官员低等官阶的话，无疑就等同于是赋予了“六科官员”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谁让明朝官僚体系中还有很多“知县”一级的官员呢！想要重新找一个简直不要太容易。 如此一来，也就在潜移默化之间让“六科官员”面对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之时，往往出于顾虑而力不从心，从而也就让“封驳权”变得名不副实，否则万一统治者一个不开心，就罢了他的官怎么办？ 毕竟“六科”官员也是要靠那为数不多的俸禄养家糊口的不是吗？而这份经济压力，无疑也就会让“六科官员”在办事的时候更为上心。 再加上“六科”与生俱来的大权优势，以及明朝“对品改调”制度的影响，因此，出于公平的考量，“六科”官员在“任满调任”之时往往都只会升迁，而不是像其他官员那般平级对调。——《万历会典·卷五·改调》 明朝官员示意画像插图 结束语而明朝的统治者也正是抓住了这几点，使得六科的“封驳权”逐渐变成了只针对“文武百官”而不针对“皇权”的模样，真正的让“六科”成了“皇权意志”的载体，成了明朝统治者“促进中央集权”、“加强君主专制”的工具。 正如朱元璋所说的，“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当所有的政治事务都受到皇权影响的时候，明朝统治者的目的就实现了，毕竟再怎么说，明朝历代统治者的最终目的，终究还是为了“集权”啊。——《大学衍义补·卷五》” 因此，若是单就“六科”对明朝统治者所起到的作用来看，明朝“六科”的出现，属实对明朝统治者整顿吏治、制衡官僚势力、以及加强皇权、促进中央集权等方面都具有着极为积极的意义。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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